第2章 《工人阶级集体行动的逻辑：卡茨纳尔逊的城市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理论基础 理论转移和替代选择
杨龙芳
艾拉·卡茨纳尔逊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与历史系教授，随后担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还是社会科学研究协会国家与社会结构研究委员会成员。卡茨纳尔逊通向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之路，经历了一个学术思想的演化过程。
1976～1985年是卡茨纳尔逊学术思想的形成阶段，他以美国和英国为对象进行比较研究，主要研究阶级不平等的起源问题。1973年，卡茨纳尔逊出版《黑色男人、白色城市：种族、政治与移民，1900-1930年的美国与1948-1968年间的英国》。1981年，卡茨纳尔逊写出《城市战壕：都市政治与美国阶级的模式化过程》，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即美国产业工人阶级政治能力较低的原因在于其特定的国家因素。除了这两本著作外，1979年卡茨纳尔逊和肯尼思·普鲁伊特曾联名发表过题为“宪政主义、阶级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机会限制”一文，这篇文章论证了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如何部分地被美国联邦政府不均衡的能力所束缚，明确提出美国政府对外干预能力很强、对内规划能力缺失。
1985～2009年，卡茨纳尔逊的学术思想进入一个大发展阶段，可以说是他学术思想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卡茨纳尔逊的学术研究主题有了较为明显的转变，主要研究英国和美国的社会政策与社会阶层问题。围绕这个问题，1985年卡茨纳尔逊出版《为了所有人的学术：公共教育和美国的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形成：西欧和北美的19世纪模式》。
从2009年至今，卡茨纳尔逊开始进入对自己学术思想反思的阶段，这是他学术思想的第三个阶段。这种学术反思集中体现在对早期著作《城市战壕》的思想观点的反思。2009年卡茨纳尔逊发表重要论文《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国家——从美国视角看19世纪的英格兰》，“将其在《城市战壕》一书中有关国家的结论作了比较和分析性的拓展，”[10]初步显示亲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卡茨纳尔逊非常直截了当地采用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变量，对工人阶级的政治倾向进行因果解释。这些变量包括与工业化有关的选举民主化的历史时机、民族国家行政架构的集权化和科层化模式、有利于或压制工作场所或居住社区中的工人阶级组织的法律环境。卡茨纳尔逊还分析了有关国家形成、国家结构和公共政策是如何影响产业工人作为政治行动者的集体认同和政党的组织运作。他解释了英国工人为何产生出一种全球性的阶级政治模式，将发生在工作场所和居住社区里的冲突与群体认同联系起来，而美国工人却同时发展出在工作场所以经济为中心的劳工斗争模式和在居住社区里进行民主化政治选举的种族动员战略。
正是出于对《城市战壕》思想观点的全面反思，卡茨纳尔逊最终通向了马克思主义，写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城市》这本集大成之作。卡茨纳尔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的“前言”中写道：“在一定程度上，我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城市这一明显特殊的主题是出于个人和学术的原因。当开始思考本书时，我已经完成了一卷论述美国城市和工人阶级形成的书。我不满意《城市战壕：都市政治与美国阶级的模式化过程》潜在的、未加考察但不是很显著的亲马克思主义品质。那本书间接地对有关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的学术著作做出了贡献，并对那时流行的学者们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致力于城市的著作提出了具有同情理解的批评。然而，《城市战壕》的中心推动力是关于美国的阶级、政治和集体行动的问题，这些问题通常被浓缩到了‘美国例外论’的标签之下，这样一聚焦点让我奢侈地间接涉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城市研究的某些关键问题。”[11]
《城市战壕》隐含的“亲马克思主义品质”，以及苏联东欧剧变的大环境变化，为卡茨纳尔逊打开了一扇机会之窗，“受邀写作《马克思主义与城市》”。正是这个关键的学术机会为卡茨纳尔逊“提供了一个处理这些问题的机会，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界正开始第一次在其思想和学术史将城市认真地当作社会理论的一个构成要素加以研究”。[12]《马克思主义与城市》不是“一本评述著作”，[13]而是一本“有关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的长篇大论、沉思的默想的论文”。[14]
在《马克思主义与城市》中，卡茨纳尔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理论传统和理论主题是什么、如何描述走向重新空间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脉络、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世界和国家的转变问题、工人阶级形成的多元模式问题以及西方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中默许顺从问题。围绕这些大问题，卡茨纳尔逊构建出一个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政治理论体系。
在卡茨纳尔逊看来，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同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主题极为相关。基于这种内在的联系，卡茨纳尔逊深入马克思主义精神，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传统层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理论基础问题。展开来说，这个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精神传统的丰富性问题、理论转移问题和替代选择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精神传统的丰富性问题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精神？有一种可称为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适合现代世界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有多种形态，一种是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一种毫无内容的方法，或者将马克思主义吸收并消解到西方思想的共同遗产之中；另一种是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封闭的学说，基于被认可的文本，受到意识形态祭司的保护，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往往是单一因果的、还原论的、机械的、反历史的、非实证的、无能做出因果推断的普遍的抱怨一概持怀疑态度”。[15]这种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做了‘一种漫画的和贫困化的阐述。……按照毫不妥协的必然论和决定论者的术语来定义马克思主义的、最严格的经济主义的术语”，也是“按照最简单的本质主义的术语来定义马克思主义的；并且随后因为是决定论者、经济学家、本质主义者而将马克思主义打发掉了”。[16]
同这种总体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卡茨纳尔逊提出了“一种较少整体化的马克思主义”。[17]这是一种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开放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活力度问题，绝不是“作为一个思想精确度问题”。[18]“的确不只存在一个单一的马克思，或者拈出一个更时尚的数字；也不存在两个马克思。由于良好的文本保证，完全有可能建构个人自己所偏爱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应当断然地说，不存在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也不存在一种单一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9]
卡茨纳尔逊所谓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更关心这一传统的众多元素、挑战和问题，而不是界定我处于与之相关的什么地方”。[20]卡茨纳尔逊充分表明了自己对待马克思主义精神传统的基本态度——马克思主义是多元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自身没有闭关自守，而是对其他理论传统保持开放。正是这种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同韦伯在对政治的处理上存在联姻关系，马克思主义同选择理论之间也存在联姻关系。
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的充分认同，卡茨纳尔逊提出了一种介入策略。“我提出一种介入策略，在其中，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被吸收到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中，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则被吸收到社会科学之中，以追求一种对大范围的社会进程的现代性特征的理解。”[21]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有一个单一指向的、无所不包的目标，即在认识西方历史过程中创造一个可期望的后资本主义世界。马克思建构西方历史的宏大构想主要通过三个独特的、相互联系的理论工程来实现，这三个理论工程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性。
第一个理论工程是建构一种历史理论，以说明不同时代之间的变化。这近似于人们常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这是一项分析性的工程，而不是编年性的工程。这一工程分析的关键单元是生产方式，特别是内在于特定生产方式的基本动力的规律，这些规律主宰着生产方式之间的转变。每种生产方式都包含其自身的转型规则、内在的危机和变化趋势。经济危机是结构性的，它们自身处于各种社会阶级冲突之中。这个工程最终说明了资本主义的根源和最终死亡的结局。
第二个理论工程是建构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模式。这个工程可称为逻辑-经济工程。这个工程重在确定经济增长的动力，特别强调资本积累的作用、危机趋势以及克服危机的机制，其目的重在模式建构，而不是历史建构。这个工程试图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独特的经济成分理论化，并考察资本主义的实际运作，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经济结构理论。这是一个独立的理论工程，主要体现在《资本论》之中。这个工程不能以简单的方式纳入第一个工程之中，也就是说不能直接放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中，因为《资本论》实质上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超越。这一理论工程详细分析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逻辑中的转型规则，将“转型规则”置于超越资本主义转变的预言之中，最终否定了乌托邦主义。在这个理论工程中，卡茨纳尔逊注意到了结构和能动性的关系。
在前两个工程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理论工程重在建构一种社会理论，这个工程可称为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工程。这是一种基础性的历史分析，对历史变化、人类的能动性和偶然性异常敏感。主要分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充分显示马克思主义的张力。在第三个理论工程中，马克思主义尝试将结构和能动性的辩证关系理论化，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著名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隐喻。这个隐喻既是一种对经济生产的极为狭义的理解，也为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打开了理论通道。
（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移
为了破解这一隐喻，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都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和唯意志论之间的紧张关系提出可替代的解决方案。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拒绝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隐喻，赞成一种较少的严密界定的总体性。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提倡者是一群为了政治而规避经济分析的经济乌托邦主义者，他们的变化模式往往是自发的和灾难的。相比之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分析中含有更多经济学分析成分，他们更有可能是政治乌托邦主义者，乐意静等不可阻挡的经济规律自然到来，赋予向社会主义转变愿景较少启示录的色彩。
卡茨纳尔逊认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离题的，并将自己的理论目光转向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葛兰西拒绝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尝试将理论工程和历史工程结合起来。
葛兰西的著作整合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并将它们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对象。国家与市民社会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都是高度分化的。葛兰西试图在一个开放的、偶然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中弄清楚意大利的历史特殊性，尤其是天主教的作用和南北的分裂。葛兰西还创造了一系列独特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概念，如“霸权”和“历史联合体”，建构了一种能够处理现代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复杂冲突的社会学。在这种社会学中，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被葛兰西发展为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相互关联，而社会结构的历史性是其中心。政治冲突的内容和规则的变化、政治斗争结果的变化都是实际出现的变化。这些意味着葛兰西或隐或显地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
沿着葛兰西的路径，出现三种可替代的理论转移形式，即拒绝基础与上层建筑公式、无限放大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容和有条件地修正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容。这三种形式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将基础狭义地理解为经济生产的理论的局限。“马克思主义给城市研究中的分化问题提供一种诱人的可替代选择的能力，取决于这些联系的特点和说服力。”[22]
拒绝基础与上层建筑公式主要关注18世纪和19世纪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和对政治、文化、法律、道德选择期望的意义，力图使马克思主义转向对资本主义的研究而不是对资本逻辑的研究，并最终与毫无希望的机械僵硬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公式决裂。在拒绝基础与上层建筑公式的理论转移形式中，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即“经验”。经验是处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耦合点上，它既涉及一系列对现实的主观感受，也涉及一种更活跃的对习得过程的感觉。在经验范围内，确定的经验和自我决定之间是不对称的关系。这个意义上的经验提供了一条将结构与能动性结合起来的新途径。拒绝基础与上层建筑公式还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的不是认识论上的独特性，而是其程序、假设、范畴和概念。历史唯物主义提供诸如剥削、阶级斗争、生产方式、霸权等概念，这些概念仅仅是构成期望，而不是构成所谓的历史规则。拒绝基础与上层建筑公式还体现在对法律的看法之上。法律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程序，它是不可还原的，不能归于主流的阶级，更不能归于统治阶级的法则。法律有它自身实质性的存在，甚至统治阶级对法律的使用也不得不适应并通过法律机构的意识形态。法治的真正存在是更普遍的斗争的结果，代表了阶级统治势力的显著减弱。
同拒绝基础与上层建筑公式不同，无限放大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容的理论转移形式没有简单地拒绝马克思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公式，而是拓宽了对基础的理解，多方面地解读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的联系，并警惕“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天衣无缝的实体”的思维诱惑。它鼓励对基础重新进行思考，认为基础不能简化为生产方式，更不能简化为资本主义内在的资本运动规律。它强调基础不是一种固定的状态，而是一种进程。经济基础的观念远远超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生产，扩大到对社会本身甚至是对人本身的生产。此外，无限放大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容的理论转移形式还显著地扩充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的内容，尤其是霸权由物质生产出来，具有存在和意识。在这样一种对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总体态度上，关于决定因素的讨论显得相当重要。决定因素主要由设限的决定因素和施压的决定因素构成，前者是处于隐含行动领域之中的因素，能动性是一种重新引入的设限；后者是处于社会进程之内的因素，是一种外在的施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进程本身是一个结合体，既是一种积极的有意识的历史经验，也是一种消极的对象化的历史经验。
在拒绝基础与上层建筑公式的理论转移形式和无限放大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容的理论转移形式之间，存在一种比较传统的方式，即有条件地修正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容的理论转移形式。这种理论转移形式认为基础就是自然、工作、社会劳动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是隐藏于积累过程之下的种种机制。这种理论转移形式赋予经济生产的轨迹以特权地位，并将经济基础描绘成历史解释的基础。历史分析应当始于经济基础，并应穷尽经济基础的限制。生产方式被理解为生产力的技术层次与劳动力进行动员、部署和分配的社会安排相结合的综合体。这种中间形态的理论转移形式赞成偶然性和变化，认为历史上的所有非经济现象都可能来自特定的经济现象，而特殊的事件与日期并非同经济现象相关。这就是说上层建筑不只是经济制度的同义语，并且说明对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思考必须向因果解释领域开放。在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既不能拥有形式上的特权，也不能拥有认识论上的特权。
面对三种不同形式的理论转移，卡茨纳尔逊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但公开反对无限放大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容，主张接受有条件地修正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容观点。卡茨纳尔逊认为有条件地修正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容是更为可取的理论选择。第一，这种形式许诺一种更为严密的马克思主义，能阐明极为复杂的社会现实。第二，这种形式是一种简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经济基础的定义条理分明，有助于探索与资本主义同时存在的其他社会进程，还有助于分析这些多样的社会进程对现代世界的影响，特别是对民族国家和市民关系网络的历史变迁的影响。
（三）卡茨纳尔逊的替代选择
在探讨了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理论转移后，卡茨纳尔逊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性问题上来，提出一种可替代的方法。这种方法坚持结构和能动性在分析方面的独特性，目的是使考察其复杂的偶然的相互关联成为可能。这种替代方法很好地将具有一个不可知论的批判精神框架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工具的意义、能力统一起来。这种替代方法为重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城市，将城市-空间问题用于马克思主义，我将在与大范围的历史进程和有关结构、能动性和决定因素的社会-理论问题联系中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地位。”[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