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古代中国文明与世界历史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

一、中国古代文明在时间中发展的特点：论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

约从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500年，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了许多灿烂的古老文明。从它们发展的情况来看，这些文明的连续性颇有不同，中国古代文明在这方面有着自己明显的特色。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我们可以从政治史和文化史两个方面与其他古代文明作一些比较的探索。

首先，从政治史来看。

在历史上，文明大体是和国家同时发生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发生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和前三千年代。其中以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与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地区文明发生最早，约始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印度河流域文明发生于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两河流域北部和腓尼基地区的文明、黄河流域的夏文明和克里特岛上的爱琴文明，发生于公元前三千年代晚期。

公元前两千年代，在小亚细亚产生了赫梯文明，在希腊半岛上产生了迈锡尼文明。公元前两千年代是青铜器时代的盛世，也是埃及和两河流域古文明的繁荣时期。但是就在这一时期里，印度河流域文明灭亡了（约公元前1750年），克里特文明（约于公元前15世纪）、迈锡尼文明（公元前12世纪）也先后灭亡了。

公元前一千年代，铁器逐渐在广大的地区里代替了青铜器，文明也在更广阔的范围里展开了。公元前一千年代前半期，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出现了雅利安人的国家，在伊朗高原出现了波斯国家，在爱琴地区出现了希腊诸邦，在意大利出现了罗马国家。在古代世界起过重要作用的国家，这时都出现了。也就在这个时期，最古老的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开始失去政治上的独立，从属于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在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影响下发生的腓尼基文明、赫梯文明、巴勒斯坦文明，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世界历史表明，在青铜时代产生的古老文明，除中国以外，到了铁器时代的早期就都已经失去了政治史上的连续性。

在公元前一千年代产生的古文明，大多数也没有能保持政治史上的连续性。波斯征服了整个西亚、北非的最古老文明地区，甚至达到印度河流域，以拜火教为其特征的古波斯文明成了更古老的文明的继承者和代替者。但是公元前4世纪后期，波斯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所征服。在广阔的波斯帝国的旧墟上，后来建立起许多“希腊化”（Hellenistic）国家。公元前3世纪中叶至公元3世纪初期，安息（Parthia）统治了伊朗以及两河流域。公元3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萨珊王朝的波斯一度复兴。但是它在7世纪中叶为阿拉伯人所征服。从此，伊朗和西亚、北非其他古老文明地区一样，成了伊斯兰文明的地区。公元前8至前6世纪，在希腊地区重新形成了很多城邦，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它们落入马其顿势力支配之下。到公元前2世纪，马其顿和希腊又先后落入罗马人统治之下。罗马于公元前1世纪后期扩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包括了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希腊等更古老的文明地区。但是，到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发生危机。4世纪后期，日耳曼人大举入侵，帝国分裂。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罗马文明，作为古代地中海地区产生最晚、影响最大的文明，也中断了政治上的连续性。

上述古代文明在政治史上的断裂，各有其不同的具体原因。但是从大体说来，上述文明是在三种情况下被打断的。第一种是在青铜器时代的小邦林立的情况下，例如印度河流域文明、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当时文明本身的力量还比较薄弱，可以由于内在或外在的原因（印度河流域文明、克里特文明的文字尚未解读成功，其具体灭亡原因难以确定，尽管学者们有不同的推测；迈锡尼文明的灭亡则与多利安人入侵有关）而中断，甚至暂时退回野蛮状态。第二种是在从青铜器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的情况下，当时青铜时代的古文明已经衰老，而原先落后的地区则由于铁器的出现而迅速进入文明时期，于是后起的文明征服古老的文明。波斯征服西亚、北非广大古老文明地区，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第三种是铁器时代的帝国在自身衰朽的情况下被外力所征服。例如，波斯帝国亡于马其顿、希腊人，罗马帝国亡于日耳曼人。

当我们转而考察中国古代政治史的时候，我们同样发现，中国在类似的时期也有过类似的危机。夏、商、周三代，从实质上说也是青铜时代的小邦林立时期。三代的王不过是不同规模的邦的联盟的首领。当商征服夏、周征服商的时候，并未发生政治史的断裂现象。以周征服商为例，商本来是先进的“大邦殷”（《尚书·召诰》）、“天邑商”（《尚书·多士》），由于“沈酗于酒”，“败乱厥德”，以致“小民方兴，相为敌仇”（《尚书·微子》），原来落后的“小邦周”（《尚书·大诰》）乘机征服了商。不过，周在征服商以后，不仅没有打断商的政治传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继承它。《尚书》的《召诰》《多士》《多方》《立政》等篇里都有明显的夏、商、周三代相承的观念。据《尚书·无逸》记载：“周公曰：呜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这更说明周的统治者有意识地继承商代好的政治传统，明确地表示自己是商代杰出的王的继承者。

西周晚期的统治者逐渐腐朽，结果犬戎入侵，周幽王被杀。周自镐京（在今陕西西安附近）东迁至洛邑（在今河南洛阳附近），开始了东周。西周灭亡前后的内外危机，在《诗经·小雅》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等篇和《诗经·大雅》的《民劳》《板》《抑》《桑柔》《瞻印》《召旻》等篇里都有反映。但是东周王朝靠诸侯（尤其是晋国和郑国）的力量终于推持住了。公元前8世纪后期至前7世纪，北方的戎狄和南方的蛮夷（楚）逐渐强盛起来，威胁诸夏的生存。《公羊传·僖公四年》云：“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这是对当时形势的相当切实的说明。齐桓公、晋文公先后起来。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联合诸侯，北击戎狄，南抑强楚，扭转了危急的形势。公元前6世纪以后，楚发展成南方大国，但是不再以蛮夷自居，而是以南方盟主的面目与中原盟主晋国争霸了。孟子曾经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这句话是不大公正的。他又曾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上》）这句话也不大符合事实。孔子在评价齐桓公和管仲的时候曾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公羊传·僖公四年》说：“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何休注：“怗，服也”）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孔子认为齐桓公、管仲的贡献在于维护了中原文明的连续性，《公羊传》认为齐桓公是王者（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等）事业的继承者。这些话都是有道理的。西周末叶至春秋中期（约公元前8至前6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由青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的时期。当时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曾受到落后的部落（如戎、狄）和后起的文明（主要是南方江汉地区的楚）的威胁。不过，这一次危机也没有导致中国古代文明的中断。

东汉以后，中原的帝国腐朽，于是有三国（220—280）的纷争。西晋（265—317）短期统一以后，中国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南方是东晋（317—420）和随后的“南朝”（420—589），北方经十六国之乱以后形成“北朝”（386—581）。589年，隋灭陈，再度统一中国。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北方的一个混乱时期，各小国的政权几乎都不稳定。少数民族在北方占了优势，十六国中大多数国家的君主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屠杀汉人的事的确很多，但是他们无法打断汉魏以来的政治传统，也不能不吸收汉族豪门参加他们的统治集团。后赵的君主石虎是一个十分残暴荒淫的人，但是他在336年（东晋成帝咸康二年）下令说：“三载考绩，黜陟幽明，斯则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虽未尽弘美，亦缙绅之清律，人伦之明镜。从尔以来，遵用无改。先帝创临天下，黄纸再定（石勒曾两次按九品评定人物）。至于选举，铨为首格。自不清定，三载于兹。主者其更铨论，务扬清激浊，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选举，可依晋氏九班选制，永为揆法。”（《晋书·载记·石季龙上》）“三载考绩”，“黜陟幽明”，是传说中的舜制定的制度（《尚书·舜典》）。像石虎这样的人也说要遵从尧舜以来的先王之道，继续实行魏晋以下所行的九品选官的制度，这当然不能说明石虎个人的明智和伟大，而是说明，中国已经有了这样坚固的政治传统，就连石虎这样的人，也不能不承认它。自十六国至北朝，北方的政权仍是少数民族统治阶层和汉族统治阶层的联合政权，而且遵循的仍是以前的政治传统，所不同的只是最高统治者的民族身份不同而已。因此，我们在西晋灭亡后的北方看到了西罗马灭亡后的欧洲所不能看到的现象：中国的政治史上的连续性甚至在北朝时期也没有中断。这一点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生存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从文化史来看。

中国古代文明在文化史上的发展连续性，在整个世界史上尤其显得突出。这里附带说明，文化史上发展的连续性与文化遗产的继承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回事。在文化连续发展的文明中，前代文化自然地作为遗产被后代所继承，有文化史发展的连续就有文化遗产的继承；但是，有文化遗产的继承却未必有文化史发展的连续。例如，现在世界流行的阳历，可以溯源于古代埃及的历法。七天为一星期，圆周分为360°，可以溯源于巴比伦。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这些都可以说明，现在很多国家都继承了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某些文化遗产。但是接受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文化遗产的许多国家都是各自国家先前的作为系统的文化的继承者，因此各有自己的文化史上的连续性。它们虽然继承了古代埃及、两河流域的文化遗产（只作为因素，而非作为系统），但是和后者并无文化史上的直接的连续性。

一个文明在文化史上的连续性，总而言之，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即文化赖以流传的工具或其重要表现形式的连续性；二是学术本身（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哲学和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即文化的精神内容的连续性。如果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古代的各个文明，那么看来只有中国在文化史上的连续性最具有完整的意义。

世界最古老的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字系统，也有相当丰富的历史文献。可是当它们失去独立以后，文字使用的范围逐渐限于神庙祭司之间，终于被人遗忘。它们的历史被湮没了。在以后很长的时期里，人们只能从希腊历史家的著作里得知它们的一些残缺不全的消息。印度河流域文明、赫梯文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等都发生了文字被遗忘的现象。现在我们对于这些文明的了解，要归功于近代考古学家的发现和研究，也要归功于古文字学家对于那些已死的文字的解读（decipher）成果。可是至今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文字和克里特文明的线形文字A尚未解读成功，因而这两个文明的许多问题也无从最后确定。在铁器时代产生的古文明中，波斯的楔形文字也曾被遗忘，波斯的很多重要历史资料只是在近代学者解读其文字以后才为人所知。古希腊文、拉丁文没有被人遗忘，但是最后仍坚持用希腊语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希腊人，而拉丁文到中世纪的西欧已经不是人们口头的活生生的语言文字，仅在宗教和学术领域里保存着。

诚然，我们也看到国外一些学者谈到其他古国的文化连续性。例如，印度历史学家高善必（D. D. Kosambi）认为，印度文化有三千多年的连续性，非埃及文化可比。他说印度文化有三千多年的连续性，实际也就表明，更古老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与以后的印度文化之间是不相连接的。的确，吠陀时代（The Vedic Age）以后的印度文化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婆罗门教的典籍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有着前后相连的发展轨迹，而且在后代对前代典籍的注释中也反映了文化相沿不断的关系。例如，著名的《摩奴法典》（Manu Smriti）在公元9世纪、11世纪、13世纪、15世纪几乎每两百年就有一次注释。印度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个不足之处，是缺乏赖以反映历史过程的精神的史学的连续性。又如，英国学者汤姆生（G. Thomson）说：“如果我们以希腊史与中国史比较，就会看到某些明显的相似之处。这两种语言的书面文献都始于公元前两千年代（引者按：中国古代未曾发生像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的文字被遗忘那样的现象）。这两种语言都存留至今，变化较小。近代希腊语不同于古典希腊语，但是希腊人仍然认为柏拉图的语言是自己的语言。近代汉语不同于古典汉语，但是中国人也仍然认为孔子的语言是自己的语言。因此，希腊语可说是欧洲最古老的语言，汉语是亚洲最古老的语言。这种语言上的连续性反映了两国文化的连续性。自古迄今，希腊的历史是单一民族的历史（引者按：中国的情况不同），这个民族从未失去过它自身的同一性或者对于自己往事的回忆；对于中国人来说，情况同样如此。”汤姆生也注意到了中国与希腊的不同。他指出：第一，当前（指此书初版的1955年）说汉语的人口约有6亿，而说希腊语者仅800万人。第二，希腊文化的许多内容是从更古的近东文明借来的，并非自己所独创；而中国文化则是自己独创的。汤姆生的话是有道理的。不过，如果从学术传统来看，古代希腊的哲学和史学的传统最多也只残存到罗马统治时期，并未能延至中古的欧洲。在这一点上，古典希腊文化和古代中国文化是有明显的不同的。

中国古代文明在文化史上的连续性，既表现在语言文字方面，也表现在学术传统方面。

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在发展过程中从未发生断裂的现象。现代汉字与甲骨文、金文的差别的确很大。要求只认识简体汉字的人去认甲骨文或金文，那当然是很困难的。不过，从甲骨文到现代简化汉字间的巨大差别是逐渐形成的。从甲骨文到金文，从金文到篆书，从篆书到隶书，从隶书到楷书，从繁体楷书到简体楷书，全部发展过程基本上是清楚的、完整的。如果知道了这样连续发展过程及其规律，那也就掌握了认识金文、甲骨文的钥匙。而且，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不管字形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字的构造和字的应用中的变化总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所谓“六书”）为共同原则的；这些原则好像一座联系古今汉字的桥，今人通过它可以辨认古代文字。诚然，甲骨文和金文中还有很多字是现在还未被认识的，古文字学家们正不断地做考释（interpretation）工作。这种考释与死文字的解读（decipher）是有原则的不同的。因为这种考释是在已经认识了很多其他字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古文字学家们在开始解读古代埃及象形文字和西亚的楔形文字的时候，他们几乎处于任何已知条件都没有的状态中。至于语言，古今区别的确不小。因此，现代人，甚至现代的专家，对于甲骨上的卜辞、青铜器上的铭文，以至《诗经》《尚书》之类的古书，都有许多难以理解的地方。但是，古今语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和专门术语上，语法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而且语言的种种变化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发生的。因此学者们还是能够从古今变化中寻找到梯道的。

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连续发展，是从三代开始的。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论语·为政》）。他的话不是没有根据的。《诗经》中说到，臣服于周的殷人还穿着自己的礼服为周人助祭（《诗经·大雅·文王》：“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厥作裸将，常服黼冔”）。近年我们又见到在陕西岐山县周原发现的甲骨文，它们显然与殷人的甲骨文是一脉相承的。周代沿袭了夏、商两代的文化，又进一步加以发展。因此，孔子作为商人的后裔，对周人文化表示高度的赞美。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整理了周代的典籍，修订了鲁史《春秋》，创立了儒家学说。不过，孔子并没有另编一套儒家的经典，他所编订的周代典籍就是儒家的经典。他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这反映了由他开创的儒家学派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

孔子是哲学家，又是史学家，严格地说，是一位哲学和史学在他那里尚未分离的思想家。以后，哲学和史学逐渐分离。到汉代，以经学形式出现的哲学和史学正式分开了。董仲舒继承《春秋》，研究的是经学（经学，顾名思义，是解释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它又分为两大支：一支着重于语言文字的解释；一支着重于理论本身的解释和发展。前者的成果为我们留下了一条古今语言文字间的通道，后者则表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形式独特的连续性）；司马迁继承《春秋》，研究的却是史学。从此，经学和史学作为中国古代传统学术的主要支柱，一直没有中断。

西晋以后，4世纪至6世纪，中国南北分裂，但是学术传统并未中断。在分裂时期，经学曾经分为南北两支。引人注目的是，北方以少数民族为主要统治者的地区，经学仍然遵循汉儒传统（《易》《书》《礼》皆用郑玄注，《诗》用毛诗，《左传》用服虔注），而南方经学却受了魏晋玄学的影响而有所不同（《易》用王弼注，《书》用伪孔安国注，《左传》用杜预注，《诗》用毛传，《礼》用郑玄注）。相形之下，北方经学也比南方经学兴盛（《宋书》《南齐书》甚至无儒林传，而《魏书》的儒林传是很充实的）。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南北朝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繁荣时期。就以北方最混乱的十六国时期来说，史学不仅未断，而且还是相当繁盛的。据《隋书·经籍志·霸史》《史通·古今正史·十六国史》等记载，十六国的史书就有26种、271卷（其中三种不知卷数，未计）。这种情况不仅非4世纪至6世纪的西欧可比，而且在世界古代史上也是很少见的（在那样混乱情况下史学还那样不断传承）。

以上分别论述了中国古代文明在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连续性。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般说来，政治史上的连续性往往可以成为文化史上连续性的保证。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连续性与政治史上的连续性是密切相关的。当然，并非在一个文明失去政治独立以后立即就会发生文化史上的断裂。古代埃及文明和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在波斯统治时期，以至希腊化时期，其文化史的连续性尚未完全中断，贝希斯顿铭文（Behistun Inscriptions）和罗塞它石刻（Rosetta Stone）都是具体的例证。不过，这种现象不能永久地保持下去。即使像希腊人那样没有忘记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但是他们在长期失去政治独立以后文化史也发生了断裂性的变化。在罗马统治时期，希腊史家波里比阿（Polybius）、斯特累波（Strabo）、狄奥多拉（Diodorus Siculus）、普卢塔克（Plutarch）等，基本上还能维持希腊古典时期的史学传统。但是，在这些史家的笔下，希腊的历史已经成为一种追忆，不再像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著作那样充满了活生生的希腊人的精神。我们不能责怪这些后期的希腊史家，我们不能要求他们把已经失去生命力的文明写成活生生的。到罗马帝国晚期，希腊文明的文化传统逐渐中断了。奥林匹克运动会（Olympic Games）的废止（公元393年或公元426年），也许可以算是一个标志。

另外，强有力的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保证一个文明的政治史的连续性的重要条件。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要归功于东晋在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中的胜利。我毋宁不作如此想。如果前秦的苻坚在淝水之战中取胜，中国古代文明看来也不会中断。苻坚十分重视儒学，他曾说：“朕一月三临太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励。罔敢倦违，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汉之二武（孝武、光武）其可追乎。”（《晋书·载记·苻坚上》）尽管出身氏族，苻坚的理想仍然是发扬儒家经学以上继汉代的传统。其实早在苻坚以前，远比苻坚残暴的石勒就知道必须重视古代学术传统，“勒亲临大小学，考诸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晋书·载记·石勒下》）。中国古代文明的学术传统有力地影响和陶冶了少数民族出身的统治者，使他们在政治上也成为古代文明的继承者。北魏的君主，特别是孝文帝元宏，大力奖励儒学，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王夫之认为，南北朝时，“北方之儒较醇正焉。流风所被，施于上下，拓跋氏乃革面而袭先王之文物；宇文氏承之，而隋以一天下”（《读通鉴论》卷八《宋文帝》）。他在这里充分估计到了学术史对于政治史的重要作用。

黑格尔（G. W. F. Hegel）在其《历史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一书中注意到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但是他否认中国文明有在时间中的变化和发展。他的这一见解，既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也未必符合他自己的辩证法。

文明，从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否定野蛮的过程。它像其他有生命的东西一样，自身总要不断地新陈代谢。如果不能否定自身中的消极成分，不能维持新陈代谢，那么一个文明就将衰亡。中国古代文明能够长期连续存在，就是因为它在沿袭中保持了变革，在变革中保持了沿袭。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百世可知”，这是说得过分了。不过，孔子已经注意到了历史就是在沿袭（因）和变革（损益）中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