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发展政治学的兴起
政治发展研究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主要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政治形势所经历的重大变化。从战后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殖民体系迅速瓦解，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催生了大量新独立的国家，原来保留了独立地位的国家也在经历政治变革，兴起了一批新的政权。 1946年，联合国只有55个成员国，2001年增加到了193个 (见图3-1) 。这些新建立的政权面临着诸多治理的挑战。多数国家的社会结构还极具传统色彩，地方首领、封建贵族掌握着地方权力，一般民众的政治意识还未觉醒，受教育程度低下。族群和地方认同占据主导，国家意识淡漠。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工业化尚未真正起步。还有不少国家刚刚经历革命、战乱，基础设施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战争各方的支持者严重对立，一切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针对新兴国家面临的这些问题，学术界展开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发展政治学于是应运而生。
图3-1 二战后独立主权国家的数量变化
发展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即一批历史上曾经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独立之后正经历从社会经济上的不发达或欠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过渡的国家。发展中国家数量众多，地域辽阔，历史文化差异巨大，之所以能够将这些国家的政治作为一个类别进行分析，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15世纪以来西方的殖民扩张将这些原本彼此隔绝的地区容纳进了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体系中。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西方殖民国家制定了这个体系的基本规则，并发展出了支持其运转的组织和技术手段。西方以外的地区从该体系创立伊始，主要依靠出口农产品和矿物等初级产品而融入世界经济，由此处于边缘性和从属性的地位。在文化层面，西方世界对发展中地区的影响绵延久远、无处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将英语和法语等西方语言作为政府通行语言，掌握这些语言是成为达官显宦的必要条件，而拉丁美洲更是全面接受了前宗主国的语言。
西方文化的渗透不仅仅体现在语言上，还反映在人际交往、处事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中。2比如，支持西方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技术是大型组织的管理和运营，这些组织包括官僚机构、军队和大企业等。运营这些大型组织所需要的非人格化管理和照章办事等文化特质与小农经济的许多习俗是格格不入的，这也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组织难以摆脱强人控制或顺利实现领导人的更替。在政治文化层面，西方输出的最重要的是具有固定领土边界和主权的现代国家。主权国家这一舶来品对于许多习惯于村庄部落等小范围政治组织的民族来说是全然陌生的，而殖民地的领土边界又是西方国家在谈判桌上人为划定的。在此基础上，官僚制、政党和法院等一系列从西方社会中生成的政治机构被移植到了发展中国家，与这些地区中原有的组织或相互排斥，或彼此交融，构成了特有的政治生态。
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发展政治学的早期研究由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所主导。作为新晋的超级大国，刚从孤立主义政策走出的美国不可避免地卷入全球事务，由此产生了了解和影响新独立国家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二战后的苏联为新兴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整套发展模式，这在美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之中制造了极大的焦虑。美国学术界此时面临的一大任务，是系统地阐述一套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现代化策略，并将其作为与苏联进行全球竞争的智力资源。这一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这些新兴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上，还必须充分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结构现状和现实政治需求，并尽可能地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文化观念向这些国家输入，才有可能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3为应对这一需求，美国联邦政府和民间基金会投入了大量资金支持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这对当时优秀人才的课题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一名学者所承认的那样，“在社会科学中，政府和基金会通过资金的选择性投入来决定哪些研究领域繁荣发展 (至少在数量上)，哪一种对社会和经济的理解方式得到提倡”。4
在学术界的大力投入下，美国年轻学者对新兴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展开了大量国别研究，“教授们和学者们来到了先前是奇异陌生的土地，他们写出的东西很快就成了论述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和机构的巨大文库”。5这一时期国别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阿普特 ( David Apter) 的《转变中的黄金海岸》和《乌干达政治王国》 、佐尔博格 ( Aristide Zolberg) 的《科特迪瓦的一党政府》 、宾德 ( Leonard Binder) 的《巴基斯坦的宗教与政治》和《伊朗：转变中社会的政治发展》、白鲁恂 ( Lucian W. Pye) 的《政治、人格与建国：缅甸对认同的寻求》 、毕能 ( Henry Bienen) 的《坦桑尼亚：政党转型与经济发展》等。6
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政治学在之前区域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发展起来，这一过程中有两个学术组织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个学术组织是1964—1965年由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创办的政治发展联合研讨会，该研讨会由塞缪尔·亨廷顿和迈伦·韦纳 ( Myron Weiner) 共同主持，在二十多年间每月举行一次会议。研讨的问题范围广泛，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族群与发展、政治经济学、国家在发展中的作用、第三世界的民主转型等内容。研究政治发展的学者大多在这一研讨会上报告自己的成果，推进了这一领域的学术进步。另一个学术组织是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7建立的比较政治学委员会，该领域的重要学者白鲁恂和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 ( Gabriel A. Almond) 都先后担任过该委员会的主席。在他们的带领下，比较政治学委员会召开了多次重要的政治发展学术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从1963年至1978年间出版的“政治发展研究丛书”共九部论著。前六部著作分别讨论了大众传播、官僚机构、教育、政治文化和政党等政治发展的不同要素，后三部著作则以更宏观的视角审视了政治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难题和危机，并结合欧美国家自身的历史经验阐释了应对这些难题的方式如何制约了发展的模式。8
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的研究兴起之时，恰逢政治学中行为主义革命的高潮。行为主义者批评过去的研究过于关注正式的法律条文和制度安排，却忽略了政治体系的实际运作以及其中各类人物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这一时期的研究者普遍认为，若要更深刻地揭示政治发展的规律，必须借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角。阿尔蒙德在其《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一书中指出，这些地区的宪法和正式政治制度变化频繁，而且通常与真实的政治运作相差甚远，所以对其进行具体描述无助于预测这些体系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分析它们的传统文化，西方和其他因素对它们的影响，政治社会化和精英培养的实践，以及利益集团、政党和通讯传媒等政治基础设施。9研究政治发展的大家李普塞特为自己的经典著作所起的书名——《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很好地概括了这种以社会为出发点来解释政治现象的视角。10
这一时期政治发展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范式被称作“现代化理论”。所谓范式，指的是某一学科领域内研究者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研究方式，它可以界定什么东西值得研究，什么问题应被提出，如何对问题进行质疑，以及提供解释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11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假设是：经济发展给社会秩序带来一系列变化，而这些变化又不可避免地影响政治体系。现代化理论尤其强调城市化进程开启后，进入城市的移民将政治关注点从村庄转向民族国家，从地方强人转向官僚机构。一言以蔽之，传统社会中的臣民变成了现代社会中的公民。现代化过程中个体层面的态度、价值观和性格特征变化是至关重要的，是后续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微观基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发展研究也深受社会学中的重要理论流派——结构功能主义 (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的影响。从这种理论视角来看，政治和生物有机体一样，是一个具有一定结构的系统，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以有序的形式相互关联，并对政治稳定发挥着必要的功能。换句话说，任何一个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转都依赖于一系列政治功能得以完成。在系统的输入方面，这些功能包括公民的社会化、招募政治精英、社会利益的表达和聚合等；在输出方面，则包括社会规则的制定和执行，对社会争议的仲裁等。发挥这些功能的单位可以是正式的机构，如发达国家中的议会、政党、官僚体系、法庭，也可以是较不正式的组织，如宗族、氏族，甚至是骚乱和街头示威。在结构功能主义视角的影响下，不同社会中看似迥异的政治现象，都可以被认为是履行了类似的政治功能。比如，苏联自上而下组织的、受到严密控制的投票活动和各种集会游行，常常被看做和西方国家的选举和集会一样，满足了现代社会中大众参与政治的需要。虽然结构功能主义中的一些概念和术语在今天已显得陈旧过时，但其背后深层次的思维方式仍然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研究中依稀可见。比如，当下对发展中国家的议会、选举和示威抗议的研究，其出发点往往是探究这些看似橡皮图章式的机构或威胁体系稳定的行为，是如何出人意料地促进了系统的均衡和稳定。当然，这种分析方法为了将不同国家的政治现象纳入到统一的框架内进行比较，难免模糊了这些现象之间的本质性差异。
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的早期政治发展理论在知识界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和挑战。一方面，以拉丁美洲学者为主力军的左派知识分子提出了著名的“依附理论” ( dependency theory)，旗帜鲜明地反对现代化理论将国内发展和国际经济结构相脱离的分析方法。这一理论主张，西方国家的发达与亚非拉国家的落后是一个不公平的全球经济体系的两个方面，因殖民主义而形成的贸易体系造成了第三世界国家 (主要是拉美国家) 产业结构单一、工业技术落后、土地分配严重不均。在政治层面上，不公平的全球体系依赖于落后国家维持非民主的政体，以确保这些国家中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行动不受国内民众的掣肘。因此，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沿着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通往现代化，而是必须采取截然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发展模式。
另一方面，以亨廷顿为代表的右派学者猛烈抨击了现代化理论主张的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政治发展和稳定的观点。亨廷顿和同时期研究政治发展的学者一样，相信经济发展将导致民众更高的政治参与需求。所不同的是，亨廷顿认为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治制度作为疏导，政治参与的扩大将会导致政治秩序的崩溃。为说明这一观点，他列举了非洲、拉美和亚洲大量的军人政变、内战和独裁统治的例子。另外一种不利于现代化理论的证据来自于吉列尔莫·奥唐奈 ( Guillermo A. O'donnell) 对拉丁美洲国家中“官僚专制主义”模式的研究。12在这一地区，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化并没有相互伴随。相反，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军人政权、技术官僚和跨国企业之间互相结盟，形成了官僚专制主义政权带动经济增长的局面。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政治学领域处于一个比较低潮的时期。大量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实践，如军事政变频繁发生、一党体制盛行、社会主义阵营表面强势等，都削弱了现代化理论的可信度。此后近二十年时间里，大部分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的学者不再关注宏观的政治发展理论，而是转而研究一些比较中观或微观的问题，比如民主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倒退，国家能力建设、公民社会、族群冲突等。这一转变催生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其影响极为深远，时至今日，对这些中微观问题的研究依然是发展政治学的核心关怀。
2 Clapham, Christopher S. Third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85, pp. 5-6.
3 Clapham, Christopher S. Third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85, p. 79.
4 Gilman, Nils.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47.
5 〔美〕 弗雷德·I．格林斯坦、内尔森·W．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 (下卷)，竺乾威、储复耘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8—149页。
6 Apter, David E. The Gold Coast In Trans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Ap-ter, David E. The Political Kingdom in Uganda: A Study in Bureaucratic Nation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Zolberg, Aristide R. One-party Government in the Ivory Coa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Binder, Leonard.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Pakist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Binder, Leonard. Ir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A Changing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2; Pye, Lucian W. Politics, Personality, and Nation Building: Burma's Search for Ident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Bienen, Henry. Tanzania: Party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7 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是美国政治学会于1923年组建的一个非营利机构，旨在促进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该理事会自创建以来设立了诸多研究各种专题的委员会。
8 Hagopian, Frances. “Political Development, Revisited. ”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3, No. 6/7, 2000.
9 Almond, Gabriel A., James S. Coleman. 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viii.
10 Lipset, Seymour M.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0.
11 Kuhn, Thomas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12 O'Donnell, Guillermo A.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