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概貌

第一章 现象

一、一个幽灵

二战之后,法国在经济获得恢复之后迎来高速发展时期,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建立起较为健全的经济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进入消费社会和福利社会,在经济社会领域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从二战结束(1945)至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1973)的三十年在法国历史上被称为“光荣的三十年”。之后法国经济陷入慢增长甚至停滞阶段,失业、移民、衰退甚至恐怖主义等前一阶段潜藏或积累的各种矛盾一一显现,并不时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但是总体说来法国社会波澜不惊。进入消费和福利社会的法国远离了战争、饥饿、灾难、动荡,社会财富增加,再未发生诸如19 世纪的历次革命和20 世纪的两次大战那样惊天动地、翻天覆地的大变局。法国从“光荣的三十年”进入“平淡的四十年”,从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进入波澜不惊的小时代。

和社会从“光荣”到“平淡”相伴而生的,是文学自20 世纪70年代也进入了平淡、平静和平凡的时代。随着名噪一时的新小说的偃旗息鼓,随着大张旗鼓的结构主义、文本主义、新批评、叙事学等理论和主张的渐趋沉寂,随着1980 年萨特( Jean-Paul Sartre)和巴尔特两位标志性作家的辞世,曾经轰动一时的作家、文学运动和思潮在法国谢幕。一个时代结束了。没有了战后50—70 年代以及此前各个时代都有的喧哗与骚动,没有了旗手、运动和流派,“无主题变奏”构成了这一阶段文学写作的特征。虽然这一时期涌现的作家如过江之鲫,数量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但是很难说哪个作家具有代表性、标志性。法国文学从大家辈出、大作频现走向小家遍地、大家难觅,少了令人仰止的高峰,多了孤立和并立的群山,从月明星稀走向满天繁星。

然而,平静的表象之下暗流涌动。一个幽灵在法国文坛徘徊,“一个新词频繁造访从欧洲到美国的文学帝国。这个词频繁出现于文学副刊、知识性的广播和电视、杂志、研讨会、学术研究中,出现于各个年龄的作家的笔下。它的造访甚至传染了好奇的读者,这个词时而是创新的标签,时而是恶名的标记,既适用一些新书,也贴合一些老书,读者被这个繁复的词吊起了胃口”1。这个幽灵和新词就是“自撰”。

20世纪 70 年代,先是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如佩雷克( Georges Perec) 、莫迪亚诺( Patrick Modiano ) 、杜勃罗夫斯基、埃尔诺( Annie Ernaux)等以形态各异的手法投身于自我书写,揭开了自撰写作的序幕。毕生都在弱化“作者”和“主体”、强调“文本”和“能指”的巴尔特似乎也自食其言,将笔对准他始终虚置和弱化的“人”和“我” ,于1975年发表了《巴尔特自述》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则更加耐人寻味,破除作者神话、批判故事叙事、宣扬纯粹的写作历险的新小说作家们,似乎也禁不住写“我”的诱惑2,转移阵地,纷纷试水。 1983 年,萨洛特( Nathalie Sarraute)发表《童年》并获得成功。从1984 年开始,被称为“客观小说家” ,一直以中性、客观、无动于衷的写作而著称的罗伯-格里耶( Alain Robbe-Grillet)一本接一本地推出了他的《戏说》三部曲( Romanesques) ,在《重现的镜子》( Le Miroir qui revient)的开头匪夷所思地说:“我从来没谈过别的东西,我谈的都是我自己。”31984年,杜拉斯( Marguerite Duras)发表了《情人》 ( L’Amant) ,尽管没有报出名字,却以第一人称回顾了在印度支那时期的恋情,引发了洛阳纸贵。 1989年,西蒙( Claude Simon)发表了《刺槐》 ( L’Acacia) ,回顾了家族的历史和自己的生命轨迹。如罗伯-格里耶所说:“我们这群人近四十年来似乎是大路通天各走一边,而如今好像不约而同地投入邻近的对自传的颠覆行动中,也许不是偶然,尽管这一次仍然是大相径庭。”4

进入新世纪之后,一些作家又重返过去的文本,重写过去的经历,如莫迪亚诺在《家谱》 ( Un Pedigree,2005)中,试图对于他以前小说中多次写到的占领期间的动荡童年给出一个“真实”版。勒克莱齐奥( 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在《非洲人》 ( L’Africain,2004)中讲述了他在尼斯的童年、他的作为寻根之旅的非洲之行,试图为以前的小说《奥尼恰》( Onitsha,1991)和《革命》 ( Révolutions,2003)给出一个“真实”版。一批更为年轻的新生代作家加入进来,如安戈( Christine Angot ) 、福雷斯特( Philippe Forest) 、德洛姆( Chloé Delaume) 、洛朗丝( Camille Laurens) 、米耶( Catherine Millet) 、库塞( Catherine Cusset) 、多内( Christophe Donner)等。此潮大有后浪推前浪的泛滥之势,形成了一场自我书写的“雪崩”或“黑潮”5,从正面意义上说则是一道文学风景线,令亲者着迷,令恨者睥睨。

自从启蒙时代确立了个人的自我以来,随着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来的浪漫主义文学在法国的潮起潮涌,作为最直接叙事手段的第一人称叙事强势登场,“我”由文学上的不速之客变为驱之不走的常客。虽然自从尼采喊出“上帝死了”后自我本身也随之成为问题,但是越是构成问题反而越是成为被反思也是被书写的对象。历经二百余年文坛的风云变幻,“我”曾遭到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嘘声,但是“我”似乎不为所动,毫无退场之意。尤其是到了世纪之交,这股自我言说和书写的现象经过自撰的包装和改头换面之后大摇大摆地走向舞台的中央,甚至长期霸占着舞台,我们仿佛回到了19世纪之初浪漫主义自传体小说盛极一时的时代。虽然人们对其鄙夷或是厌恶,但是自撰就是世纪之交的法国文学的一个绕不开、躲不过的存在和事实,被批评家公认为当代和当下法国文学的一个重点现象,直至今天我们仍难以对其盖棺定论。

1 Vincent Colonna, Autofiction et autres mythomanies littéraires, Tristram, 2004, p. 11.

2 萨洛特在《童年》开头的作者之“我”的两个声音之间的对话体现了这种自传诱惑:“这么说,你真的要做了? 写你的童年回忆……——是的,没有办法,它诱惑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Nathalie Sarraute, Enfance (1983), Gallimard, 1995, p. 7.

3 Alain Robbe-Grillet, Le Miroir qui revient, Minuit, 1984, p. 10.

4 Alain Robbe-Grillet, Les Derniers jours de Corinthe, Minuit, 1994, p. 86.

5 Gérard Genette, Bardadrac, Seuil, 2006, p. 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