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清人对明代别集的整理与汇刊

清人对明代诗文虽然批评甚厉，但对明代诗文别集的整理与汇刊却是贡献颇著，尤其是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虽然收录的明代诗文别集仅有数百种，但其在编修过程当中广泛征集明人别集，可以看成是对明人著述存世情况的一次系统清理。尽管在编纂过程中大量的明人别集因为各种原因被列入禁毁书目，或者干脆弃而不取，然而仅以《四库全书总目》中记录的情形来看，就已达到了十分可观的规模是后人了解明代文人集部著作的重要途径。

一方面是在收录明人别集方面的集成之功，更有不少明代文人的诗文得以借此而流传后世；另一方面，《四库全书》收录明代诗文别集也存在很多问题。四库馆臣们在收录明人别集时，常会删去原本卷首或卷末的序、跋等内容，致使研究者对编纂始末、刊刻流传等情形茫然无知。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由于受文集征集等情况的限制，收入《四库全书》的明人别集时时存在“择其劣者而从之”的现象，收录其中的文集多非著者善本。以明初道士张宇初的文集为例。文渊阁《四库全书》收录《岘泉集》四卷，注明为江西巡抚采进本。《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五《耆山无为天师岘泉集》提要曾将其与六卷本做过比对，指出：“四库著录者仅四卷，提要称所作皆杂文，末附歌行数十首。此本有崇祯间文震孟、邹凤梧重刊两序，凡六卷。核之文渊阁本，始知五、六两卷皆阙也。”[25]张宇初所著《耆山无为天师岘泉集》今存崇祯六年刻本、乾隆十九年张昭麟重刻本及《道藏》本。《四库全书》纂修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距离张昭麟乾隆十九年刻《岘泉集》时间尚近，而编修《四库全书》时却只收入了四卷残本？抑或如张昭麟在乾隆十九年重刊本例言中所说，纂修《四库全书》征书时见到的只是“失去一帙”的旧本，而张的重刻本出于某种原因并未被采进？据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江西巡抚采进的《岘泉集》为四卷六本[26]，今存崇祯本、乾隆本为六卷六册，与此均不同。在此背景下，《四库全书》虽然收录了数量可观的明人诗文别集，但在研究使用时却又不得不需要进行甄别，以选择更为完善的文集版本作为研究的依据。

清人编纂丛书、类书等大规模文献集成的风气颇为盛行。除了像《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这类国家层面的大型文化工程，地方政府、私人藏书家等也都积极从事丛书的编纂工作。以藏书楼命名的丛书如《敬乡楼丛书》《补敬乡楼丛书》《留余草堂丛书》《后知不足斋丛书》《玉函山房辑佚书》《惜阴轩丛书》《十万卷楼丛书》《海山仙馆丛书》《粤雅堂丛书》《正谊堂全书》等，地方性著作丛刊如《豫章丛书》《常州先哲遗书》《武林往哲遗著》《岭南遗书》《四明丛书》《金陵丛书》《湖州丛书》《黔南丛书》《安徽丛书》《畿辅丛书》《槜李遗书》《沔阳丛书》《湖北丛书》《金华丛书》《辽海丛书》《岭南遗书》《湖南丛书》《关陇丛书》等，其中都在在可见明人诗文别集的踪影。[27]以下介绍几种丛书中明人诗文别集收录的情况：

一、《金华丛书》。《金华丛书》由永康人胡凤丹编辑，收金华文人著作67种，成册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其中收录的明人诗文别集包括：宋濂《宋学士全集》三十二卷、补遗八卷，王袆《王忠文公集》二十卷，苏伯衡《苏平仲集》十六卷，胡翰《胡仲子集》十卷，章懋《枫山章先生集》九卷，唐龙《渔石集》四卷。胡凤丹之子胡宗楙续承父志，又搜得金华文人著作59种，于1924年刻成《续金华丛书》。当中收录的明人诗文别集有：张孟兼《白石山房逸稿》二卷、补录一卷，童冀《尚斋集》五卷，王绅《继志斋集》二卷，王稌《瞆斋稿》一卷，王汶《齐山稿》一卷，潘希曾《竹涧先生文集》八卷、《奏议》四卷，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一百二十卷。

二、《武林往哲遗著》。该丛书由晚清藏书家、刻抄书家丁丙辑刻，收录杭州籍文人著作60种，分前后两编，其中前编50种为丁丙辑刻，其余10种由后人增补。前编收录明人著作24种，后编收录明人著作4种，多为诗文别集，如凌云翰《柘轩集》四卷，田汝成《田叔禾小集》十二卷等。

三、《常州先哲遗书》。盛宣怀出资，缪荃孙主持出版。丛书分前后两编，共收书77种，其中前编刻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二十三年（1897），后编刻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宣统三年（1911）。丛书收录的明人诗文别集有：孙作《沧螺集》六卷、补遗一卷，唐顺之《唐荆川先生文集》十八卷、补遗一卷，顾允成《小辨斋偶存》八卷，缪昌期《从野堂存稿》八卷、补遗一卷，李应昇《落落斋遗集》十卷，金铉《金忠洁公文集》二卷，薛寀《堆山先生前集钞》一卷，谢应芳《龟巢稿》二十卷、补遗一卷，薛应旂《方山先生文录》二十二卷，张衮《张水南文集》十一卷，吴中行《赐余堂集》十四卷。

总体来看，各类丛书中收录的明代诗文别集尽管数量并不多，然而由于其中的不少后来成为《四部丛刊》《丛书集成》收录明人别集的重要来源，且相较单行别集刊本更易获得，因而与诸多以单行本形式存在的明代诗文别集互为呼应，在近年来大规模影印出版古籍文献之前，共同为明代文学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基础。

清人为明代诗文别集流传所做的贡献，除了编纂各类丛书予以收录之外，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明人诗文别集的重编与传刻。在《明别集版本志》《中国古籍总目·集部》等今人编撰的书目中，就著录了大量的清代重编、重刻明人别集。虽然不少明人别集也有明刊本存在，但这些清代重编或重刊本在文本形态和内容上，是明刊本的有益补充，在校勘方面有重要价值。例如，明代成化年间青浦文人张弼，存世的别集有明正德十三年刻本、正德十五年书林刘氏日新书堂刻本、崇祯五年刻本、清康熙三十六年嘉会堂刻本、道光十四年张崇铭刻本等不同版本。各本均刊刻于张弼去世之后。一般来说，距离作家去世时间越近，其版本的价值会越高，收录作品的真实性也越大。然而张弼所存各集的情况却颇为复杂，其中正德间刻本收录其所作诗410首，文150篇，而到了康熙间的重刻本，收录张诗达到867首，文207篇，作品数量几乎翻了一倍，且集后附录的诗文（相当于今世的资料汇编）也有极大扩充。[28]在明清不同版本的对照中，多出的作品，其来源如何，是否存在误收的情况，与明刻本之间又有怎样的渊源关系，类似问题的解答对于更准确探索张弼创作的真实面貌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此例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明人别集整理过程中，明代刊本由于刊刻年代较近应受到重视，清代刊本有时因为文献辑录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同样需要研究者予以关注。[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