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平装本序

这是一个新的平装版，只更正了一些错误。将来可能会通过另一个修订版进行更多修改。 但就这个新版本而言，利用这个超附文本来解释本书所使用的分析概念的一个主要理论问题是最合适的。

本书的有些评论者对一个问题感到困惑：我一方面批评中国历史研究里的欧洲中心主义方法，而我在书中使用的主要概念却是由欧洲学者构建的。这种被误认为的“矛盾”有必要澄清。将“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c）与“欧洲原生主义”（Eurogenic）区分开来是很重要的。前者是指一种通过欧洲，或更准确地说是西方的视角来表现和解释社会形态和历史的方式，而后者则涉及源自欧洲包括象征性和物质性的事物。与“印刷资本主义”“公民社会”“个人主义”和“现代性”等欧洲中心主义的概念和理论不同，“欧洲原生主义”的理论，例如“场域”和“超附文本”的概念， 它们并不属于西方独特性的宏大叙事的组成部分，它们与欧洲走向现代最终胜利和统治的制度与知识体系发展的话语没有必然关系。

与马克斯·韦伯和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或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不同，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field）、“习心”（habitus）和“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等主要概念并没有对于资本主义或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假设任何必要的历史或理论联系。它们不是为了解释和证明现代欧洲可能优越和独特的习业。事实上，他的理论提供了“对现代性的批判”a。布尔迪厄对区分不同社会类型不感兴趣。正如他在卡比利亚的早期田野调查和他后来对法国社会的研究所证明的那样，他的分析以一个特定的“社会世界”为研究对象，而没有假设任何关于社会形成的普世发展路径和类型学。他关注在心理和社会结构中创造差异的各种程序，这些程序允许主导群体复制统治模式。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那些理论一样，他的理论侧重于分析多种习业（practice）形式中的支配关系再生产的结构和程序。

尽管布尔迪厄致力于将习业作为系统知识（科学）进行研究，但他的“习心”“象征资本”和“场域”概念的发展超越了任何特定社会产生的“知识”和文化。 他认为“场域之间的关系不存在跨历史规律［此句原书作斜体］，［而且］我们必须分别调查每个历史案例”b 。通过避免使用欧洲中心论中的标准术语，布尔迪厄的理论为在非欧洲社会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的概念为我提供了另一种工具来描绘出版印刷对16 世纪和 17 世纪中国文化生产和权力生产的影响。

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的“超附文本”概念也是如此。欧洲书籍中确实有一些中文图书没有的超附文本， 例如水印、不成比例的首字母、大写字母、奇妙的画中画首字母等。中国传统书籍可以被称为超附文本的有很多， 例如序、跋、页眉和行间批注、包装方法、纸张、书籍封面、字体大小和颜色、插图、标题、作者、编辑和出版商的姓名等。我在这本书中展示了 “超附文本”可以用来分析出版对前近代中国艺文生产和权力关系的深远影响。“超附文本”的概念不需要涉及任何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变迁或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组合的宏大理论。

在为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史学批判提供新的方法和理论的欧洲学者中，米歇尔·福柯和米歇尔·德·塞尔托 （Michel de Certeau）是最有影响力的两个人。 这里没有必要重申对启蒙运动的批评以及福柯作品中对现代国家和社会的约束机制和程序的分析。米歇尔·德·塞尔托的立场可能需要一些解释。与福柯一样，塞尔托批评启蒙运动以来欧洲现代文化的发展。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及其支持机构——写作、法律、工厂、城市和话语/知识——重新组织了习业，压制了异类的声音和非标准的习业。 然而，与福柯和布尔迪厄不同，塞尔托的理论关注被支配者在日常生活中的抵抗“策略”——比如阅读、散步和谈话。

在他们对西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技术及其“象征权体”（symbolic regimes）的分析和批评中，这些欧洲学者已经营构了各种分析工具，对“西方崛起”话语的社会和历史分析的假设和方法进行了质疑和削弱 。它们是挑战“欧洲中心主义”话语和史学史的“欧洲原生主义”理论。在本研究中应用的这些理论旨在帮助我们清除对中国前近代习业研究中的障碍，绕过现代主义的社会和历史分析理论，因为后者模糊和歪曲了中国的社会和历史进程。

在这一新版中，我要感谢帮助纠正错误的同事、朋友和学生：我的导师刘广京教授，同事韩子奇，译者傅良瑜；我的学生杜勇涛、贺栗、张晶晶、李同路、崔洁和约书亚·赫（Joshua Herr）。尤其是张晶晶和贺栗在查找不一致和错误方面特别细致。

最后，我要把这个新版本献给我的导师，已故的刘广京教授。他非常认真地阅读学生论文，这次也为本书指出并纠正了一些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