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新文化史视角下的中国前近代出版业

如果要在明清史研究领域推荐一种系统运用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代表作，周启荣教授的《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16—17世纪）》（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无疑是迄今最好的选择之一。该书英文版面世有年，已在英语学术界形成广泛影响，如今中译本即将付梓，缘因先睹，兹将心得与同好分享。

这是一部从印刷对文化生产的影响的角度考察晚明社会公共领域情态的专门著作。晚明历史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已非常丰厚，学术界完全了解，晚明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出版业的空前发达是这种繁荣的表征之一。然而，出版业繁荣的社会表象背后，究竟在发生什么，我们却常常不去深究，或者将之笼统纳入“社会转型”“市民文化兴起”之类宏大叙事中，归为经济、政治推演导致的诸多社会表现中的一种，对其自身情态与文化含义仅做白描式的呈现。启荣教授的著作，用新文化史的透视镜，让我们看到晚明出版文化纷繁复杂、绚烂多彩的情节，揭示出内中种种意蕴，促使我们修正关于晚明文化、政治的一些习惯了的看法，或者把一些以往迟疑的看法确定下来，把模糊的去处看得真切。它不仅提出了对于理解晚明中国的一些重要观点，而且展示出一种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为学术界提供了运用新文化史方法研究晚明历史究竟可以怎样深化和拓展晚明历史认识的典范文本。现今学术出版规模空前巨大，但类似《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16—17世纪）》这样的书，仍然难得一见。

启荣教授受过严谨社会科学理论方法训练，他的著作，包括本书和更早出版并已有中译本的《清代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以伦理道德、儒学经典和宗族为切入点的考察》（The Rise of Co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thics, Classics, and Lineage Discourse），对论题的缘起总是要做深入的分析，在分析中对自己所运用的、常常具有创新性的核心概念做出明确的界定，全书逻辑严谨，浑然一体。这样的书，并不以易读为胜，须得有一些耐心，有一些追求学术新境界的心情。

启荣教授在这本书中提出了若干非常重要而富有启发性的概念。

“艺文文化”（literary culture），指“透过文字所表达的各种文学和艺术形式，包括那些与文字相关的艺术，如书法、绘画、篆刻、音乐、歌曲、舞蹈、戏剧、地方民谣等”。这个概念涵盖了作为表演艺术的“文艺”，也涵盖了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学”，以及其他各种艺术形式，是“文学文化”和“艺术文化”的统称。他认为晚明“艺文文化”是一种由“士商”为主体推动的文化，而印刷和商业化的出版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商业出版的扩大促成了包括作者、编辑、编纂者、评注者、批评者、出版者和校对者在内的艺文文化职业阶层增长，这个职业把“士”和“商”结合到一起，他们借助书籍市场的发展而获取科举之外的显赫声名，俨然成为与科举考官分庭抗礼的别种权威，从而建构起了一种新而广阔的、把无数阅读公众（reading public）卷入其中的话语空间，构成了一个与科场经济和官方意识形态交叉但又迥然不同的艺文公共领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看到这里，读者自然会发现，作者正在从出版、士商融合、艺文文化的角度思考公共空间在晚明时代如何发生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设若不存在公共空间，现代社会就断然难以发生——虽然存在公共空间未必等于已经进入现代社会。启荣先生实际上通过对晚明士商阶层支撑的出版和艺文文化的研究，从文化领域向我们证明了晚明公共空间的存在，并以非常细腻的笔触呈现了这种公共空间存在的方式。这时我们也就理解，“艺文文化”是解开晚明文化历史和社会变迁诸多繁难问题的一把钥匙。

“超附文本”（paratext）是本书中另一个轴心性的概念。它指的是，一本书中附属但又往往超离该书主要文本的部分，包括序言、评语、注解、书名、字号、出版人、插图等，它们附属于书，但又可以被分割甚至离开主体文本而存在、流行，可以影响读者对主要文本的解读，是阐释书籍的门槛，同时也是相当程度上商业化了的艺文产品。这种超附文本拓展了书籍的话语空间，被用来贯彻作者和编者的意图，并导引或控制读者建构意义的方式，扩展士商的话语空间，去协商、挑战甚至颠覆官方的艺文话语权威。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那些编辑、评选科举时文的书籍往往会承载对遴选不公的批评、制造民间的舆论以此来干预科考选举的操作。本书的研究表明，对超附文本的考察，使得追踪那些常常被有意遮掩的商业出版界士商们的职业轨迹成为可能，也使透过公众阅读习惯来了解当时作者、出版者通过评论来反对，甚至颠覆皇权意识形态和政府政策而建构的巨大话语空间成为可能。有了这样的研究，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往我们以嘲讽的口吻提及的那些科举经济文字背后，其实隐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一种士商话语与皇权意识形态的角力。于是，晚明文化思想界的动向就比以往清晰了许多。

为什么以往学者没有充分注意或者察觉这种情况呢？启荣教授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偏汉学”（sinologistic）研究方法的影响。“偏汉学”是启荣教授在汉学（sinology）基础上自创的一个语汇。汉学泛指关于中国语言、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狭义则专指域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域外学者研究的基本特点在于他们是将中国语言、历史和文化作为他者来思考，而本土学者则是将之作为一种自我审视的考察。这是我们总能在狭义汉学家的研究中看到更多比较性分析的总体原因。由于狭义汉学家主体在西方，其主流的研究一定带有西方观念和学术传统的色彩。这种色彩提供了诸多本土学者因为“身在此山中”而难以察觉的认识，也带来一些偏见，尤其在20世纪中叶以前，即汉学研究尚未对西方中心主义有足够的警觉之前，更是如此。基于汉学的内涵而创立的“偏汉学”，就是指带有传统汉学固有的思维定势色彩的中国研究和历史叙事模式。启荣教授指出：“这种模式采纳了三种不同但却密切相连的时间、空间与文化的话语系统——历史社会有机论（Historicism）、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与现代主义（Modernism）。”这里的“历史社会有机论”在其他著作中常被译作“历史主义”或“历史决定论”。搁置翻译的差异，启荣教授的贡献在于，用“偏汉学”这个概念揭示出这三种深度影响现代历史学的观念的共性和关联。我们在现代历史学的各类著述中司空见惯的那种通过化约而构建起来的同质、线性、渐进的普遍历史序列，其实只是西欧独特的历史时序。一旦承认历史主义话语建构起来的这种普遍性，欧洲中心主义就应声而至，非西方的历史只能在西方历史的时序中去定位，作为欧洲的边缘而被描述成非典型、变态、迟钝的经验。欧洲经验既成为一种历史宿命，欧式现代化就成为标准，从而现代主义的话语就支配了所有地方的历史叙事。于是，除非现代化，中国历史中的任何变化都成为没有意义的事情。被中国读者广泛推崇的黄仁宇教授的把中国明代视为“一个失败的总记录”的论述，其实就是这种“偏汉学”话语支配的中国历史叙事的一个范例。启荣教授认为：“如果我们继续从欧洲中心主义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话，我们将不可能看到除空白和缺陷之外的任何东西……”；“偏汉学叙述根本不能够辨认与说明中国历史的差异性”，以往的中国印刷史，就是在这种叙述中被理解的。在这种理解中，虽然印刷术在中国比欧洲早5个世纪，但中国的表意文字妨碍活字印刷的发展，因而在欧洲，活字印刷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化进程，而中国大量使用的雕版印刷却是一种缺乏重要性的发明。虽然近年已经出版了许多有关中国印刷的调整视角的著作，但尚无从比较印刷史角度所做的关于印刷对于中国社会影响之历史意义的深入研究，而我们案头的这本书，正是从质疑以往主流话语和历史研究观念入手对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这两种技术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的力作。研究的取径有二：一是去探析“16、17世纪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方法在复制和传播信息过程中差异的复杂性”；二是考察该时期印刷对社会各个层面所产生影响的差异。

考察中，启荣教授把与印刷相关的各种社会实践（practice，本书中译为“习业”）作为中心，同时变通地采用了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概念作为讨论的工具。在这样的语境中，社会实践被分为各种场域，以便思考其间的各种关系及其变动。他的研究勾勒出这样的场景：个人在权力、文化生产、文学、经济等各种场域中通过竞争获得经济、文化、语言意义上的资本，占取不同的位置，创造事业轨迹。尤其是士商阶层，借助于商业发展环境提升了自己在政治和经济场域中的位置，并改变了两个场域之间的关系。一些不得志的科举考生作为职业作家、批评家、编者和评注者出卖艺文劳动，获取经济收益和声名，凭借其声名成为经籍解释和文学品评领域的鉴赏裁判人，进而影响了科举考试场域的实践方式。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印刷业繁荣与体制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

参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概念，启荣教授从印刷、阅读史的角度回答了中国在19世纪之前是否曾经发展起一个“公共领域”的问题。并未拘泥于西文中“公共领域”定义的复杂纠缠，他在中国固有的“公”概念基础上提出，16、17世纪存在着一个“艺文公共领域”。书籍是要推向公众、向社会公布的，本身就具有“公”的含义。晚明时期的“公”常被用来表示识字人群共享的公共空间，印刷和阅读把分散于中国广阔地域中的读者连接起来，文人和读者组成了一个艺文公众（literary public），于是，与出版关联的接近公共舆论含义的“公论”也凸显起来。

新文化史相对晚出，是具有明显新异性的学术取径。近年来许多具有新异性的历史研究，以辩难实证主义历史研究缺陷入手，结果却往往是新意可观而推测过多，求诸文献，反证常被规避，不称严谨。启荣教授的研究，兼得理论方法求新与实证严谨之长。前述有关晚明印刷、出版、艺文公共空间等论说，皆在书中以文献实证的具体过程一一落实，体现出历史研究中新异方法与文献考证之间完全可以相得益彰，而非相互排斥，从而展现出远比简单的潮流革替观更丰富的历史面貌。书中随处可见对前人论说或者潜在不同论证的辨析，不时将晚明时代的情况与欧洲的情况加以比照，从而将读者带入一个立体、动态的思考场景。与建构一种主张后调动支持性证据一条鞭地说下去的灌注性叙述相比，这样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领会历史研究作为一种论述（discourse）的意蕴。

本书从多个角度考察了16—17世纪中国书籍的生产。其中涉及纸张成本、雕版刻工、书价、出版收益、商业出版的运作方式、出版中心、商业出版扩张如何为科举士子提供艺文劳动机会、艺文市场的交易、商业性“四书”论集对官方解释的挑战、艺文权威由朝廷向职业批评家的转移、复社作为能够对科举考官施加影响的职业批评家联盟的性质、八股文评选家通过出版市场而成为公共批评家、科举考试与商业性书籍出版的关系、诸多晚明士人在商业化艺文公共空间的表现，以及中、欧出版商运作社会环境的差异等前人语焉不详或者根本未曾研究的问题。仅就这些问题所涉史实而言，这本书就足以成为明清历史研究者案头必备的文献。况且，在考核这些史实的同时，书中还提出了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见解，例如晚明多样化的士商精英群体、增长的城市人口、科举考生的增多，以及包括娱乐在内的社会生活的活跃与多样性为书籍出版带来更大需求。由于纸张成本低廉、人力充足和印刷技术纯熟，晚明书籍对于当时读者而言，价廉而易得，而价格低廉的书籍是该时代涌现大量藏书家的重要背景。晚明书籍出版相当自由，任何人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就能自由出版包括新闻、手稿和政府刊本等几乎任何文本，政府对出版基本不加干预，盗印普遍但有可能被追究。雕版印刷具有技术简便、投资灵活和处理“超附文本”便利的优势，是一种有效的印刷技术，对文化、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而绝非一种难以产生这类影响的“原始的技术”。这个时代的科举考试，作为基于皇权而生产社会、文化和政治秩序的主要制度，也是一般文化生产的重要制度，它提供了教育、科举习业和与政治资本关联的特定语言沟通系统。晚明士人刻意遮掩参与出版的行为，仍以求取功名为终极的人生目标，但却往往需要在艺文市场中获取经济收益和声誉资本。晚明士人十分重视保存自己政治追求的文字，但有意“忘却”在经济场域的职业轨迹。晚明商业出版扩张并没有导致与朝廷敌对的世俗印刷者群体出现，印刷也没能促成社会、政治的彻底变革，但这并非由于中国没能发展活字印刷技术。该时期商业出版以独特的方式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商业出版繁荣本身就意味着书籍及其生产技术推动了16、17世纪的商业化进程，扩大了纸张、墨料、木料消费需求和相关劳动需求与市场，成为财富累积的重要方式，推进了士商融合，重组了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之间的关系，悄悄地侵蚀着皇权政府在文化生产场域的权威，并使艺文公共场域成为科举考生在乡试、会试中进身的重要途径之一。艺文生产中的专业和业余界限是模糊的，士商阶层在这种模糊而又灵活的社会活动中走出新的职业轨迹。这些见解，无疑都值得研究明清历史的学者深思。

启荣先生认为，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可以总体上称之为“士商社会”。他虽然没有在这部著作中全力论证这种看法，但前述主张，都与这种看法一致。了解这一点有助于读者把握本书的整体含义。我们尽可以从其他角度来概括这个时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与趋势，但是通过这部书，我们无法不对明清之际中国士与商两大社会阶层的融合及其后果刮目相看，它令人信服地表明，晚明时代正在经由士与商在出版和更广义的艺文生产活动中，创造出一个具有空前自主性和规模的文化空间，并在这种空间中内在地融合，营建起一个与庙堂意识形态进行交流切磋的“新文化意识形态”。

启荣教授是蜚声中外的明清文化、思想史专家，是我神交已久的学长。为他的这部重要著作作序，使我惶恐不安，亦觉与有荣焉，是以不揣浅陋，略陈管见。至于书中精深，还需读者细心寻绎，各见精彩。

赵轶峰

2019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