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汉学模式的历史叙事
作为一种叙述的形式，历史书写可以根据其构思的不同而采用下列任何一种结构：成功、失败、专门论述和开放式。在有关非欧洲社会的历史叙事中，“失败的记录”这样的结构模式是经常被运用的一种“布局”（plot）。这里的“失败”有个孪生兄弟——“缺失”，它们一起成为非西方地域——印度、中国、穆斯林中东和非洲历史论述的共同特征。甚至，连推动“后殖民地”历史研究的“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在其第一阶段都未能例外。19一切历史所固有的异质性和多样化的时序（temporalities）合并为失败和缺失的历史——这些失败和缺失的历史就是西方异类的命运，与成功而丰富的现代西方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
即使同样是失败的记录，非西方社会的过去也呈现出相互差异的话语形态。黄仁宇的著作就是采用了偏汉学模式的历史写法。为了同“汉学”（sinological）模式区分开来，这里“偏汉学”的概念是指一种特定的历史叙事模式。这种模式采纳了三种不同但却密切相连的时间、空间与文化的话语系统——历史社会有机论（Histori-cism）、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与现代主义（Modernism）。
历史社会有机论把异质性的时序化约为单一的、同质的、线性且渐进的普世时序，就是西欧独特的时序。正如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所评论的：“历史社会有机论把现代性或者资本主义说成不仅是随着时间推移而成为全球化的过程，而且还发源于一个地方（欧洲），然后转播到外地。”20从19世纪末期开始，中国学者和历史学家就开始以历史社会有机论或者一种“启蒙运动”模式21来重新书写中国历史。在历史社会有机论的叙述中，中国终于在历史中有了一席之地。然而，这种历史的元叙事把中国置于人类进化过程的一个阶段中，而这个阶段却被贬低为等同于西欧的萌芽期。同时这种历史还认为中国只会以更缓慢的速度经历每个相同的阶段。在历史社会有机论的叙述中，中国的特征变为原始、落后和缺失。
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认定西欧产生了巨大改变，这驱使人类一路向前。在这种叙述中，中国却被贬谪到欧洲的边缘——仅仅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空间，只有通过欧洲特定形式的习业（社会、政治及经济结构）和符号系统（语言及意识形态构造）的逐渐普及，欧洲人眼中的异类才能被带入唯一的宿命之中——那就是现代化。22
现代主义的话语则认为中国社会和文化缺乏现代习业的特定形式，包括经济结构（资本主义、股份公司、工厂以及工业化）、政治制度（单一民族国家、共和政体及政府组织形式）、社会构造（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公共领域）与意识形态构造（启蒙主义、个人主义以及有关进步、公众、权力、言论自由、科学和艺术的观念）。在现代主义论述中，中国皇朝史的叙述常常需要从欧洲获得“文化冲击”，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没有现代化这一孕育变化的种子，中国就会陷于永恒的传统惰性中，或者说即使有变化，也根本没有丝毫的意义。
根据历史社会有机论、欧洲中心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理论，中国被赋予了原始性、落后、边缘化、无意义以及传统主义和惰性的文明特征。这些特征给予“传统中国”23一个统一性的概念。所以，我们可以理解黄仁宇对李贽“激进的”观点不加重视的原因。对黄仁宇来说，李贽只是比同时代的人相对来说不那么传统守旧罢了。李贽仍然处在现代化的另一边，他所摆出的那种变革社会的姿态也只是一种没有什么意义的行为而已。像黄仁宇这样的偏汉学叙述将中国异质的过去约化为同质的传统和僵死的文化。
如果我们继续从欧洲中心主义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话，我们将不可能看到除空白和缺陷之外的任何东西，正如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所说，欧洲中心主义将“多元性的道路导入单一的生产中心”24。欧洲中心主义就像一个透视镜，而这个透视镜已经挡住了亮光，那些亮光原本应该能够阐释19世纪前中国生活世界中复杂和不同步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动。所以，偏汉学叙述根本不能够辨认与说明中国历史的差异性。为了看清李贽发现的16、17世纪大量印刷书籍中可能存在的世界，我们需要质疑现存的中国印刷史。因为一直以来，历史社会有机论和欧洲中心主义在印刷史的研究领域里投射了一个巨大的阴影，中国印刷史便是在这个阴影之下写成的。
一种“无实质作用”的技术：偏汉学叙述中的中国雕版印刷
欧洲历史上发生过很多重要的知识变革、政治事件和宗教运动，包括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扩散等。而15世纪中期欧洲活字印刷的发明则被认为是成就所有这些变革的关键因素。在欧洲印刷史学家看来，上述知识文化变迁所产生的强大推动力导致了现代欧洲的兴起，这足以证明古腾堡活字印刷作为一种传播技术和进步因素的优越性。相比较而言，尽管印刷术在中国和东亚的发明和传播至少比欧洲早五个世纪，雕版印刷方法却被认为只是一种原始的艺术，没有对社会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在这个问题上，欧洲学者认为中国是不同于欧洲的一个例外。这样的观点在一般谈及中国印刷的论著中十分普遍。25
在吕西安·费弗贺（Lucien Febvre）与亨利–让·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合著的《印刷书的诞生》（The Coming of the Book）这部经典著作中，雕版印刷的重要性也仅仅被看作中国不能进步到现代时期的一个“先例”。虽然费弗贺和马尔坦知道中国活字印刷的发明，但他们却依然坚持认为这是失败的，并将其归因于中国书写特有的性质——大量的字符、粗劣制墨（上墨）技术和制造铜活字的高成本。26他们的这一看法在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广为人知的著作《古腾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延生》（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al Man）中得到了回应。麦克卢汉说道：“中国的表意文字变成了完全妨碍活字印刷术在中国文化中发展的因素。”27换句话说，表意文字系统事实上是印刷技术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最大障碍。很明显，他假设：雕版印刷术不能发展出活字印刷术。麦克卢汉的理论认为雕版印刷是一种毫无重要性的发明，这也是中国特有的书写系统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提到了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但也仅仅是在脚注中指出“现在的讨论集中在字母文字比表意文字在全面使用活字印刷方面的优势”28。在爱森斯坦看来，中国书面文字的“表意”特性使之不能完全采用活字印刷。29这种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的解释植根于一种假设，即只有表音文字才适应现代形式的活字印刷术的发展。30爱森斯坦的观点正是对研究中国印刷史的欧洲学者所持的主流观点的一种复述。31
尽管在欧美学术界，书籍史是一个飞速成长的领域，而对于中国印刷的研究大部分还是停留在用技术手段进行解读的水平，主要是强调印刷在传播信息和思想方面的功能。事实上，在其他东亚国家（比如日本），这种方法对于印刷研究仍旧很有影响。32在最近发表的大量研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探讨出版对于中国社会不同方面的影响。33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内，当今学术界已经在一些方面提供了新的信息和重要的洞见，比如文人如何以作者、编辑和出版者的身份介入出版，出版对妇女文化的影响，印刷在创造新的阅读公众中起到的独特作用，新形式的宗教文本，宗教场所以及对经书的注解，等等。34虽然如此，印刷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这一问题更大的历史意义尚未从比较印刷史的角度进行过尝试性研究。35从真正意义上来说，对于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这两种技术产生的影响的历史比较只能从质疑主流话语的工作中开始。
对欧洲印刷中有关古腾堡论述的商榷
古腾堡印刷术被认为是传播的革命性手段，它在论述现代欧洲成就的元叙事中占有无比重要的地位。法国历史学家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曾经为一本关于中华帝国晚期印刷的特辑撰写了一篇前言，在这篇文章中他要求“中国历史学家和欧洲历史学家之间加强对话”36。然而，只要欧洲历史学家没有认识到中国和东亚地区印刷术的影响，这种对话就不可能真正起作用。正如亨利·史密斯（Henry D. Smith II）恰当地指出：“中国印刷文化的精妙和复杂远在古腾堡之前很久就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欧洲历史学家对这些事实仍然难以掌握。”37的确，没有对东亚的重新审视，古腾堡论述将会继续弱化任何对印刷在东亚影响的理解的尝试。所以，必须在有关中国出版史的重大问题上与欧洲历史学家进行商榷。
在英语国家的学术界中已经有学者开始挑战古腾堡论述。在近期关于印刷对现代欧洲的影响的相关研究中，学者所提出的新问题已经离开了欧洲中心主义覆盖式（totalizing）的历史论述方法。阿德里安·约翰斯（Adrian Johns）对关于印刷在现代欧洲文化创造中的地位的权威叙述——所谓的“印刷革命”——提出了质疑。他从印刷者对于享有印刷特权的斗争历史中来说明欧洲印刷史的建构谱系。38现在正是研究欧洲以外印刷史的历史学家们质询古腾堡元叙事的时候，必须质疑将古腾堡奉为神明、视为造成欧洲现代性的技术要素的叙述，而质询的途径之一就是研究证明中华帝国时期雕版印刷的影响。这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第一，我们要理解16、17世纪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方法在复制和传播信息过程中差异的复杂性；第二，在中国前近代，印刷对社会各个层面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有差异的。这样做是为了强调研究印刷（包括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的必要性，说明印刷在中国和欧洲的习业中带来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