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街头的斗争之物
街垒
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之后的几个月里，画家埃克托尔·科隆，即莫洛克（B. Moloch），创作了一系列关于巴黎公社最后一批男女社员英勇斗争的画作。在他最负盛名的石版画中，有一幅描绘的正是1871年5月由女性守卫的布朗什广场的街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幅画让我困惑不已。在画的近景部分，一位骑着马的联邦派军官正在与一位向前行进的女子握手，这位女子肩扛步枪，腰间系着子弹盒。在右侧，另一位骑马的军官将手指向大约两米高的街垒，上面插着一面红旗。依稀可以看出画中有一群公社社员，其中大部分都是女性。在画的左侧，一名躲在墙角的女子正在给枪上子弹。这幅“女性街垒”画的近景部分为什么会出现两位男军官？为什么感觉像是男性将保卫巴黎公社的接力棒交给了女性？后来我才明白这幅画描绘的场景源于1871年5月24日发行的最后一期《巴黎公社报》上刊登的一篇报道。不久之后，巴黎公社社员、最早研究巴黎公社的历史学家普罗斯珀-奥利维耶·利萨加雷转述了这一场景：巴黎公社“五月流血周”[1]的第三天，救国委员会的两名成员瓦尔莫雷勒和勒弗朗赛正在蒙马特街区巡查，忽然被一位查看通行证的女公民拦截下来。他的文章紧接着描述了“由大约一百二十名女性”守卫的街垒。
这一情节很快就固定下来，变成了关于“五月流血周”种种叙事中一个反复出现的画面。只是，在不同的版本中，在场女性的数量以及事件发生地的信息会有一些细微的不同。公认的事件发生地是布朗什广场，路易丝·米歇尔[2]就是这么写的，但也有人说发生在皮加勒广场。在利萨加雷讲述的第一个版本中，现场的女性坚守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全部被“处决”；而在几年后他讲述的版本中，这些女性很快就放弃了这场还未开始就注定输掉的战斗，并立刻撤退到了其他街垒。不管怎样，没过多久，所有人都在自己的故事中描述这一场景。在公社社员的叙述中，这实际上是在表现女性的英勇战斗，以及所有巴黎人民为了保卫公社而进行的广泛抗争。镇压巴黎公社的凡尔赛派也讲述了这一故事，但目的要么是嘲笑胆小怯懦、没有男子气概的男人们，因为他们把守城的任务交给了女性；要么是批判某种对常规的彻底僭越，因为这一场景颠覆了传统的性别秩序，塑造了可怕的悍妇形象，很快，这些女人变成了大家口中的“纵火女”。不管讲述者是男性还是女性，不管他们属于哪个阵营，只要他们想要谈论这座著名的女性街垒，唯一确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这座街垒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史无前例的奇事。
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或许是为了避免谈及在巴黎公社最后的街垒中持续战斗的其他女性，把目光以及随之而来的疑问集中在唯一一座街垒上，这样就看不到其他的街垒了，一棵树遮挡了一片森林。也许永远都不可能确定是否存在过一座女性街垒，也不可能知道它确切的地点。也许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在许多地方，女性曾战斗过，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女性的数量比参加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女性数量要多得多。巴黎公社社员被审讯时的许多证词都证实了这一点……但是这些叙事随后似乎就彻底消失不见了，只剩下布朗什广场事件还会被人提起。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欧洲，街垒都是19世纪城市革命起义中绝对不可忽视的新事物，它首先是一种男性意象。请注意，街垒是在1830年七月革命期间忽然出现的，当时街垒数量之多——有好几百个——震惊了世人；自投石党运动之后，街垒再次给人带来新鲜感——其实1794年至1795年间以及1827年都出现过一些街垒，只是比较分散——很快这种印象成了种种相关事件的叙述和绘画的核心主题。之后的每次起义或者革命都可以看到街垒的存在，尤其是在1848年“人民之春”[3]到来时，整个欧洲都可以看到它的存在。街垒虽是一种防卫战术，但它很快就变成了革命的代名词。然而，一旦要描绘或讲述与街垒相关的战斗，女性几乎都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是以一种隐喻的方式——赤裸的胸脯！其功能是表现引导人民的自由或是在当局的镇压下失败的革命，而不是代表真正的女战士。
如此看来，街垒属于男性事务？然而，街垒肯定是人建造的！许多资料都证实女性在参与建造街垒时承担了和男性同等重要的工作。街垒也需要补给，如液体状、固体状和粉末状的食物，以及装填好弹药的步枪，这些事务传统上都由女性负责，起义活动并没有改变这一点。女性还要负责疏散、救助、包扎伤员，有时还要为死者哀悼——绘画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战场女性形象，这与大家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完全吻合。在这些画作中，在街垒战斗的男性总是处于中心位置，而女性则在背景处充当医务人员、商贩、护士以及“痛苦圣母”[4]的角色。尽管如此，这样的女性角色对于整个街垒组织系统而言也不可或缺，如果没有她们，这些街垒就不可能长久地矗立在那里。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应把街垒作战简化为起义军与当局军队之间的交火。让我们再次从绘画中寻找答案：一幅1830年的版画描绘了发生在巴黎圣安托万路的战斗。1830年7月28日，皇家卫队的骑兵在那里被从楼房窗户或者屋顶扔下来的瓦片、家具、器皿袭击。这幅版画既表现了战术的有效性，又富有喜剧色彩，各种各样的日常之物像冰雹一般落到了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骑兵身上。我曾研究过镇压1832年、1834年和1839年起义的军队力量，发现大部分士兵受伤的原因不是中弹，而是被掉落的物品砸伤头部或者上身。猜猜看，是谁躲在窗户后面向骑兵扔下了密密麻麻的物品呢？是女人们！她们投掷的正是家庭日常生活中用到的器具：桶、汤锅、平底锅、尿壶！
所以，街垒不仅是男性的事务，也是女性的事务。真正的例外是枪，而女性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使用枪的权利！
参考资料
巴黎公社时期的女性街垒吸引了许多历史学家进行研究。1995年5月，在关于街垒的第一次研讨会上，阿兰·科尔班和让-玛丽·马耶尔首度做了相关报告（索邦大学出版社，1997）。此次研讨会也是思考长达两个世纪的街垒现象的开端。然而，杜拉特勒一直对女性街垒的存在持怀疑态度。女作家米歇尔·奥丹[5]以其一贯的严谨态度，重新考察了相关资料。2017年7月，她在自己的博客（macommunedeparis.com）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之后又在2021年自由之地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关于巴黎公社“五月流血周”的专著中，重新探讨了相关重要问题。女性街垒当然存在过！她大声呼喊：“让我们停止修正主义的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