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古代政商关系溯源——制度篇

一、中国古代商业起源

中国是世界上商业兴起最早的国家之一，著名经济史学家赵冈指出：“中国的国内商业活动，不但起源极早，而且十分发达，其发达之程度与其他若干部门几乎不成比例。”

大量的文献证明，早在上古尧舜时期，中华文明尚处萌芽阶段，市场制度就已经开始建立，商品交换的领域也已相当广泛。

在《易经·系辞》中是如此形容早期易市的：“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其大意为伏羲氏寿终后，神农氏兴起……神农氏规定每天日中时分为集市交易时间，招来天下百姓，聚集天下货物，相互交换贸易后离开，让人人都能得到其所需的生活用品。说的就是神农氏时期的商业萌芽，这说明了我国商业兴起的时间是非常早的。

实际上，我国商业不仅仅是兴起得早，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史，商业也都起到很大的作用。《管子·揆度》中提到过一种“尧舜之数（轻重之术）”，其中一部分讲的就是古代商业的逻辑，原文是“至于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其胜禽兽之仇，以大夫随之。”大意是在尧舜当王的时候，之所以能够治理好天下，就是因为在北方取用禺氏的玉石，从南方取用江汉的珍珠，他们还在驱捕野兽时，使大夫参与其事。

这也是早期政治驱使商业达成目的的思维，这种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以至于“商业服从于政治”“商业服务于政治”的思想在中国流传了数千年，也事实上造成了中国古代商业受到政治压制的局面。包括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提出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其内核是鼓励人们通过商业利益来诱使其他人顺应自己的意愿行动，也是这种思想的延伸。

上古贤王时期，尧就非常重视商品流通和交易活动：“故尧之治天下也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大意是尧治理天下的时候，用有的东西来交换没有的东西，用擅长的来交换不擅长的）。

舜曾贱买贵卖，辗转贸易：“顿丘买贵，于是贩于顿丘，传虚卖贱，于是债于传虚。”（大意为在顿丘别人买某件东西贵，于是就卖到顿丘。在传虚卖东西便宜，于是从传虚买来东西拿去卖）

禹王也将商品交换作为治国安邦的大计之一：“暨稷播，奏庶艰鲜食。樊迁有无化居。丞民乃粒，万邦作义。”（文出自《尚书·益稷》，大意为：大禹与后稷一起带领人民播种百谷，这样老百姓既有米食可餐又有野兽可食。同时还鼓励百姓贸易有无，将自己家里多余的东西拿出来交换。人民于是有了口粮，万邦的百姓从此也就有了可供资养的依靠。）

到了商代，华夏先民们创造了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的社会景象，不仅平民以经商为生计，贵族也纷纷经营此道。《诗经》中载：“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大意为殷商都城富丽堂皇，是天下的榜样。）

春秋战国时期，《盐铁论》有载：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说明在这一时期国内就已经兴起了一大批著名的都会，由此可见商业的发达。

《尚书》也载：“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大意是努力牵牛赶车，到外地去从事贸易，孝敬和赡养你们的父母亲。）

此后历朝历代，商业繁荣的记录充盈史册。《史记》中记载秦汉之后商业繁盛，百姓热衷从商的情况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出自《货殖列传》，关梁指水陆交通之地，所以本段大意为汉朝兴盛的时候，海内一统，水陆交通要道畅通，所以富商们在天下间到处流走经营，交易各种货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汉王符也写道：“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车马舆，填塞道路。”（大意为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舍弃了农桑之事，而想要行商，拉货的牛车马车堵塞了道路。）

隋唐鼎盛之时，商人经营遍及天南海北，大诗人元稹诗曰：“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州布火浣，蜀地锦织成。（出自《估客乐》）”

到了两宋时期，商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东京梦华录》中详细记述了都城汴梁民众富庶闲适的生活：“八荒争辏，万国咸通，集四海之奇珍，皆归市易……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大意为全国各州郡之人都往京都汇集，世界各国的使者都和宋朝往来。调集了四海的珍品奇货，都到京城的集市上进行贸易；荟萃齐九州的美味佳肴，都在京城的宴席上供人享受。奇特精湛的技艺表演使人耳目一新，奢侈享受的生活使人精神放松。）

明清以降，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民间社会空前繁荣，明代李鼎的《李长卿集》中有载：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

龚自珍对晚清时中国社会的图景描述道：“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邨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

与发达的商业长期相伴的是，从春秋时期的一代“商圣”陶朱公到清末民初的晋商巨富乔致庸，几乎历朝历代都会有数位著名商人的传记或传说在民间广为传颂甚至载入史册，如春秋时期的范蠡、子贡，战国初期的白圭、吕不韦，元末明初时期的沈万三，清朝时期的伍秉鉴、乔致庸、胡雪岩、王炽、叶澄衷等，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十大商人，也是杰出的商业领袖。如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史记》中记载其“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白圭，是最早的经商理论大师，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商名言。沈万三，元末明初的江南巨富，曾助朱元璋修南京城，且其个人承包三分之一工程费用，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国际贸易商人。清朝末年的乔致庸，山西晋商的代表商人，人称“亮财主”。胡雪岩，作为红顶商人，曾协助创办福州船政局、上海采运局，开创胡庆馀堂雪记药号等，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王炽是滇中首富，也是唯一一位上榜英国《泰晤士报》百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中国人。这些商人所创造的巨额财富为世人所艳，史家称之为“素封”。也正是在一群群一代代商业领袖不凡表现的影响和带动下，中国才有着良好的商业发展。

然而一个商业发源早且发达的国家，数千年来商人的地位却非常低下，这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我称之为“中国古代商业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