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着世纪阳光和合共进

进入21世纪，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医学的目标应是以科学成果体现人文的关怀。科学求真，人文求善，科学人文和而不同互补互动，朝向真善美最高境界的美学，必将是中医药学理论与实践的真谛，运用生命科学与人文哲学的水乳交融，展示它的特色与优势，弘扬原创的思维，成为先进文明的例证。

我一贯主张，无论临床、教学还是科研，熟读经典，勇于临床是培养高级中医药人才的必由之路，是自主创新的先导，是创新人才培养的摇篮，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中医养成教育要在“读经典，做临床”上下苦功，这是成功的基础；同时要“兼通文史，透视组学”，这是创新的条件。秦伯未先生说过：“专一地研讨医学可以掘出运河，而整个文学修养的提高，则有助于酿成江海。”

熟读经典，目的在于溯本求源，勤求古训，继承而后验证，质疑而后创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其使命在革新），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创新没有穷尽，虽然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学人当认真继承中医经典理论与临床诊疗经验，敢于质疑而后验证，诠释进而创新。经典读通了、读懂了，诠证创新自然寓于继承之中。同时还要融会新知，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将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以显著的疗效，诠释、求证前贤理论，寓继承之中求创新发展，从理论层面阐发古人前贤之未备，以推进中医学科的进步。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治学精神，值得每一位中医学人学习借鉴。纵观古往今来的先哲名医，均熟谙经典，勤于临证而发皇古意，创立新说以形成学术思想者。

先师董建华教授慎言“学术思想”，晚近我也曾提出“不轻言学术思想”的见解。余以为，所谓“学术思想”，应该是学者高层次的学术成就，是长期锲而不舍坚持读经典、做临床，在取得若干鲜活的诊疗经验的基础上凝聚的学术闪光点与提炼的思想精华，其中蕴含着创新思维和创新成果。学术思想必须有理论内涵并能指导临床实践，提高临床防治水平，这样的学术思想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它不是单纯的临床经验，但源于一病、一证、一法、一方、一药的诊治经验与心得体会，又在此基础上进行高度的抽象概括和理性提升。金元大家刘河间是“读经典，做临床”的楷模，他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提到“法之与术，悉出《内经》之玄机”，于刻苦钻研运气学说之后，倡“六气皆从火化”，阐发火热病证脉治，创脏腑六气病机、玄府气液理论，其学术思想至今仍能指导温病、瘟疫的防治。

经典是根，临床是本，仁术是魂。博览群书，读经典而勤求古训；大胆实践，做临床而博采众长；尊师重教，参拜名师而小心诠证；圆融和合，信愿行而传承创新。这是中医高级人才培养的关键，是探寻经典医籍科学原理的“不二法门”，是开启维护健康防病治病大门的“金钥匙”，考诸历代医家之成功者概莫能外。

我本人奉行天道酬勤，追求澹定淡雅，体悟平常道，拥有平常心，多做平凡事，当个平凡人，而于做学问、读经典则不敢有片刻疏忽。朱自清先生“夜里醒来，只怕学生来问，教授书读得太少”的内心独白，《周易》“君子终日乾乾”（君子必须成年累月、夜以继日不辞辛劳地耕读、修炼、工作，时时处处，事事谨小慎微地处理一切事务）的谆谆告诫，时时鞭策我自我约束、自我激励。欧阳修的“三上”（马上、枕上、厕上）读书思考法提醒我珍惜时间，使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有时间仍不忘多读书，开阔视野，专精于一，沉潜心悟，案头书常翻而历久弥馨。

我尊崇扁鹊“随俗为变”，解疾救苦于顷刻，面对不同病人、不同病种，不断改变自己治疗侧重的临床实践精神，牢记医生天职，外出书包中必带处方，口袋里必备急救药，随时随地诊疗。我景仰叶天士“拜师十七人”的虚心精神，深感中医学是经验性极强的科学，仅凭个人的点滴积累远远满足不了临床需要，而一家之言又往往失之局限，恪守一家往往造成门户之见。青年时期董老就要求我广拜名师，以期熔百家精华于一炉，汇各家之长于一身为我所用。向老师学习、向同事学习、向学生学习、向患者学习，“择其善者而师事之”已经成为我的习惯。

近年来，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在发生变化，从逻辑、线性、以计算能力为基础的“信息时代”向“概念时代”转变。未来将以创意、共情、模式识别、娱乐感和意义追寻为主导，具有创造性的原创思维将受到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广泛重视，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当今医学的社会性增强了，心理学以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深且广地渗入卫生保健诸领域。缘于此，人们发现中医学的“调心身”具重大意义，应还其原本的面貌，还有“治未病”的思想理念对于亚健康的干预将逐步成为科研热点。诚然，破解验证难题需要付出辛勤的劳动，而寻求科学可行的途径已成为当务之急。20世纪50年代之后，系统复杂性科学的兴起令人振奋，它为中医中药研究提供了现实的方法学，亦将转化为生命科学发展的巨大的动力。新世纪中医研究呈现出三个重要的趋势：一是从线性的简单系统走向开放的复杂系统，按照中医自身的规律，以非线性的设计落实到线性的表述，把非线性的无限目标化解为线性有限目标，逐步逼近真实、确切的结果；二是由模式生物走向人体实验，在还原分析的时代，模式生物研究对生物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今天面对复杂性疾病，单因素拮抗与补充很难获得人们企盼的疗效，医生与患者渴求中药复方的有效干预，重视运用循证医学的方法评价生存质量与干预效果；三是由“纯粹”的科学走向与人文科学相融合。中医学有理论，其现象理论来源实践指导临床，天人相应、形神一体、辨证论治的理论框架具有原创的思维与原创的优势，理法方药无处不含有人文含量。2004年，我曾主持过“973《证候》项目”的科研设计，提出了“以象为素、以素为候、以候为证、据证言病”“病证结合、方证相应”，以及“证候要素、应证组合”的主题思想，围绕着证候与疾病、方剂的相关性做中医学的一份基础研究工作。诸如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五志配五脏、燮理阴阳以平为期均能体现中医理论内涵的圆融与中庸之道。新世纪我们处于技术飞速发展而理论相对滞后，亟须强化科学原理研究的时代，对于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的局限和一元论混沌与复杂的理论的指导应作深刻的思考。毋庸置疑，中医药学是科学的，其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为现代难治病的治疗提供了可深入研究的途径，更重要的是其科学与人文双重的学科属性是具有原创思维原创优势的，理应将其弘扬光大，为人类健康事业、为生命科学的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主席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新时期的中医政策是中医不能丢，中西医并重，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显而易见，政府、老百姓与科学家对中医和中医药学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笼罩在我们头上的中医“不科学”的阴云正在消散，中医受歧视的时代将可能有根本的变化，中医界内部也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新生代在茁壮成长。21世纪初叶已是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并存的新时期，让我们融入大科学、大文化中去，为开创美好的未来，迎着阳光和合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