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献综述

公共表达是社会化媒体用户日常网络使用行为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一方面，它是社会化媒体公共性的体现；另一方面，它也是网络舆情生成和演化过程的具体呈现。笔者检索中国知网、万方、读秀等中文数据库后发现，题名包含“公共表达”的学术文献和专著较少，如果再叠加“社会化媒体”（或“社交媒体”）这一类主题词，则数量更有限；但是，单独检索标题中包含“社会化媒体”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则数量不少，且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

（一）关于传媒公共性及公共领域的研究

公共性和公共领域的理论阐述都源自西方，二者是一对高度相关的概念，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基础，后者则是对前者的具体实践。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阿伦特(Hannah Arendt)、杜威(John Dewey)、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布鲁纳(Jerome Seymour Bruner)、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过公共性及公共领域问题。不过，西方学界已达成的基本共识是，哈贝马斯是最早系统研究公共领域问题的学者，其成果主要体现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该书1999年出版中译本后，迅速在我国的哲学、政治学、法学和传播学领域引发关注和反响。新闻传播学领域有较好外文功底的学者也迅速跟进，介绍并探讨传媒公共性及公共领域问题，引起新闻传播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兴趣。

近30年来，因为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媒介公共性这一概念及相关理论在中外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引发了广泛关注与争论。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1922年出版的《舆论学》一书中较早涉及了传媒公共性话题，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研究。以关注和讨论传媒体制及话语权分配为重心的传播学批判学派，就直接把传媒公共性当作核心议题之一，其关注点是资本主义现代传媒体制及其在运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传媒与政治、资本和公众的复杂关系。如美国学者阿特休尔(Herbert J.Altschull)于1988年出版的著作《权力的媒介》。该书试图论证“新闻专业主义”在资本主义传播体制中的虚假性与局限性，并提出媒介应作为公民的经济权力及政治权力的代理而存在。同属于批判学派知识与价值体系的研究著作还有麦克马纳斯(John H.McManus)的《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2004)、麦克切斯尼(Robert W.McChesney)的《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2004)、克罗图(David Croteau)与霍伊尼斯(William Hoynes)的《运营媒体：在商业媒体与公共利益之间》(2007)等，这些著作均采取了批判式的“媒体—民主”框架，深入剖析了欧美社会市场化的传媒体制对于媒介专业精神、传统价值理念、公共领域及民主政治的冲击与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系统研究了公共领域问题，其代表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年面世后迅速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不同文化圈出版，并形成世界影响力。哈贝马斯在该书中指出，大众传媒建构了公共领域，公众利用公共领域公开、平等、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并因此形成公共舆论，产生协商式民主，与国家权力形成有效的抗衡。但他正面肯定和乐观期待的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大众传媒，对20世纪以来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传媒与公共领域的关系则持明显的悲观态度。在他看来，因为政治力量及私人资本的操纵，大众传媒已逐渐丧失中立特征，在影响了公共领域结构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从而导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里的“转型”其实意味着“衰落”与“瓦解”。后来，哈贝马斯意识到该书结论过于悲观的局限性，并在修订版中作了适当调整。

在哈贝马斯之前和之后的欧美学者，如阿伦特、泰勒(Charles Taylor)、罗尔斯(John B.Rawlas)、汤普森(John B.Thompson)、戴扬(Daniel Dayan)等，都着重关注过公共性以及传媒与公共领域的关系问题，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观点。如：泰勒关注公共领域的现实困境，罗尔斯基于公共议题建立其对公共性概念的理解，汤普森在公共领域媒介化基础上建立“新公共性”，戴扬强调实践参与的“公众”观及“公共领域”观，等等。他们彼此之间理论视角有别，建树各有千秋，但都为后续的研究者做了很好的铺垫。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汤普森批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忽视平民公共领域以及对大众文化看法过于消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公共性”理论。汤普森的“新公共性”是指“以传媒为中介的公共性”，它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定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去空间化”和“非对话性”，并且与技术媒介创造的新的可见性媒介类型相关。汤普森把这种公共性称为“可见的公共性”，以区别于哈贝马斯的“对话的公共性”。可以认为，哈贝马斯与汤普森的公共领域观都带有“媒介技术决定论”意味，只是前者是悲观的，后者是乐观的。

值得注意的是，汤普森与泰勒的公共领域观中都有淡化空间场所的意味，即强调传媒这种物质化的存在对于公共领域建构的重要意义。只不过泰勒的公共领域是议题导向的，而汤普森的公共领域是媒介导向的。如果再把法国社会学家戴扬的“积极的公众观”补充进来，三位理论家的成果就可视为对哈贝马斯理论的完整修正了。因为，在现代社会，只有积极和主动的公众与具备公共性的议题相结合，并且有大众媒介作为参与平台，才可能产生公共领域，不论这些讨论是发生在实际存在的物理空间，还是发生在公众想象出来的社会共同体中。

总体而言，西方研究公共性及公共领域的学者主要站在政治哲学高度，以“国家—社会”视角或“传媒—民主”视角为切入点，分析传媒公共性与公共领域问题，并且不约而同地把传媒公共性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保障来看待。

（二）以中国传媒公共性及公共领域为对象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媒公共性及相关的公共领域问题开始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关注的热门领域，并衍生出一系列相关议题。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第6期刊出“中国内地传媒改革30年回顾专辑”，将传媒公共性问题作为传媒研究的核心议题，组织了一批内地及香港学者的文章进行深入探讨。内地的新闻传播学术杂志《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等也策划并刊发了一批关于媒介公共性与公共领域的专题讨论文章。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李良荣的《论中国新闻改革的优先目标：写在新闻改革30周年前夕》《新闻改革30年，三次学术讨论引发三次思想解放》、余建新和强月新的《我国当前传媒与公共领域问题研究现状与反思》、夏倩芳和黄月琴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中国传媒研究的检讨：探寻一种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传媒研究路径》等。总体而言，这些成果多是围绕传媒公共性的“应然”方面所作的抽象讨论，理论创见较有启发性，但缺少“实然”方面的深刻呈现，即缺乏结合我国传媒公共性实践的种种现象所开展的实证研究。当然，无论是应然性的理论建构，还是实然性的实践分析，在传媒公共性及公共领域问题的论述上都略显底气不足。

（三）网络媒体公共性及网络表达和网络舆论研究

传播科技带来的社会影响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互联网诞生以来，讨论的主题逐渐转向新媒体的社会影响，尤其是互联网与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有的研究者对新技术与社会、技术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持乐观态度，如尼葛罗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数字化生存》、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波斯特(Mark Poster)的《第二媒介时代》、莱文森(Paul Levinson)的《新新媒介》等；也有研究者对此持悲观和批判的看法，如基恩(Andrew Keen)的《网民的狂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布朗(John S.Brown)和杜奎德(Paul Duguid)的《信息的社会层面》等；还有比较全面系统地进行观照的研究成果，如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信息时代三部曲”（包括《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和查德威克(Andrew Chadwick)的《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等。

在卡斯特看来，二战结束以来，信息技术成为全球化浪潮的核心推动力，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信息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结合，构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并迅速扩展到全世界，给世界各地的社会生产及生活带来全方位的影响。卡斯特认为，信息时代增加了个人独立性，但信息化削弱了人们的国家和社会认同感，因而有必要建立“恰当的国家认同感”。他的理由在于，信息时代充满不确定性和权力的分散化，人们抵御风险、保障生活、维护权利和尊严都有赖于适当的国家权威持续存在，它将在传统家庭解体、社会团体日益消解、文化与信仰遭受冲击的情况下，承担建构国家和社会认同、驱除普遍存在的无力感，并激发个体重新焕发创造力的使命。

公共领域是一个意识形态意味浓厚的概念，其本质必然与民主政治问题相关联，其中就包含了传媒的公共性及其与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查德威克的《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一书系统研究了互联网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其基本观点是，人们出于各自不同的动机和价值立场，会对互联网的民主政治潜能产生不同的判断和期待，有时会高估，有时则会低估；但现阶段，由于网络政治发展面临种种不确定性，对网络民主问题试图得出确切结论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互联网政治潜能未来的发挥及其效果，主要取决于使用它的目的与方法。

美国学者桑斯坦(Cass R.Sunstein)从法学角度研究了网络表达、网络舆论与政治及社会的关系问题，其著作《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在中国学术界影响较大。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中，桑斯坦认为，获取信息的方便快捷以及“量身定制”会造成信息窄化，其结果是社会趋于分裂，各种仇恨群体更容易相互影响。鉴于此，政府介入并提供一个多元的环境具有合法性和必要性。在《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一书中，桑斯坦的观点则稍稍偏向乐观。他认为，在信息超负荷的网络时代，尽管人们很容易退回“信息茧房”式的偏见里，甚至因为群体极化而成为暴徒，但是，许多以互联网为基础、令人震惊的信息分享和聚合的方法有助于个人获得和创造不断增长的准确知识，许多头脑聚集在一起上网的努力可能会提供最好的通向信息乌托邦之路。

华人学者对于网络政治及网络表达的研究中，有影响力的成果如胡泳的《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杨国斌的《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等。《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一书中提出的“共有媒体”概念具有较强烈的公共意识和旨趣，胡泳试图在书中讨论“互联网会不会促成中国社会的大幅转变”这一命题。在胡泳看来，对于网络溢美和理想化是需要警惕的，同时也应肯定互联网对于当下中国的价值，因为网络在当下和未来都是各种力量对话和博弈的主要平台。而且，至少有两点可以相信：一是网络大众具有信息上的优越性；二是互联网能够成为公共言论的有效出口。《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一书以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民间抗争行为作为考察对象，以情感逻辑为切入视角，再现了网络社区既作为抗争的社会基础，又作为抗争结果的过程，显示了“抗争挑战控制，同时也适应控制”的网络行为与现实权力的互动机制。

另外，王淑华的《互联网的公共性》、周永明的《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郭玉锦等的《网络公共领域建构研究》、蔡翠红的《网络时代的政治发展研究》、付宏的《基于社会化媒体的公民政治参与》、朱丽峰的《网络民意与政府回应问题研究》、胡泳的《网络政治：当代中国社会与传媒的行动选择》等著作，都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当下中国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政治及社会变化，并在不同程度上回应了网络政治的多种可能性及局限等问题。

（四）社会化媒体及其社会功能研究

社会化媒体近年来已成为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热点，但笔者检索发现，直接以社会化媒体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主要体现为论文，相关专著较少。何威的《网众传播：一种关于数字媒体、网络化用户和中国社会的新范式》和彭兰的《社会化媒体：理论与实践解析》是其中比较重要的著作。另外还有一些在主题上未直接表明研究社会化媒体，但其实是以社会化媒体的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如王贵斌的《Web 2.0时代网络公共舆论研究》、李红的《网络公共事件：符号、对话与社会认同》、陈红梅的《互联网上的公众表达》、吴世文的《新媒体事件的框架建构与话语分析》等。还有部分研究将对象定位于“社交媒体”，其范畴与社会化媒体大体重合，也可视作这一领域的成果，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国外著作有英国学者斯丹迪奇(Tom Standage)的《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美国学者克莱·舍基(Clay Shirky)的《认知盈余：自由时间的力量》，国内著作有芦何秋的《社交媒体意见领袖研究——以新浪微博平台为例》、董向慧的《微博如何改变社会：社交媒体与社会风习研究》、张天培的《中国社交媒体中的政府信息流研究》等。

何威的《网众传播：一种关于数字媒体、网络化用户和中国社会的新范式》是对社会化媒体的一次综合考察。一方面，该书对社会化媒体传播实践的各主要侧面予以关注和阐释，如中国式语境、传播主体、媒体形态及特性、信息流动特征与模式，以及传播过程中的文化、规制与权力问题，可谓面面俱到；另一方面，该书试图建构一个全新的概念与解释模型——“网众传播”，即基于“网络传播”概念指称性和解释力不足，尝试建构一个能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经典概念具有同样效力的概念与模式。何威的研究也涉及社会化媒体传播实践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与意义，并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有人认为，自己确实更无所适从，更不知道需要什么，那么究竟是人们身处的信息环境、使用的媒介技术出了问题，还是作为行为主体的“我”尚不具备足够的能力素质来担当责任、作出选择？因为在以社会化媒体为信息传播主渠道的网众时代，内容生产和传播开始分离，“创造力”与“传播力”哪个更重要或更具影响力也成为一个问题。这既考验网络传播环境，更考验网众自身的素质。

彭兰的《社会化媒体：理论与实践解析》虽是以教材的形式出版，但也是研究社会化媒体时值得参考的一本著作。该书对社会化媒体进行了全面梳理，其中很多内容是较深入的学术思考和理论总结。

在《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这本独特的著作中，斯丹迪奇用社交媒体这一自定义的概念及视角打通了西方世界几千年的文明史，提供了关于社交媒体的一种更宏大的叙事及令人信服的分析。斯丹迪奇认为，在新老媒体跨时代对比中，以书信、手抄本等为主要媒介的时代，基于社交关系网中人对人传播信息的媒体环境同今天有许多相似之处，21世纪的互联网在很多方面与17世纪的小册子或18世纪的咖啡馆相通，但与19世纪的报纸或者20世纪的广播和电视大相径庭。媒体发展经过大众媒体的插曲后，正在回归类似于工业革命之前的形式。

克莱·舍基提出了“认知盈余”概念，试图说明信息社会中信息消费者能成为信息生产者以及参与网络协作的一个重要支持条件。在《认知盈余：互联网时代普通人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克莱·舍基指出：“当我们使用网络时，最重要的是我们获得了一个联系的接口。我们想和别人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电视无法满足的诉求，但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化媒体来满足它。”他进而认为，“媒体是社会的连接组织(connective tissue)”。这种表达完全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概念，但的确与社会化媒体的特征相吻合。克莱·舍基还在另一本著作《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中进一步阐明了社会化媒体普及所形成的社会力量：“群体的形成现在变得如探囊取物般容易”，“我们的能力在大幅增加，这种能力包括分享的能力、与他人互相合作的能力、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所有这些能力都来自传统机构和组织的框架之外”。他提到的各种能力正是通过社会化媒体给普通人赋权实现的。

另有不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将社会化媒体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主题涉及多个方面，如：社会化媒体的定义、构成及其特征，社会化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比较及互动、融合，社会化媒体在具体公共事件中的表现及社会影响，社会化媒体信息传播的社会学及政治学意义，等等。

关于社会化媒体的特征，付玉辉在《社会化媒体：未来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一文中认为，社会化媒体具有“个性化、中立性和工具性特征”。相比之下，前述《网众传播：一种关于数字媒体、网络化用户和中国社会的新范式》一书对社会化媒体特性的总结更为全面，分别为：(1)所有者隐身幕后；(2)人人均可参与；(3)形成社会网络；(4)用户创造内容；(5)化内容为源流；(6)不同社会化媒体之间网络化。

关于社会化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比较及互动、融合，很多研究者既对社会化媒体寄予厚望，又期待社会化媒体能帮助传统媒体提升新闻生产能力和影响力。这是一种颇为矛盾的心态。如在《社会化媒体对传播方式的影响分析》中，作者张哲认为社会化媒体“有助于促进传统媒体的革新，有助于提高信息收集能力，有助于人类信息协作”。杨珍在《社会化媒体引发了传媒业格局的改变》一文中总结：“传统媒体正在加速与新媒体的融合，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媒体产业新格局。”彭兰在《社会化媒体与媒介融合的双重挑战》一文中提出了更为务实且颇具前瞻性的看法：社会化媒体正以“为公民新闻赋权”、以“个人门户”冲击“大众门户”、“关系为王”等优势影响传统的新闻传播格局，媒介融合是大势所趋，但“融合不是目的……通过融合达到更高层次的多样化才是终极目标”。关于社会化媒体传播活动的社会作用与影响，广泛的社会参与和多元互动实践引起许多研究者乐观看待社会变革的可能方向。在此起彼伏的网络热点事件中，社会化媒体的广泛社会影响日益呈现，网络舆论、公共领域、社会动员、微博问政等话题成为研究热点。郭彦刚在《社会化媒体对公共领域建构的现实思考》一文中认为，新兴社会化媒体具有构建公共领域的基因（公众赋权、信息高效聚合、对话交流），但公共领域的建构还需要社会化媒体推动公共活动的社会化、公民参与公共活动制度化和经常化。李维益在《网络政治传播转向的动因和影响分析》一文中甚至大胆提出社会化媒体推动“第四次思想大解放即将到来”的乐观预测。顾明毅和周忍伟在《网络舆情及社会性网络信息传播模式》一文中应用参与体验理论分析网络舆情中的受众体验，从受众升级、媒体升级、舆情升级三方面结合提出社会化媒体信息传播模式下网络议题的升级模型，并据此提出相应的网络舆情管理措施。

总之，国内学术界针对社会化媒体的研究成果数量可观，但突出其工具价值的居多，深入体察并分析其人文价值的偏少；或者偏向于将社会化媒体的局部功能及表现当作总体特征或发展趋势，对其社会影响缺乏全面而深刻的把握；或者不自觉地脱离中国社会的媒介环境及网民的群体意识和心理习惯来讨论社会化媒体的功能与社会影响，致使部分研究结论略显主观和武断。

（五）对新媒体传播的哲学与文化反思

传播技术发展及媒体的更新换代常常与人类对未来的美好预期相关联，所以往往被贴上“科学”与“进步”的标签。但世间万物，有一利必有一弊，互联网与新媒体，以及与其相关的种种传播现象同样逃脱不了这个规律。正因为如此，中外学者的研究中也不乏对网络技术、新媒体传播进行哲学及文化层面思考与批判的成果。

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借用克兰兹伯格(Melvin Kranzberg)的话说“技术既无好坏，亦非中立”。美国文化学者波斯曼(Neil Postman)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中对信息过载导致的技术垄断文化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新技术改变了人们的兴趣结构，改变了人们赖以思考的符号，也改变了社群的性质，但人们对这些改变认识模糊，因此也不能从文化上作出有效应对，这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巨大的危险。在波斯曼看来，“技术变革不是数量上的增减损益的变革，而是整体的生态变革”。基于这个判断，波斯曼对信息社会及其发展前景的判断是：为了应对技术带来的信息过载，我们的社会又转而利用技术的方式来控制信息流，其结果是社会被进一步技术化。当前社会用以控制信息流的手段主要有三种：一是行政制度上的官僚主义，通过摧毁具体情景中的一切细节来提高效率，使制度实施中本应包含的思想、政治和道德价值无容身之所；二是社会关系领域的专业技能控制，专家筛选知识，为普通人提供指导，但离开了技术机器，专家其实也一无所能；三是技术性专制，专家为了操作的方便，制造出各种“软技术”将一个个抽象而多面的意义简化成可以量化的表格，人的复杂感知和能力被转换成可以测量的数据，而意义却不知所终。波斯曼的上述判断虽然是针对世纪之交美国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图景，但时至今日，面对互联网应用的高度普及和信息传播现象的千变万化，其前瞻性和普适性不言而喻。

法国文化理论家维利里奥(Paul Virilio)以时间为切入点，对当代媒介技术发展的本质及其内涵作了富有洞察力的论述，提出“媒介速度学理论”，即从速度和效率两个维度来分析人类对媒介技术的不懈追求。这个高度抽象的概念背后蕴含的是对人类无休止地追求科技进步的一种反思与警醒。维利里奥对互联网传播现状及发展趋势明确表达了的忧虑。在他看来，与以往所有的传播技术相比，互联网传播将对速度的追求推向了极致。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们日常使用的时间，或者时间的实用意义总是指向地方性，时间也只有跟地方性事件联系在一起才有价值，时间也就这样自然地与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融为一体。但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实时比实地更具有优先价值，这不仅给地缘政治带来威胁，也直接威胁到民主制度本身，因为民主总是与地域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对实时性的追求也就意味着对速度的追求，快速的传播自然会淡化“此处”(here)与“别处”(there)区分的意义。如此一来，留在人们意识里的只是一种杂糅了近与远、现代与未来、真与假的混乱印象的历史或故事，以及“传播技术带来的幻觉乌托邦的混合物”。正如黄厚铭对维利里奥研究旨趣的概括：“在科技的速度不断提升，电子媒介的即时速度及科技进展本身的步调也不断加快的今天，一方面我们的控制能力更显落后，另一方面时间差也越来越致命，而且令人无法承担，因此也就更有必要思考即时性电子媒介所蕴含的风险内涵。”

维利里奥的媒介速度学理论呼应了人类文明史上诸多哲人和思想家对人的本质及技术与社会二者关系的思考，如康德的主观时间哲学、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与时间的哲学思考、本雅明关于幻觉与碎片的论述等。而后现代理论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对技术控制社会的反思：技术作为工具为人类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进而又反过来控制了人类。维利里奥把时间性看作技术发展的本质，从速度切入对技术发展所作的批判，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新视角和有益启示，也暗合了后现代理论的旨趣。

上述对于互联网及新媒体的反思与批判视角在后现代理论阐述中十分常见。我们不应将这些研究视为剑走偏锋的吹毛求疵，而应当作严肃的思考和有价值的提醒。趋利避害既是人类的生物本能，也是理性选择的方向。认真对待那些乐观结论之外的冷峻思考，对于我们及时修正自身行为，并调整我们与媒体技术之间的关系，应当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