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由极乐寺的创建看1900年前后槟城佛教僧侣与世俗社会之关系

极乐寺是槟城也是东南亚最负盛名的汉传佛寺，由来自福州鼓山涌泉寺的妙莲法师所倡建。该寺完成于1904年，正式落成于1905年1月13日。迄今学者对极乐寺多有阐述，但皆限于论著主题而未能加以全面分析。[1]笔者不拟对极乐寺全面铺叙，只着眼于极乐寺为什么会在19世纪末期才出现，以及其创建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福州妙莲法师与槟城客家领袖之关系。

一、1900年前后的槟城华人社会

1786年英国殖民者在槟榔屿开埠，是马来半岛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时刻。这是英国人在马来半岛的第一个落脚点。随着1819年新加坡开埠、1824年荷兰将马六甲交给英国，英国殖民者在马来半岛沿海已经有了三个重要的落脚点。1826年，三地合并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归英属东印度公司管辖。

起初，槟榔屿是隶属于孟加拉总督和参议会管理下的驻扎管辖区，1805年升级为一个同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平级的省区，只隶属于印度总督的统一指挥。1830年又降为孟加拉总督辖下的一个参政官辖区。1851年又置于印度总督直辖。[2] 1867年海峡殖民地划归殖民部管辖，成为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的一员，直至1948年并入马来亚联合邦。

伴随着槟榔屿开埠，包括华人在内的各族群大量涌入。槟榔屿是以资本主义为蓝本开拓的殖民桥头堡。因为东印度公司“腐化与吝啬的行政”，导致其行政运作失灵，利益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尤其在烟、酒、嫖、赌等“饷码”（Farmer System）的运作下，市政名义上由行政长官统筹，实质上则由“甲必丹”所操纵；被招募前来的各地移民，大多各自栖身在“公司”或行会的保护伞下；除了拥有跨文化优势的“峇峇”，以及善于跨界钻营的政商名流之外，大多数中下层的劳动阶级，往往以血汗营生，甚或以暴乱对抗环境的改变与压迫。在金权竞逐下，严重失衡的移民社会，始终维持着不均衡的发展态势，而优胜劣汰的资本主义竞争，充斥在19世纪中后期的整个东南亚。“槟榔屿地方”（Penang Local）是资本家权力竞逐的主要地方。

从广福宫碑刻可见，福建人与广东人虽然在槟榔屿开埠之初便共同分享商业与劳务机会，但是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财力雄厚的福建帮是占有绝对优势的。之后则是广东帮商人逐渐崭露头角，并且开始瓜分“饷码”。换句话说，从1786年槟榔屿开埠，历经一个世代的财富累积之后，广东帮群系开始具备与福建人抗衡的实力，槟城的华人社会也在此时渐渐迈向权力角逐与社群分化互为因果的不归路。

1800年成立的广福宫是华人内部的神庙组织，起着调解华人内部纠纷的作用。但是随着以方言群为基础的秘密会社争夺经济资源和饷码承包，加上方言群组织进一步扩展，巩固各自的势力，广福宫的作用被削弱了。1867年槟城大暴动和1872—1874年的霹雳拉律（Larut）战争，削弱了华人社会的凝聚力，广福宫排解华人社会内部问题的功能失效，无法执行创建时的宗旨与目标。[3]一些跨帮的组织本身也充满帮派的权力分配，其理事或是重要的领袖是按照各帮成员分配固定的席位。1881年成立的平章会馆，即是如此。平章会馆的成立，就是19世纪60年代以来，槟城的华人秘密会社之间不断冲突的结果。创馆之初，平章会馆的十四位理事，分别由福、广两帮各占七位，模仿广福宫的制度，拟恢复广福宫的精神。

但事实上，无论人数还是财力，福建人都是槟城首屈一指的。详细的海峡殖民地的人口调查数据，最早是1891年，虽然华人人口变动不居，很难有全面真实的数据，但是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参照的数字。把1901年和1911年的数据也放在一起，就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比较。

资料来源：J.R. Innes,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1, p.68.

J.E. Nathan, The Census of British Malaya 1921, pp. 79-83.

①在英殖民政府调查数据里，Cantonese代指操粤语（广东话）者，虽被称为“广东人”但并非“广东省人”；Hokkien代指操闽南语者，虽被称为“福建人”，但并非“福建省人”。

从表格中的数字可见，福建人的比例从1891年开始的27.5%，很快增长到1911年的49.2%，几近一半。无论是说广东话的广府人，还是潮州人，都无法单独和福建人竞争，尤其是潮州人人数比例下降很快。所以广府人只有和潮州人、客家人联合起来，才能形成一股势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槟城有福建公冢，相对应的不是“广东公冢”，而是“广东暨汀州公冢”，汀州南来的是客家人，在这个时候，和说闽南话的漳、泉为主的福建人并不在一个阵营里。据麦留芳的论证，福帮在槟城的财力无人能出其右。他根据各帮捐款的数额论证，广东人的经济实力只有福建人的十三分之一，和新加坡的广东人相较，他们面对更为强大的福建人的压力。[4]在某种程度上，汀州客家人在这时候纳入了广东帮的认同范围内。极乐寺创建的19世纪90年代，就面对着这样一个被方言群所笼罩的华人社会。

二、妙莲法师与极乐寺的创建

马来西亚最早的华人庙宇是马六甲的青云亭，其次就是1800年创建于槟榔屿椰脚街的广福宫。广福宫是1800年广东人和福建人联合起来创建的。创建碑文称：“先王以神道设教，其有功斯世者，虽山隅海澨，舟车所至者，莫不立庙，以祀其神。”[5]该文并未指出是什么神明，也未提到任何与佛教有关的含义。1824年碑文称：“槟榔屿之麓，有广福宫者，闽粤人贩商此地，建祀观音佛祖者也，以故宫名广福……重建后进一座告成后，载祀列圣之像于中，旁筑舍以住僧而整顿之。”[6]此时方正式确认主神为观音佛祖，并且有了常驻僧侣。出于“神道设教”的目的，各种华人神庙也于19世纪在槟榔屿陆续建立起来，形成华人社会的信仰版图。

虽然海峡殖民地的华人庙宇有僧侣，但是多为获得香资维持庙宇内的牌位香火，同时进行法事以供华人丧葬之超度礼仪而存在。这是世俗化的佛教，并无对佛教本身教义的传播，根本无法起到发展佛教的作用。振兴佛教或传播佛教，往往都要有高僧大德在场，原因就在于佛教的精髓在于其佛法，非有长时间的修行是无法达到的。随着华人南来人数越来越多，发达起来的华商也开始通过对桑梓的捐赠，来获得家乡的声望，以及清政府的封赠。

除了传统神庙的拜拜和迎神赛会活动，一些福州的佛教僧侣开始到南洋各地弘法和募化。根据现存于福州怡山西禅寺的铭刻，监院微妙法师在1884年至1886年以槟城为根基，向南洋福建帮侨领与商贾筹募经费，并将所募巨款运回中国福州重建西禅寺。其后，鼓山涌泉寺方丈妙莲法师（1845—1907）于1887年到达槟榔屿，受邀驻锡广福宫。他的另一个任务是要挽回因先前僧侣不守清规而被破坏的广福宫的声誉。[7]

妙莲法师是驻锡南洋的第一位高僧。首先来看妙莲法师所来的鼓山涌泉寺。涌泉寺，位于福州市东郊，闽江北岸鼓山白云峰之南麓。涌泉寺因寺前有罗汉泉涌出地面而得名。原为一积水潭。五代梁开平二年（908）闽王王审知填潭建寺，请名僧神晏来居。北宋咸平二年（999），宋真宗赐额“涌泉禅院”。明永乐五年（1407）定名为涌泉寺。该寺建筑严格按照汉传佛寺的规制，排列在中轴线的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和法堂。东西两侧，分别建有钟楼、鼓楼、印经楼、宝积仓、学戒堂、弥陀厅、圣箭堂、如意堂、念佛堂、白云堂、斋堂、祖堂、观音阁等。[8]

寺内保存的北宋陶塔、铜铁大锅、近万块佛经、佛像木雕板，闻名海内外。寺外的数百处摩崖石刻，也很有价值。该寺富庋藏，收集有明代南北藏、清代龙藏、日本续藏两万卷，明清两代本山高僧元贤、道霈著述七千五百多册，明清经版万余方，苦行僧刺血写经六百七十五册。民国前期即被日本学者称为“中国第一法窟”[9]。弘一法师于1929年4月间，游鼓山，于涌泉寺藏经楼发现清初刊本《华严经》及《华严经疏论纂要》，叹为近代所稀见。

妙莲法师，“本姓冯，闽之归化人，父书泰以茂才出家怡山，好放生，母杨氏，亦禀优婆夷，戒师少勤于商，事母尽孝，年三十三复省亲怡山，父谓之曰：汝时至矣，缘在石鼓，勿自弃也。师遂出家鼓山，礼奇量和尚为师，越年受具足戒于本山怀忠和尚，师性行慈柔，见者喜悦，值鼓山大殿颓坏，乃孑身往台湾等处募资助修，旋领监院职。甲申，量公以老退，众乃举师继方丈任”[10]。他自称“幼托空门，勤功面壁。方丈鼓山涌泉者，念（廿）余载”[11]。可知妙莲法师已然成为千年名刹的方丈，承临济宗第四十二世法脉。相比之前马来半岛的佛教僧侣，无论是其佛教地位，还是佛学修养，妙莲法师都是当时一位极具佛教地位和影响的高僧。他的到来，给槟榔屿汉传佛教带来一股清风。

由清幽的鼓山涌泉寺来到槟榔屿闹市区的广福宫，修行环境的落差是非常大的。不仅位置喧嚣，而且与涌泉寺相比寺庙的规模差距也是非常大的。由《鼓山志》卷七可知涌泉寺的产业遍布鼓山。而广福宫之逼仄，实在是令人难以忍受。“广福宫庙居屿市，地狭人嚣，苟非动静一如之土，便生挂碍，莲师苦之”，所以，为长远计，妙莲“于是刺履选胜，杖策寻幽，遂于亚逸意淡〔亚依淡〕山中而得本寺地址”[12]。亚依淡（Ayer Itam）“山秀水清，峰排海绕，幽静迥异寻常，最足为藏修参禅之所”[13]。最终是另觅适宜修行的净土，于是有了后来的极乐寺。

志在奉法的妙莲法师，后来征得福建人杨秀苗同意，于1891年购下他于亚依淡山坡的别业，作为建寺修禅之所。他邀同得如、本忠二位法师南来协助筹募经费和监督建寺的工程。1893年9月该地产得到殖民政府的确认。[14]极乐寺的创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内部建筑是在不同的时间分别修建的。

极乐寺从1894年建地藏殿开始，一直到1907年还在不断进行修建工作。1894年最先建的是地藏殿和福神祠，地藏殿一般是汉传佛寺的主要配殿，但是极乐寺为何会最先建设地藏殿？据《极乐寺志》云“其两旁为僧寮”，可知地藏殿附近是僧房所在，对于初来乍到的妙莲法师及其同行，解决住宿问题和吸引信众前来，是面临的两个燃眉之急。地藏殿所供奉的是地藏菩萨，哪里有地狱，哪个地方最苦，哪里就一定会有地藏菩萨在度众生，地藏菩萨的本愿力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受这种大悲愿力的熏习，以及众生得度的机缘成熟，地藏菩萨与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的众生法缘特别殊胜。[15]因此，在19世纪的南洋华人心目中，地藏菩萨具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福神祠“其左为僧寮”，成为极乐寺最早的建筑景观。处理生死大事是当时僧侣与民众接触的最主要因缘。佛教超度法会中最常供奉地藏菩萨，故极乐寺最先建立地藏殿也有其社会和宗教的功能和意义。

第二年（1895），创建了天王殿和驻锡亭。天王殿是进入山门后的第一个建筑，左右两边为四大天王塑像，中间供奉弥勒佛，弥勒佛背后则为韦驮菩萨，这成为辨别汉传佛寺的主要标志之一。驻锡亭在地藏殿后，是妙莲“驻锡”于槟榔屿的自我纪念。修好天王殿后，经过两年的积累，才在1897年修建主殿——大雄宝殿，供奉释迦牟尼佛。1898年在大雄宝殿后修建法堂，法堂是寺院中仅次于大雄宝殿的重要建筑，位置一般在寺院中心线佛殿后面，方丈的前方。法堂也称讲堂，是僧人讲演佛法、举行受戒仪式和重要集会的场所。1899年建藏经楼和东西客堂，藏经楼“在法堂上，供前清德宗所赐《大藏经》若干卷，分贮六橱”，东西客堂“在大雄殿前两庑，分别款待男女客之所者也”。1901年建海会塔，“在本寺后山……入寂诸僧火化后，骨灰皆藏于此”。

除了上述有形建设外，妙莲法师还有更重要的一个举措。1902年，妙莲法师辞去涌泉寺方丈职务。1904年，妙莲法师进京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请来御赐藏经两部，分别贮存于槟城极乐寺和漳州南山寺。光绪帝并赐法衣和“钦命方丈”“奉旨回山”“钦赐龙藏”“敕赐极乐禅寺”“万寿无疆”等牌匾。现在极乐寺还有慈禧太后题的“海天佛地”和光绪帝题的“大雄宝殿”等匾额。到这时极乐寺才算是获得了国家权力的最终认可。妙莲法师用自己的努力，将极乐寺打造成和鼓山涌泉寺一样为朝廷承认的寺院，并且取得皇太后和皇帝的亲笔牌匾作为寺院自身的社会资源。这对清末海外华人来说，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三、极乐寺的创建与槟城客家领袖之关系

寺院创建，从来都不只是僧侣独自经营的事情，而是需要信众的捐赠，以及士绅的大力协助。晚明开始，地方士绅的财富开始大量流向寺院，这造就了各地具备地域影响的寺院，并且地方官员也乐于将寺院作为和地方士绅接触的场所。带有国家力量意味的地方官员和退休官员，以及本地士绅，就构成了寺院无形的保护伞。[16]与地方官员和士绅维护关系，才能保护寺院，来自中国福州涌泉寺的妙莲法师应深谙此道。在很多情况下，寺院的住持僧侣是代表佛教寺院与世俗社会接触的管道。

鼓山涌泉寺里的北宋以降的官员士人摩崖题字比比皆是，对这些来访者来说，留下自己的墨宝有传世的效用，而对涌泉寺来说，又何尝不是一块块无形的资产？在与这些官员和士人的交往中，涌泉寺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官员题字成为寺院的保护伞，士人题字成为文化资源。在很多情况下，官员与士人的身份往往又是合一的。妙莲法师来到槟榔屿后不久，就发现了一大批类似身份的人。这就是那些有清朝官衔的华商。

清朝政府为财政上的需要，对华侨推行卖官鬻爵政策。如此卖官的目的，部分是要帮助救济中国受天灾的灾民，部分却旨在诱使海外臣民倾向中国，保存中国的传统，并促使他们在政治上保持忠诚。星马华侨对这种“皇恩”表示欢迎，因为他们过去一向遭受清朝政府的歧视。大多数官衔，是以捐献某种救济金的方式购买的。所捐之官有四种：捐虚衔、捐出身、捐加级、捐封典；不过实质的官职或出身却不鬻卖，所以华侨仍被拒于清帝国的官场体制之外。虽然清朝于1893年改变对海外臣民的传统政策，但实际情况依然如旧。这种排斥，部分是由于太多的人，准备取得有限的官职，部分却是清朝的传统政策造成的。对华侨本身来说，他们在心理上有购买清朝官衔的强烈需求。这种需求，部分起于光宗耀祖的传统价值观；部分则与官衔所带来的社会声望有关。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清朝的官衔，有助于承认和确认一个人在华族社会的实际领导地位和潜在领导地位。[17]

上述具有清朝散官官衔的华商，虽然并没有真正进入清朝的官场体制，却很容易被社会接纳为具有政治资本的人。在这些人之外，以槟榔屿副领事政治地位最高。

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置领事，始于光绪三年（1877），任命当地华商胡璇泽为领事，但只是处理新加坡一地事务。1880年12月，升为总领事馆，兼辖槟榔屿、马六甲及英属各岛屿交涉事宜，并在槟榔屿设置领事馆。首任总领事为著名诗人黄遵宪，首任槟榔屿副领事为当地华商张弼士。张弼士并非由科举而进入仕途者。清政府任命他为槟榔屿副领事，是看中了他在南洋华侨中的地位和影响。在清朝的官制中，领事可以归入有实际差遣的职事官，而其他海外华侨因捐赠而授予者皆为无实际差遣的散官。从这个意义上说，槟榔屿在1890年后就形成了以槟榔屿副领事为首以及拥有清朝散官的华侨上层。而参与极乐寺修建的大总理皆为客家人。

不少学者忽视了妙莲法师的籍贯意义，他是福建省归化县（1933年改名明溪县）人。归化县是福建省的纯客家县之一，客家民系形成的主要地域是闽西、赣南和粤北，而归化县就处于这块区域之中，从方言、民俗，乃至姓氏的迁移来看，都属于典型的客家县。在客家民系形成中，客家方言也在这块地域同步形成。[18]清末的归化县就属于客家县，妙莲法师出身客家毫无疑问。妙莲法师来到槟榔屿，虽然应平章会馆的邀请驻锡广福宫，但毕竟乔治市以福建帮为主，对一个说客家话，来自福州的僧侣来说，他所适应的环境，却是以客家人为主的一个社群。

资料来源：极乐寺《功德碑》（一），［德］傅吾康、［美］陈铁凡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第652页。

张振勋，字弼士，广东大埔人。幼年因家境贫寒漂洋过海，流落到了荷兰所属的巴达维亚。到19世纪末就已经成为当时南洋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巨富和德高望重的侨领。1892年清政府委任张振勋为槟榔屿首任副领事，并于1894年继任新加坡总领事，从此他走上了亦官亦商的道路。经李鸿章推荐，张振勋回国先后任粤汉铁路帮办、总办等职。光绪皇帝也多次召见他，并采纳其抵制洋货，发展实业，兴办铁路“事权自掌，利不外溢”的建议，授予他太仆寺卿，并赐头品顶戴等诸多荣职。在海外华人中，他属政治地位最高者，不仅是官衔品级高，还在于受到过光绪皇帝的多次召见，这足以使他成为槟榔屿华人的荣耀。

张煜南，号榕轩，1851年（清咸丰元年）生于广东梅县贫苦农民之家。童年在家乡读过几年私塾。稍长即随父亲在松口墟作米谷小商，难得温饱。当时海禁初开，梅县、蕉岭一带乡民多出洋谋生，经商致富的也大有人在。对此，张煜南心向往之，遂征得父亲同意，于1868年只身南渡谋生。先到英属马来亚的槟榔屿，后转赴荷属东印度苏门答腊的棉兰。当他站稳脚跟后，即招弟鸿南南来，同在张弼士手下做事，次第提拔为高级职员。后二人自立门户，先后担任荷兰人任命的甲必丹和玛腰，成为南洋华侨中的佼佼者。[19]他在1894年7月到1898年5月任槟榔屿副领事。

谢荣光，原籍广东梅县，1847年出生于坤甸，成年后到苏门答腊谋生，因有功于荷兰人，先后被封为雷珍兰和甲必丹，成为当地华侨领袖。1890年左右移居槟榔屿，与女婿梁碧如（即接任槟榔屿副领事的梁廷芳）经营霹雳矿山，也与张弼士在彭亨州的文冬（Bentong）等地合作开矿。他与张煜南是儿女亲家，因此张煜南号召进行的潮汕铁路建设事宜，也积极参与。[20]在1898年5月至1903年1月、1906年12月至1907年12月两任槟榔屿副领事。

槟榔屿副领事由张弼士担任首任外，张煜南、谢荣光、梁廷芳、戴春荣也都以客家同乡和姻亲的关系先后继任，形成了槟榔屿后来居上的客家社群领袖群体。形成这种局面的前提，是19世纪后期客家人开始大量进入槟榔屿。这一批在荷属东印度崛起的客家华商，在进入槟榔屿后，借由清朝直接任命的槟榔屿副领事的职务，获得了具有相对优势的政治资源。围绕着客属槟榔屿副领事，客家富商也多有联合，比如极乐寺大总理之一的郑嗣文，就是著名的霹雳州华人甲必丹郑景贵（1821—1898），他是惠州客家，虽然立功德碑时他去世数年，但依然把他列为第五位捐赠者。[21]可见在1900年前后，客家人因方言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这一点，妙莲法师应当是清楚地看出来的。

客家人虽然分处福建和广东两省，但是在槟榔屿的福建省客家人主要来自汀州，已经被纳入了广东人的阵营，因此妙莲法师因方言的亲近，而首先与槟榔屿的客家人社群建立了联系。并且在日常交往中，他与客家社群的接触也较多。

当创始之秋，草架茅舍，借以蔽风雨，奉大士焉。方丈几费心力，谋建筑卒未得人集款，莫能举动为憾。适侍郎公权槟领事篆，方丈欣然曰：公来，寺之幸福耶！抑如须达拏布金，使精舍得以有建耶！遂殷殷以此举相属望。公政暇来游，深以地势优美为赞，曰：曷不提倡缔造乎？方丈曰：固所愿也，正有待于公耳。公毅然认巨资，谋厥成，更得张公振勋、谢公荣光、张公鸿南、郑公嗣文、戴公春荣诸慈善暨闽粤绅、商等，好行其德，捐输而襄其事，始渐次扩充，而底以有成也。[22]

可知妙莲法师在起初经营时候不如意，经费无着，无人捐款。笔者推论这是他的客家人的身份在槟城并无市场。但是恰好“侍郎公权槟领事篆”，即张煜南任槟榔屿副领事。他来槟榔屿后，即与妙莲法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张煜南发迹后，热衷功名，以10万两白银，捐得清朝候补四品京堂虚衔，从此亦官亦商，踌躇满志，附庸风雅，吟诗写字，居常专练“福寿”两字，裱成斗方酬赠亲友。[23]而中国传统寺院的高僧，往往也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因此妙莲法师以“谈佛经，说因果”而获得了张煜南的信任。张煜南对极乐寺有重要贡献，“因慨胜景之待兴，尤冀佛光之普照。遂于乙未之岁，购地福园一区，施之本寺，为香火业。既而又作布金之施，复尽提倡之力。其时以源泉无出，饮濯维艰；浴僧之举无成，奉客之茶几乏。旋而探悉后山有瀑，其清且洁。公又购其园坵，施之本寺。更以铁管导泉，入笋厨，时在庚戌夏月，因名之曰保榕，所以志德也”[24]。最终张煜南以其身份为号召，形成六位客家人任大总理，有广、福两帮参与的极乐寺的捐赠格局。

1906年极乐寺功德碑所记录捐赠总额为21万零3元。其中六位大总理捐赠合计为6.8万元，几占捐款总额的三分之一。如果再加上如刘金榜（南靖县，4000元）[25]、胡子春（永定县，2000元）、梁廷芳（梅县，2000元）、李桐生（梅县，2000元）、姚克明（平远县，2000元）、伍百山（新宁县，1200元）、谢学谦（谢荣光之父，1000元）等其他客家华商的捐款，客家人在极乐寺的捐款比例就会更高。他埠的客家人，也有捐赠。如吉隆坡最后一任华人甲必丹叶观盛，是广东台山县赤溪客家人，也捐赠了500元。当然这次捐赠也有大量福建人参与进来。比如福建永春籍的颜五美捐银3000元，海澄邱汉阳亦捐银3000元，他是建德堂（即大伯公会）的大哥邱天德的哲嗣，亦获清廷授“候选道、加三品衔”。将地产售于妙莲法师的闽商杨秀苗也捐赠了500元。连马六甲青云亭亭主陈若淮也捐银200元，陈为福建永春籍。广府人著名者如余东旋，是著名的“余仁生”的创始人余广之子，也是著名的矿家，捐赠了200元。

如果说这次捐赠是客家人有意为之，或者说是通过捐赠加强了槟榔屿的客家意识，笔者认为这是过度解释。客家人对自身的社群认同发生在客家从嘉应州和惠州向西部迁徙中，其中夹杂着争夺资源的进程，以致爆发“土客大械斗”。而南迁到槟榔屿的客家人，则处于比华南更为复杂多变的华人社群中。在槟榔屿华人社会的社群概念里，闽南人构成福建省人主体，相对应的，就是广府、潮州、海南、惠州、嘉应构成的广东省人。而由于闽南人的强烈排斥，福建汀州客家人无法埋葬进福建公冢，只好投靠广东省人，这就构成了广东暨汀州公冢的基本架构。不仅乔治市是如此，吉打州和槟榔屿西部的浮罗山背的华人社群结构也是如此。[26]客家人都是在广东暨汀州的社群框架下活动。英国人的人口调查以方言为依据，凸显了客家人的存在，但是客家人的意识里，自己还是广东人，极乐寺的碑刻中，1904年时张煜南题字落款署“广东张煜南”。[27]此时在平章会馆的董事名额分配上，也是广、福两帮平均名额，客家人也是在广东人的大旗下开展活动，他们更多的被认为是广东人，不被看作独立的客家帮群。早期福建公冢的控制权在漳州海澄县人手里，特别是四大姓：陈谢林邱，他们不准操客家话的汀州府乡民下葬，甚至连同属漳州的诏安县客家也不允许下葬。一直到1886年李丕耀开辟峇都眼东（Batu Gantung）福建公冢允许客家及诏安人下葬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但是诏安人埋葬在广东暨汀州公冢的要求一直到1929年还有，但这时已经被拒绝了。[28]更为有意思的是，在槟榔屿韩江家庙中的匾额“九邑流芳”，与马来西亚其他地域的“潮州八邑”的称呼相区别，因为槟榔屿潮州社群将客家大埔县纳入，没有因方言不同而排除它。大埔县是潮州府所辖唯一较纯客家县。这说明在槟榔屿，省级行政区划的籍贯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方言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