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印度工业化的十年
第一章
印度的工业化发展
20世纪50-6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生产保持了年均7%左右的惊人增长速度。这个速度不仅较过去大幅提高，更令同一时期的许多发达国家望尘莫及。然而，工业化在帮助各国摆脱贫困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例如加剧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扩大地区差距、造成广泛的资源浪费、导致周期性国际收支危机、形成援助依赖等。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尚处于萌芽阶段。尽管某些国家推进工业化的时间相对较长，但距离真正实现工业化，所有发展中国家皆可谓任重而道远。如何加快工业化进程？哪些行业应重点推进？推进顺序和具体手段又是什么样的？这些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在尽力解决的问题，而答案却莫衷一是。
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总结过去的经验有助于我们探索未来的方向。针对这一时期各国工业化政策及成果，经合组织发展中心（Development Center of OECD）曾做过一次有趣的调查，正好帮了发展经济学家一个大忙。作为经合组织调查的一部分，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及中国台湾地区均在研究之列，每个对象均由一到两名经济学家根据一手数据进行研究。除个体研究之外，伊恩·利特尔（Ian Little）、蒂博尔·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和莫里斯·斯科特（Maurice Scott）等学者还进行了一项关于工业化发展经验的比较研究。
在此，我们具体谈一下墨西哥、巴西和巴基斯坦这三个国家的比较研究。个体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了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情况，所采取的政策手段，以及这些政策对工业化发展的影响。上述三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总体向好：墨西哥的年均增长率连续30年（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保持在6%；巴西在20世纪60年代初之前的平均增长率为6%；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速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原地踏步了10年，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也提高到了5%左右。三个国家采取了极为相似的政策，都是通过高筑贸易壁垒，保护国内产业，强调进口替代。不过，相似的政策对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却各不相同。墨西哥的工业和农业齐头并进，出口领域也发展良好。巴基斯坦的工业发展较好，但农业相对落后。巴西的工业发展也不错，农业在一定程度上也算说得过去。上述国家的工业化政策都取得了成功，但与此同时，过度保护和进口替代措施的实施，也提高了国内各行各业的生产成本，导致许多国内行业都丧失了国际竞争力。
各国的比较研究是该系列研究的重点任务，它不仅收集了多个国家和地区各自的工业化政策成果，还在此基础上，提供了一套可能更有利于各国未来发展的备选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均截至1964-1965财年，等到1967年研究完成时，数据其实早已过时了。但是，它采用的分析方法对于今天的发展经济学而言，依然极具参考价值。
在所有研究对象中，印度读者最感兴趣的国家当属巴西。巴西是一个大国，面积比美国本土面积还要大，1971年的人口总量为9000万。1971年，巴西的人均年收入约为250美元，比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都低，但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在进行上述研究时，巴西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的工业化经验了；实际上，在“二战”结束时，巴西的工业产值在GDP中的占比就已经高达20%了。“二战”后，巴西在进口替代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工业生产年增长率高达10%。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巴西的进口替代政策不仅仅局限于非耐用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的组装，还包括各种各样的生产资料。
该研究报告不仅介绍了巴西在工业化领域的成就及其相关政策，还研究了巴西的钢铁、汽车、生产资料和纺织品等具体部门，并对这些行业的成本效益问题展开了讨论。这项研究得出的总体结论也十分有趣。虽然巴西不乏高效的钢铁、汽车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商，但巴西也有许多效率极其低下的纺织品制造商。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生产效率取决于最佳生产规模和现代生产科技，而纺织业作为一个传统行业，由于受到了高度保护，没有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
通过分析巴西的发展经验，可以总结出几点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有趣经验。首先，经济的发展往往取决于工业化速度和程度。工业化速度越快，国家的金融机构和劳动力基础的发展就越快，经济增长的能力也就越强。工业化的成果会进一步反哺工业化进程；而落后会导致效率低下，让发展举步维艰。或许，这就是所有这些国家都比较落后，而且在努力之后也依然落后的原因之一。
政府之所以要出手干预，主要是出于动态考虑：通过降低资源配置的有效程度，让国家完成生产结构的过渡，以期在未来提高收入。这就是经济发展背离自由贸易的道理所在。然而，如果长时间对贸易实施无差异保护，其实会造成普遍的效率低下。1971年，巴西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因过度贸易保护而阻碍了发展目标的实现。
其次是规模效应对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作用。巴西的案例研究表明，在当时的许多现代行业中，大型企业往往是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多家钢铁厂提供的数据显示，规模经济使每吨生铁、钢锭和轧钢产品的生产成本分别下降了12.8%、16.5%和28.7%，截至1971年，钢铁产量从40万吨增至150万吨。同样，各国研究数据还显示，有许多国家都过于强调必须从国内采购原材料、汽车零部件或生产资料了。在巴西，假如国内采购的比重能够从95%的普遍水平下调至80%—85%，那么汽车制造业的高昂成本就可以减少一半。
在讨论印度的通货膨胀问题时，巴西的历史经验值得借鉴。巴西经历过很长时间的高通胀历史：1948-1952年，物价每年上涨10%；1953-1960年，物价每年上涨20%；到了1964年，物价甚至一年暴涨了90%。然而，在1960年之前，巴西的高通胀率一直伴随着经济的高增长率，相同的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似乎也刺激了通货膨胀。收入从工资收入转变为利润收入，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带来了公共投资水平的提高。而到了1961-1970年，形势却急转直下：发展经济和工业化不再是首要任务；公共投资越来越少，而经常支出却迅速增加；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前后不一，不仅引发了物价的持续波动，也中断了经济的稳定增长。巴西的惨痛教训给印度也上了一课：削减公共投资率既无助于经济增长，也不利于物价稳定。
巴基斯坦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相对停滞之后，成了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较为成功的典型。20世纪60年代，巴基斯坦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5%左右，制造业年均增长率为15%左右，而新兴制造业年均出口增长率则高达20%—25%。巴基斯坦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手段主要包括外汇管制、高度贸易保护、进口许可和出口补贴。这些措施将大量的政府支出从农业部门和城市消费者的身上转移到了新兴工业家身上。尽管这不可避免地拉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但总体来看，这些政策在提高生产率方面还是成效卓著的。
也有人不断指出，发展中国家现有的关税结构严重扭曲了进口替代格局，并导致了各行各业之间资源配置的失衡。然而，在巴基斯坦的案例中，这种配置失衡却并不严重。一个行业占国内供应的比重有多大，关键取决于其对国产原材料的依赖程度有多高，其对进口原材料的依赖程度其实是次要的。因此，关税结构并不是国内生产结构的重要决定因素。例如，国内生产在中间产品、投资及其相关产品的总供应中占比较低，主要是因为上述行业大多缺乏原材料，而不是因为进口竞争产品的关税相对较低。
从1940年到1970年的30年中，墨西哥经济一直保持着每年6%的增长率。这种出色的表现不是由工业增长单方面带来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墨西哥除了制造业出口迅速增长，这段时期的农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也高达4.6%。与此同时，国内通货膨胀相对温和，让墨西哥成功维持了货币的可兑换性。就像其他各国政府一样，墨西哥政府也对经济实施了普遍干预，采取了强调进口替代的高强度贸易保护政策。尽管墨西哥也时不时被国际收支问题困扰，但从未因此而采取导致经济增长受限的措施。
各国工业发展的比较研究结果似乎让人感到沮丧。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战略似乎在很多地方都出了问题：国家虽然变得更富有了，但不平等也加剧了；虽然工业化程度提高了，但效率却降低了；虽然国内需求得到了更大的满足，但是对进口和援助也更加依赖了；出口发展普遍滞后，失业率逐年上升，农业生产也受到了影响。
比较研究最具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它分析了各国已采取的工业化政策带来了哪些不利影响。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在许多方面并不完善，但某些量化数据的确让人震惊。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其实都发展了不少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附加值为负的产业，这种现象令人警醒。这意味着，兴办这些行业所需的进口原料的外汇价值，超过了将这些国内产品/成品出口到国外的外汇价值，也就是说，造成了外汇的直接损失和国民收入的直接消耗。研究报告还列举了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些附加值为负的行业，如印度的皮革制品、自行车和有色金属行业，巴基斯坦的汽车、食用油和食糖提炼行业，以及菲律宾的冰箱、空调、电视机和一些食品行业等。
当然，有人也提出了反对意见，质疑关于“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附加值”的某些假设是否成立；例如，国内的汽车零部件厂商并没有将产品卖给国内汽车厂家，而是不受限制地用于出口，所以这样的假设与实际情况不符。但毫无疑问的是，由于各国不计成本地过度依赖进口替代品，已经造成了一些行业给国家带来的好处极小甚至毫无好处的事实。
在许多行业中，竞争保护的程度也很能说明问题。在没有反补贴政策的情况下，高强度贸易保护措施显然已经导致许多公司的效率低下，因为不论产品的成本多少、质量如何，国内的利润早已有了保证。产出增加，尤其是作为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人均产出的增加，主要来自技术效率的提高。如果由于受到了贸易保护，使公司不愿意改进生产方法、加强组织管理、加强设备保养，改善与技术效率相关的所有其他因素，那么发展经济的成本就必然会不停地增加。
而有人可能会说，有效的贸易保护会给制造业带来高额的利润（假设是应税利润），而不是低下的效率；这种保护的目的是将国际收支维持在较好水平，而不是去保护那些缺乏竞争力的行业。发展中国家都在保护自己的纺织、鞋类、皮革和家具制造等行业。发达国家的做法与之如出一辙，目的就是避免同发展中国家竞争。然而，研究贸易保护问题的重点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保护程度过高，已经超出了实现发展目标的必要程度，在没有反补贴政策的情况下，这种高度贸易保护很可能让农业和出口遭受不公平待遇。
如果大家都认可重点扶持产业的存在是合理的，那么做比较研究的专家们也认同，农业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也是正常的。但令他们感到不妥的是，在所有研究对象中，这种不公的程度和影响过于严重了；在某些国家中，高强度贸易保护对农业造成的影响是破坏性的，导致农业出口收入大幅低于应有的水平。农民成为最大的输家，他们在购买生产资料时付出了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成本，而在卖农产品的时候，却赚不到按国际市场价格应该赚到的钱。
由于这些国家的大部分人口都是农民，在分配农业收入时，还会进一步加剧经济上的不平等。尽管一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增加了，但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了，巴基斯坦就是一个明显例证。
谈到政策的非预期效应，研究中有一个有趣的章节专门谈到了行政管制的效率问题。先不提专家们对行政管制的态度是否支持，许多研究对象的行政管制机制都显得形同虚设。由于关于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传闻太多了，让人们对印度和其他许多国家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与官员交朋友”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生产中的第五要素。研究认为，反对腐败不仅是出于道德考虑，更因为腐败破坏了针对特定情景采取的措施的效果。例如，在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向富人多征税，细纱的税率会相对较高。然而，税务稽查人员经常被行贿，将细纱归类为粗纱，完全不顾及税收的减少。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决策过程所耽误的时间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要完成层层的行政审批流程，是需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的。通常，这会增加边际资本生产率（marginal capital-output ratio），也就是说，每多生产一单位产品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于是，聪明的制造商在预见到审批将耽误很长时间之后，往往会扩大进口原材料产品的清单，从而增加生产既定产品所需投入的资金总量。如果不这样做，审批耽误的时间就会导致生产速度放慢，造成产能利用不足。所以，制造商为了稳妥起见，甚至在还没有做出投资决策时，就会申请进口更多的原材料产品，并申请更大的投资许可，先下手为强。
研究揭示了一连串问题，专家们普遍认为，这些问题都是政府政策过度依赖管控、强调行政干预、量化进口限额、实施高度保护的直接结果。专家建议各国恢复“开放”的经济，相信发展中国家通过简政放权，更多地利用市场定价机制，一定能从中受益。他们并不是反对政府干预或有意鼓励工业发展，而是认为鼓励经济发展的方式不该是“保护”政策，而应该是“促进”措施；例如，对劳动力就业进行补贴，提供培训设施及其他服务，改进体制，让行业能够直接享受市场带来的“外部”效益。
此外，研究人员们还制订了详尽的改革方案，其大纲内容包括：建议永久取消配额限制，并对所有进口产品（包括原材料和生产资料）统一征收少量关税，例如10%。调低关税主要是为了减少政策对国内贸易的保护作用，让关税作为一般财政体制中的一部分，尽可能地向国内的间接税看齐。虽然进口管制可以作为应对危机的一项措施，但是，汇率才是调节国际收支的主要手段。在那些正在设法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国家中，政府应该对汇率进行频繁的小幅调整，这项措施极为必要。
促进工业发展的主要措施包括，对大中型行业的劳动力进行补贴，补贴比例可以定为非熟练工人工资的10%—50%，具体数额视国情而定。如果政府认为某些行业具备特别重要的外部经济效应，就应该考虑予以额外扶持，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不论产出的消费品用的是国产原材料还是进口原材料，都应征税。通常，生产资料和中间产品无须征税。专家们并不是要在一夜之间建立起自由经济体制，而是建议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逐步推进上述改革。从取消进口限额开始，将汇率贬值到一个与最终方案相匹配的均衡水平。当然，这种贬值也将伴随着关税、出口补贴和税收等一系列调整，最终目标是将国内的物价稳定在调整之前的水平。通过逐步降低关税、出口税，在补贴的同时提高国内的间接税，然后逐步过渡到最终的价格框架，整个过程可能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
是否认同专家们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主要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观点和价值判断。如果你也向往一个人人平等的世界，如果你也相信发展的本质是沿着一条稳定增长的道路前进，你就会发现该方案的可取之处。而如果你认为，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而发展是暂时减少当前收入的结构性改革，恐怕就难以认同这一方案。
根据研究中的证据，我们无法判断研究报告中提到的政策措施究竟是本身就不管用，还是由于各国在落实过程中出了问题，才导致政策的执行效果欠佳。比如，专家提供的证据表明，在20世纪前25年中，除了俄罗斯、美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水平都很低。而事实上，虽然俄罗斯和美国的贸易保护水平较高，但是两国经济发展得都不错，而那些保护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却发展不起来。同样，就贸易保护对农业和出口产生的影响而言，为什么墨西哥和巴西的农业在高保护政策下依然表现良好，而巴基斯坦就不行呢？巴基斯坦和墨西哥的制成品出口都发展较快，而巴西的出口却举步维艰。可见，贸易保护水平并不足以解释上述发展差异问题。研究中还有一章介绍了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及中国香港地区之所以在产品出口方面发展出色，是因为它们不是简单地取消了关税，而是采取了更为明智的政策。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许多国家的贸易保护水平并不“过度”，不需要进行关税结构改革。实际上，许多人都认同这一观点：为了提高效率，合理调整关税结构和适度降低平均保护水平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都势在必行。
同样，谈到关税结构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巴基斯坦的案例中，关税对投资模式并未造成重大影响。这其中的道理是，在采取了投资许可政策的国家中，私人投资在不同盈利水平的各行各业之间进行流动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关税对于投资模式影响并不大。由于平均保护水平很高，容易受到关税影响的是投资速度，而非投资方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投资许可政策达到了预期效果，资源配置达到了最佳状态；只是意味着导致效果不及预期的原因未必是关税。
专家们指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采取了进口替代政策，是出于对出口的悲观考虑，但是，强调了进口替代，也并未减少任何国家对进口的依赖。专家们的判断是对的。从绝对数值看，进口的确没有减少。但是，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与各国已实现的工业增长率相比，进口是否真的没有减少。各国的发展战略取决于它们对国际贸易机遇的看法，有些国家的态度可能过于悲观了。但是，将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尽管它们的制成品出口在1959年至1966年每年增长约13%，但其出口总额（包括石油输出国）仅增长了6%左右。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也从1953年的27%下降到了1967年的19%；就连初级产品份额也从54%下降到了42%。就发展中国家整体而言，这种表现很难让人感到乐观。
也许有人认为，假如发展中国家当初采取了更为外向型的政策，可能会发展得更好；但是问题又来了，“更好”到底是多好？制成品仍然只占出口总额中的一小部分，即使它们以15%—20%的速度增长，也无法弥补食品和农业原材料等传统产品出口的停滞。对于一些国家而言，唯一可行的战略就是在加快工业化步伐的同时，适当减少自身对进口的依赖。
每个国家对待贸易机遇的认知和评价都不相同，对“开放”自身经济的态度也因国而异。而且，一个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投入程度，很可能并不完全取决于眼前的经济成本和效益。有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于依赖于国际形势，或者其国民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两种主要商品的出口，这样的国家为了减少自身依赖，有可能会愿意付出一定代价（例如经常收入的减少）。而另一些国家愿意付出代价的原因，或许是希望减少自身对某种特定产品或某个特定国家的依赖。例如，粮食生产自给自足应该是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普遍发展目标。在不提前做价值判断的前提下，是无法向所有发展中国家推荐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开放”程度的。
通过定期调整汇率，或许可以规避一国的国际收支问题。但有趣的地方在于：收入增长又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对许多国家来说，实现良好的国际收支平衡并不难——只要停止增长就行了！
有人建议，发展中国家可以先对本国货币进行贬值，再逐步调整关税补贴，这个建议未免有些一厢情愿了。要找到某个时间点上的均衡汇率是很困难的，更别提一段时间的固定汇率了。如果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它们很可能会发现自己追求的目标是波动的，而货币也会持续贬值。
总的来说，研究报告中所建议的改革方案并不令人信服。劳动力补贴、调整汇率、关税结构合理化，这些政策建议在不同国家的实施效果也不可能一模一样。而且，研究中提到的过去各国实施工业化政策的经验，也并不能证明各个发展中国家应该放弃目前正在执行的发展战略。
如果这套方案缺乏说服力，那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显而易见，关于工业化的种种问题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简单”答案，甚至连一个“复杂”答案都不存在。而且，不管采用怎样的政策措施，发展的道路永远都不可能是一条坦途。而抛开价值判断和体制不谈，一套更加理性的产业政策应该包含以下几点基本要素。
首先，在制定发展规划时，政策必须保持前后一致。应该对发展措施或政策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全盘考虑，而不要孤立地去判断某项措施或政策在某个时期之内的阶段性影响。如果为了促进公平而推出一项政策，为了促进就业、投资、出口或进口又推出另一项政策，当两项政策同时执行时，有可能既无法促进公平，又无助于经济发展或经济独立。每项政策都是由不同层级的不同部门制定的，为了让这些政策相互统一，每个部门都应该对各自的目标进行清晰的表述，而不是笼统地说是为了“充分就业”“社会平等”“进口替代”，这一点至关重要。例如，推出一项以就业为导向的政策，并不意味着但凡一个新的项目能够促进就业，政府就一定要大力支持；它只意味着与其他项目相比，这样的项目更有优势而已。至于该项政策的优势有多大，对其他改革目标会造成何种影响，这些问题不该从技术层面去加以分析，而是需要其国家领导人从制度层面去考量，而后做出决策。
其次，必须承认的是，无论一个人打算做什么，都应该首先确保预期的收益大于成本。为此，必须对工业发展政策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和效益进行分析。而发展中国家往往会忽视这一点。所以，与高强度贸易保护水平相比，在选择项目时考虑不周，大概更能够解释为什么许多粮食项目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不划算。无论是什么样的保护主义或国内发展战略，都不可以为一个实际消耗大于产出的工业项目开脱；但许多国家或多或少都开展过此类项目。必须强调的是，社会成本效益分析与公私部门资源分配、管制或规划程度等争议并没有关系。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会带来一定的社会成本和效益，为了确保项目的效益大于成本，必须先对其社会效益进行量化评估。
再次，不论一个人对价格机制或管制措施的配置效率看法如何，只要使用了资源，就必须注重效率产出。一旦做出了生产某种商品的决策，在生产单位产品时，如果实际使用的资源大于产出价值，就是没有意义的浪费，除非你多付出的额外成本可以在其他项目上创造更多的收益。比如，在市场规模一定、一家工厂就足以满足需求的情况下，有些国家还是会支持、有时甚至是坚持建造大量的工厂，认为这是一种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和降低生产成本的好办法，而这些为数众多的工厂中的每一家都没有达到最佳产能，其存在的合理性只是在增加区域平等或分散所有权等方面有些许体现。不过，只要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这些好处其实并不存在，因为上述工厂要么都设在较为发达的地区，且都是同一群老板开的，要么其建设成本已经远远超出了其带来的社会效益。
最后，认可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降低对经济活动的政府管制或公众监督；而是意味着各种管控措施应该保持一致，且必须有利于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在发展中国家，物质资源极度匮乏，但行政能力则更为欠缺，所以必须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很遗憾，如果对管制措施的监督管理不得力，不到位，那么继续管制将毫无意义。
综合考虑上述建议可知，国家在追求发展目标时，一定要关注项目合理性，树立成本意识，这样一来，就可能避免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从而加速工业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