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父母和孩子

第1章 引言：早期体验的重要性

歪曲的根只会长出歪脖子的树。

——亚历山大·蒲柏，《道德论》（Alexander Pope，Moral Essays）

本书凝结了我在探索和尝试成功养育的途中付出的所有努力。成功养育并不意味着被养育者一定会获得世俗上的成功，但是他在回首整个成长历程时幸福感会油然而生，即使每个人都会有缺点，但他的自我满意度依然会很高。我觉得另一个成功养育的标志，就是个体可以恰到好处地去应对人生中层出不穷的离合悲欢和艰难险阻，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内在所感受到的安全感。当然，只有傲慢无礼的傻瓜才能做到对自我毫无疑虑，否则，谁都免不了会有感到不确定的时候。然而对一个被成功养育的人来说，无论外在世界如何变幻莫测，他依然能保持一个富足的内在世界，并因此感到满足。最后，一个在有着健康亲密关系的家庭里成长的个体，也能够很好地和他人建立起长久的、令人满意的亲密关系，而这恰恰为他和他们的生活赋予了意义。他也能够从工作中找到意义和满足感，发现他的工作值得他为之努力奋斗，因为他根本不会满足于一个毫无意义的工作。

早在70多年前，我就开始思考养育这个议题，从最初不谙世事的少年到后来略显青涩的青少年。至今，我的激情从未消减。在最初的几年里，除了理论方面，我对个人实践方面也很感兴趣。通过自己的个人体验以及对周围人的观察，我试图去理解养育孩子这个浩瀚的议题。虽然我的父母很好，但我觉得他们在养育上还是存在不少瑕疵，甚至有些养育方式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总之，我认为很多养育孩子的方式都可以也应该被大刀阔斧地进行一些修缮，在此，对精神分析全新的理解也确认了这一点。

在我即将步入而立之年时，也就是大约55年前，我曾从事过一项艰巨的任务——帮助那些因心理受到重创而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儿童，因此研究儿童养育对我而言就变成了当务之急。在精神分析原则的指引下，我试图使用我认为有益的养育方式去治疗自闭症儿童，他们和我在家里一起生活了很多年，有时候是一个，有时候是两个一起。直到20世纪40年代，我的尝试还仅仅限于上述的两个和其他几个孩子，再后来，当我身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之中时，这种尝试就自然地延展到大量罹患严重心理问题的儿童身上。这些孩子生活在芝加哥大学索尼娅·山克曼儿童精神病防治学校，他们在那里一边学习，一边接受治疗。许多书籍及文献都曾提及这项工作，在此我就不再赘述了。

在抚养我自己三个孩子的过程中，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多么尽心尽力，养育自己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之间在心理上还是大相径庭的，尤其是在情感上。从这些经验中，我了解到哪些是对孩子有益的，哪些是会伤害到他们的，以及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所有这些也为本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除了那些我自己在育儿过程中的亲身体验，过去40多年来我在养育问题上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历也使我受益良多。在咨询上，我所面对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一个是动机很强的高智商的妈妈群体，她们有着健康的孩子；另一个是致力于严重心理障碍儿童康复的儿童精神病防治学校的工作人员，他们整日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用适合孩子们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康复治疗。我所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去引导和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以己之力，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更好地去处理他们在养育孩子上遇到的问题，无论是自己的孩子还是那些需要他们照顾的孩子，最终达到双赢。而教条般地去告诉他们要怎么做或不要怎么做却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建议其实只是泛泛而谈，而真正落实到实际生活中你会发现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儿童都是个体化的，他们所处的情境也是变幻莫测的。在育儿的情境中，成年人会深刻体会到，我们既是孩子的养育者，也是曾经被养育的孩子。

人际互动就好像国际象棋里复杂多变的一招一式，但即便如此，它也只是错综复杂的人际互动中至简的隐喻。就好像国际象棋比赛，每次开局都是一成不变的。参赛者都不约而同地认可并自愿遵守的比赛规则是明确且不能擅自更改的。而对于参赛双方而言，结果和目标也是不言而喻的：将死对方的国王。

然而发生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互动却并非如此。所有亲子间的纠缠都由来已久且错综复杂。除了那些已经固着的典型的神经症性的亲子互动（这种互动会让所有发自内心的、温情的尝试都功亏一篑）之外，所有的亲子互动中的每时每刻都是新鲜而充满未知的。尽管很多时候父母会试图用一些规则来管教孩子，但在很多情况下，处于弱势的孩子只是在屈从而并非真的心甘情愿。这种因受胁迫而生的顺从，只会妨碍我们的孩子去发展出更具有建设性的应对问题情境的方式。因此，在本书中，我并不想一条一条地去列出具体的操作流程，而是想要去推荐一些既可以促进父母和孩子的能动性，也能够让他们在这种互动中做自己的方法，最终这会鼓励孩子们发展出成功应对现实的能力。

即使家长对自己的观点坚信不疑，认为遵守规则是天经地义的，也并不能保证孩子就会心服口服地去接受这些观点和规则。从内在体验上来说，无论孩子还是父母，都在遵循着自己的规则。另外，大部分的父母和孩子在恪守自己规则的同时，还会在互动过程中毫无征兆地去改变各自的规则。有时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悄然发生的变化，而且都不知道这改变是怎么发生的。究竟是什么在促成或决定着一段良好的亲子关系，在这点上我们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也未曾达成什么共识。然而儿童的养育和国际象棋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在于：真实的生活不是游戏，是大意不得的。

然而，这两者在某些方面却是大同小异的，就好像无论在怎样复杂的互动中，你能预想到的也只有几步而已。你走的每一步棋都取决于前一步对方的反应。因此，始终保持对变化中整体形势的正确评估是极为重要的：第一步棋你下得再好，充其量也只能帮助你更好地去应对对方的第一步棋。

初出茅庐的新棋手常常会沉浸在自己的计划里，而不会兼顾前后，统观全局，这很快就会以惨败告终。无独有偶，若是家长根据如何教育孩子的理论制订了一套翔实计划，并想要严格地遵循计划行事，也一定不会成功。家长必须根据孩子实时的反馈持续且有弹性地调整步调，在过程中不断对变幻莫测的整体情境做出正确的评估。就好像在国际象棋比赛中，只是闷头实施自己的计划而不去观察对手以及双方在互动中的反应，失败肯定是意料之中的。充分地对孩子的意图及反应进行考量，对于家庭教育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而在与父母的意见相左时，很多孩子会因为恐惧而隐藏自己真实的情感，这样一来，父母的计划也会受到阻碍。

优秀的棋手脑海里可能会预设一些招式或是对方可能的反应，但这也只是因为他具有每走一步都会对整体情境进行思考及评估的能力。在亲子关系中，具有这种思考能力的家长，几乎不需要什么所谓的建议。他们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会不断在孩子的一举一动中对情境进行重新评估。因此，可以这样说，能够得心应手地使用养育建议的家长，其实是不需要这些建议的；而无法持续对整体情境进行评估的家长，就算拿着这些建议也会束手无策。因此，家长需要的并不是解释和建议，而是帮助他们更好地去理解孩子内心可能正在发生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学会真正从内心理解孩子，同时也试着去理解我们自己的动机，那么走上育儿的康庄大道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如前所述，本书是基于我在养育过程中一些能够更好地帮到他人的发现：引导人们去自己领悟养育的精髓，合理地对待自己的目标，正确对待自己以及孩子；引导人们努力去达成这种让亲子双方能够达到合作共赢的理解和态度。这不仅能使双方作为个体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也能让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更进一步。我发现获得这种态度和理解的关键在于：对双方情境进行全面细致的审视之前切忌自以为是，哪怕答案看起来是那么显而易见。另外，我们是不可能在置身事外的情况下做到理解孩子的。若是可以在既定的情境下，用心去理解身处其中的自己，试着去理解我们在情境中起到的作用（主动或是被动的、有意识或潜意识的），那么我们的看法必定会发生变化，与此同时，我们的应对方式也会随之改变。

生而为人，是不可能总是按部就班的，我们时不时地会需要在一些猝不及防的情境中或是迫在眉睫的关头迅速做出反应。然而，长久之计却是让自己先冷静下来，去审视自己的想法和反应产生的原因，然后去揣测在孩子的内心发生了什么。如果父母能对一个情境了如指掌，并在其中努力去理解自己和孩子的行为的话，就会做出一个双赢的回应。事实上，恰恰是这样的自我探索，为理解和帮助我们的孩子提供了最好的线索。

这种对亲子互动的理解，在我先前的作品，如《与母亲的对话》（Dialogues with Mothers）和《心灵之家》（A Home for the Heart）部分章节的讨论中也是有迹可循的。在本书中，我想要尽可能简单明了地表达：对那些目标明确、敏而好学的家长来说，重点在于怎样鼓励和引导他们在理解和处理亲子互动情境及困境时如何坚持独立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

我希望在对为数不多的典型案例或情境类别的深入讨论中，能够更清楚地表达这一观点：独立对情境进行思考并准确地辨识危机，对家长和孩子来说都会受益匪浅。因此，一个好的开始总是会伴随着这样的假设：无论孩子做什么，都是因为他坚信自己所做的或将要做的是他在所处情境中所能做出的最佳选择（即使听起来有点荒谬）。本书中的讨论几乎涵盖了养育中所遇到的大部分问题。它旨在帮助读者培养思考的能力，从而自如地应对各种情境和问题。就以往的经验来看，我相信本书所介绍的内容已经足以让读者（如果是真的求知若渴）掌握儿童养育的方法，从而实现更有效的养育，并享受和孩子之间令人满意的关系。

事实上，那些告诉父母该如何养育孩子的书已经并不新鲜。在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很多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遇到问题束手无策时，总会想要从书中寻求答案和慰藉，于是，这类书应运而生并风靡一时。伴随着20世纪大规模都市化及工业化进程，传统的家庭生活及育儿方式土崩瓦解，长久以来沿袭的习惯被打破，大家庭模式及其带来的经验不再有效，同时，这也让我们丧失了安全感。

目前来说，现代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在童年的时候都没有过照顾孩子的经历。以前，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亲戚比较多而且都住在附近；那时候，大一点的哥哥姐姐都会承担起照顾年幼孩子的责任，有些孩子也会被托付给住在家里或是隔壁的堂兄堂姐，或姨姑叔舅来照顾，通常他们比年幼的孩子也大不了几岁。远亲不如近邻，邻居家的孩子有时候也会来搭把手，这在乡村文化里是习以为常的。因此，很多人在为人父母之前就已经学到了足够的育儿知识，在养育自己的孩子时也会更踏实。当他们真的需要建议时，也可以向自己的父母、亲戚、牧师或医生求助，他们确信自己会得到想要的帮助。

而如今，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要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成功地养育自己的孩子，对父母来说不失为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在经验匮乏的情况下硬着头皮承担起这份责任的。不幸的是，空间和情感上的距离所形成的代沟，也会让年轻的父母感到焦虑（这并非空穴来风），当他们试图向父母寻求养育上的建议时，要么会被批评，要么会得到一些已经是老掉牙的建议。

这类书得以风靡的一个明显的原因是：时代的飞速发展，使很多人相信科学研究可以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新的知识养料，所以他们觉得需要依赖专家。这种对“专家”建议的渴求，在这种信仰情境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如果一个人足够努力，且运用科学的方法，那么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作为人类进步源泉的科学，已经将传统智慧取而代之，一跃成为新的信仰。

在人类心理学领域，“正确使用科学方法会让一切成为可能”的信仰，在行为主义的理论里得到了最明确和极致的表达。这最初是由行为主义心理学家J. B.华生（J. B. Watson）阐述的。他认为一个孩子早期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根据孩子所处的环境以及环境对他的影响，可以判断出他将成为天才或者恶棍，抑或是其他。根据这一荒谬的学说，新生儿的心灵和人格成了一块白板，父母、教育者或者心理学家可以在上面随心所欲地书写任何他们所期待的特质。匪夷所思的是，这种认为人类是可以完全被操纵的理论竟然一直以来大行其道，而很多父母一直以来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所接受的理论竟然是这样的。事实上，每一个父母的经验都提醒我们，孩子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反应各异，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拥有了自己的心智，并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心智不惜违抗父母，尽管那些努力可能会由于所处的发展阶段而付诸东流。

也有人觉得行为主义的这个理念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提到了“每个孩子的出生都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未来都是真实而不可限量的”，另外，它还强调了“要获得一个心仪的结果，需要认真且严格的训练”。

时至今日，一些行为主义坚定的拥护者仍然声称可以通过训练获得任何想要的结果。如今，“训练”又被冠以了“条件反射”和“行为矫正”这样更“科学的”名称。然而，行为主义学家强力倡导的基本理念却从未改变。他们坚信一个孩子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婴儿期的养育。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对自己的同胞所使用的这种条件反射理论是源于巴甫洛夫对狗的研究以及斯金纳对鸽子的研究。这些反射理论是在实验室里研究动物时产生的。有些动物会被训练走迷宫，而条件训练的结果就是让这些动物在背离自己生活习性的情况下存活下来。而条件训练对人类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当人类本能地应对环境的方式被“条件训练”的方式取而代之后，只会产生完全的适应不良和神经过敏。

在20世纪的第二个25年里，行为主义流派一跃成为美国最盛行的心理学流派，人们开始拒绝传统的育儿方式，膜拜一种崭新的、“更科学的”方法，而这种新方法看起来又恰恰是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所需要的。一直到今天，行为主义流派在美国的心理学界的热度也一直居高不下，在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是“行为主义”的情况下就已经深入人心了。

这种对行为主义心照不宣、未经检验，并因此被不加批判地接受，与和行为主义截然不同而且更有效的科学理论——进化论和遗传学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进化论和遗传学都用不容置疑的证据证明着：人类是绝不可能被完全操纵的；而呱呱坠地的婴儿，他的心灵也并非像行为主义所说的那样像白板一般，相反，他们与生俱来的天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定着后期人格发展的可能。根据遗传学，一个人后天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双方身上特定的基因复合物，它们独一无二（除了同卵的双胞胎）。人类经过数百万年进化的结果被我们通过基因继承了下来。基因、天赋和进化的过程，都在某种程度上限定着教育或生活经验对个体的改变。

在行为主义横行美国的同时，与其明争暗斗的弗洛伊德（Freud）的人类发展理论也开始风靡。弗洛伊德既提到了进化遗传的难驾驭性，也强调了早期经验的重要性，尽管我们对遗传下来的特性无能为力，但早期经验却可以调节其在人格中的表达。精神分析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观点：胚胎在子宫里的发育重复了动物进化的特定阶段。无独有偶，婴儿和幼童的发展，也呈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

对于养育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弗洛伊德心理学可没有行为主义那么乐观，因为它看到了遗传的不可变性和人类各个发展阶段的必然性。弗洛伊德认为，在本我和自我以及父母和教育者希冀的“超我”之间的矛盾会产生一种深刻的内在冲突，而人类将会不可避免地陷入这种冲突带来的困扰中；我们必须不断地与自私、攻击性以及自我中心相抗争，就如我们对亲密依恋的渴望一样，都是进化遗传和人格发展的一部分；以自我为中心的驱力是为了自我保护，而利他倾向可能是为了保全和延续我们的族系（尤其是通过孩子将血脉传承下来），或是为了让我们所爱的人得到幸福。“自我中心”和“利他”之间总是有些水火不容。

精神分析理论坚信，个人的生活经历决定了遗传特征被塑造的方式。因此，精神分析所信奉的是：早前发生的事情会在极大程度上影响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因此，早期经历对个体未来生活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早年的经历是日后发展的基础，还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体将如何体验未来的生活。基因和进化史塑造了个体的潜质，而这些特质将会以何种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来，早期经历就功不可没了。因此，在和孩子交流的时候，对他们独有的人格特质的尊重是至关重要的。相比那些通过强迫或是“条件训练”去打造梦想中的小孩的父母，那些善于觉察和体恤他人，并每时每刻都会根据孩子的需要敏锐而恰到好处地做出回应的父母，更容易帮助孩子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这样的父母不仅能认识到并允许孩子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做出相应的努力，也能支持并允许孩子自己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这些阶段包括：婴儿发现自我、分离个体化；逐渐由原始的快乐原则走向现实原则（快乐原则会诱使他不计后果地寻求即刻满足；现实原则是基于他意识到，如果他对期待进行一些调整，结果通常会更好，或者为了获得更重要的长期利益最好延迟满足愿望）；获得自我控制，如在如厕训练中；在俄狄浦斯阶段建立个体化的雏形；适应要求并将这些要求内化为超我；以及经过青春期的发展，获得相对成熟、独立以及独特的个人认同。

儿童对每一个新的心理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把控，需要来自父母的理解和及时的支持，这样才不会在之后的人格上留下心理伤痕。父母一定不要委曲求全并心心念念去创造一个心仪的孩子，而是要帮助孩子（在合适的时机）去更好地发展，去成为他想成为的人，成为能够成为的人，让他的天性得到充分的展现，从而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生。

这两种理论系统（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有一个共识：在一生中，我们的态度、行为和人格是能够改变而且确实发生了变化的；但随着年龄增长，可变的弹性也越来越小，因为我们会不自觉地以一种习惯的方式去看待和处理事情。简而言之，我们变得更僵化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些可变的部分对我们人格和生活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有限了。所以，早期经验之所以那么重要，就在于它会为我们日后所发生的一切打下坚实的基础，发生得越早，对我们的影响也就越大。

根据行为主义的观点，那些早期的经历缔造了我们的现在。而精神分析对早期经历的强调是和潜意识以及意识在生活中对我们的作用有关。相对于潜意识而言，意识的心智发展相对缓慢，在某些方面会无形中受到潜意识的支配。精神分析认为，只要一息尚存，潜意识就会唆使我们用过去的经历来解释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比如，潜意识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对我们要么是接纳和认可的，要么是拒绝和排斥的，这恰恰是源于我们和父母关系的早期经验。以此类推，这种态度会延展为“我是好是坏”的信念，延伸到我们是否有能力去应对生活，或是我们究竟可不可爱、是会被表扬还是会希望破灭的感知中。而这些对我们影响深远的态度，竟是基于一种极为模糊的感觉。在我们推理能力尚不完善，还不能很好地理解自身体验的意义时，这种感觉也会更加强烈。再加上，这些持续控制我们体验的态度源于潜意识，很多时候我们很难知道其因何而生，以及它们为什么显得那么真实可信。

如若弗洛伊德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可以明确的是，童年经历不仅影响自尊的发展及我们在关系中对自我的感知，还决定了我们对未来的解读方式，会诱导我们按照预设去经历所有的事情。因此，那些可以影响孩子人生的人，无论是谁，都应该试着帮孩子形成一个对自我和对世界积极的视角。孩子未来的幸福，以及应对生活、与他人联结的能力，都将取决于此。

弗洛伊德曾说过，精神分析教育（一种既强调潜意识的重要性，又强调要利用潜意识的力量去更好地实现社会或个人目标的教育），最想要达成的结果是使人们更有能力“好好爱人，努力做事”。对个人来说，这意味着在个人和社会领域都可以获得最大满足的能力：能够去爱也能被那个共度一生的人所爱，并且对社会有价值。这样一来，尽管生活中仍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尽管仍可能怀才不遇，但是个体仍然会为自己努力取得的一切而感到骄傲。我们可以通过帮助孩子们发展出应对各种生活事件的方法来达成这一目标。然后，孩子就不再会轻易被各种事件打败，而是会通过体验获得更好的洞察力和力量，尤其是对自己内在世界的洞察。

因此，上述两种主要的流派在儿童心理方面都强调，对儿童来说，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才是重中之重，一旦大意，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因此，现代父母都应该搞清楚，在和成长中的孩子相处时应该担心的是什么！然而不幸的却是，他们常常明知故犯。

一边是这些学说，一边是大多数父母育儿经验的匮乏，所以自然会有很多父母开始焦虑不安，担心自己做不好父母或是害怕他们会伤到自己所爱的孩子。父母的那些焦虑尽管是可以理解的，但会给双方带来极大的伤害。我在致谢中解释书名的时候，提到温尼科特关于“足够好的母亲”的这个概念。他是这样描述的：婴儿在妈妈的脸上看到了自己，或者说，找到了自己。足够好的妈妈会对婴儿抱有深深的共情，婴儿的情感也会因此反映在她脸上。不够好的妈妈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她的内心被焦虑所占据，她会担心自己做得对不对，也会担心自己会不会让孩子失望。婴儿很难从妈妈脸上看到自己，会条件反射地对妈妈的担心做出反应，进而开始担心自己。更糟糕的一点是，在原本熟悉的脸上他读到了陌生的感觉，这会让他感到一种强烈的孤单，而从妈妈脸上看到自己的婴儿却会在那一刻感到和母亲深深的联结。

因此，要想成为足够好的父母，就必须对自己的养育方式及亲子关系有信心。既能够认真对待亲子关系，同时也不会过于焦虑，不会因为自己不够好而感到内疚。对为人父母充满自信也会让孩子充满安全感。因此，我希望父母不会因为看到本书而对自己的亲子关系感到内疚和焦虑，而是可以脱口而出“对啊，我就是这么做的”，或者至少他们会说“嗯，这就是我想做的”。总之，我希望父母通过本书会对自己为人父母的能力更自信，而不再时刻处于担心自己不够好的焦虑中。

父母要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放轻松一些。尽管这点很重要，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父母为了孩子心力交瘁，时常觉得不堪重负。当一个人坚信自己对任何情境的处理都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时，那么即使是最常见、最不可避免的问题都会成为压倒骆驼的那根稻草。所以，现代父母不再相信人类的命运掌握在上帝手中，也不相信什么冥冥之中的天注定。他们渴望通过最好的指引，来完成养育孩子这项重大的任务。那么，问题就来了：什么是最好的指引？让一个专家来告诉父母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吗？还是帮助父母独自做出一个合理的决定，做出让他们感觉良好的决定？

没有一本书可以海纳百川般将养育中的所有问题，及其形形色色的表现方式都囊括其中。为了自己和孩子的福祉，在遇到问题时，父母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解决之道。不假思索地照本宣科，对父母和孩子双方来说都方枘圆凿，父母也会觉得不舒服。就指导而言，真正可行的是与孩子讨论，并且就特定情境下对孩子和自己的反思来提出建议。

我认为，父母最重要的任务是去理解事件本身对于孩子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用对双方都有利的方式来处理，这样一来还会促进亲子关系。理解事件意义最好的方式，就是试着回忆发生在我们孩提时类似的事件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意义，那时的我们希望父母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希望父母怎么去对待事件、我们以及他们自己。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创造性地去使用我们曾经的生活事件。当我们回忆起这些事件，并在养育我们孩子的过程中去修通它们时，它们就会被赋予崭新且更深刻的意义。

养育孩子，是一项创造性的艺术而非科学。我在这里想要试图介绍一些如何思考和运用这门艺术的方法。然而我无法告诉读者，如何去体验这门艺术，或如何去欣赏其内在，尽管别人的观点可能会提高我们创造性使用自己方法的能力，但是具体怎么做还是要靠自己。正如T. S.艾略特在《论诗歌与诗人》（On Poetry and Poets）中所说的：“也许，关于这首诗有很多需要了解的，或者学者们可以教给我很多，以免让我误解；但我相信，一个有效的诠释，必然也能诠释我在阅读此诗时的情感。”

那些采纳了诗人这种自我觉察态度的读者，会发现自己的养育方式不仅更有趣，而且可圈可点了；他们也将发现，养育孩子是一种对自己和孩子来说都更令人兴奋、更幸福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