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照顾左边的女士

小龙运科班从上海回到北平，二葵立刻去找周郎。

这天是星期日，位于小厂胡同的票房顾曲社应该有活动。

使二葵纳闷的是，在胡同里没听见锣鼓声和胡琴声——票房停办啦？

走进票房才发现，屋子里坐满了人，大家正聚精会神地听一个人说话，他就是小龙运科班的总教习焦先生。

前面说过，焦先生随梅兰芳剧团访美去了。二葵好高兴，小龙运科班的主心骨回来了。他跟焦先生互相问了好。

不用说，顾曲社是请焦先生来谈谈访美观感。

这时焦先生说：“现在，请大家坐成一圈儿。注意，男女间隔着坐，一坨牛屎一朵花。”

周郎问：“要开相亲大会吗？”

“跟相亲没关系。”焦先生说，“我来说说我们去美国是怎样学礼仪的。”

大家把椅子摆了一圈，二葵就坐到周郎旁边。

焦先生说：“有句话叫‘入乡随俗’，意思是到什么地方都得遵照那地方的风俗，不然就会闹笑话，甚至闹纠纷。别说去外国，去外地都得先打听风俗。你去陕西就不能贴《武家坡》。”

“为什么不能演《武家坡》？”周郎问。

焦先生说：“我没说‘不能演’，是说‘不能贴’。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里不是有窑洞吗？陕西人就是住窑洞，他们说他们那儿有个‘武典坡’，薛平贵和王宝钏的窑洞就在那儿。”

二葵问：“所以海报上就不能写‘武家坡’，一定要写‘武典坡’？”

“对喽。又比如，南京不是又叫‘金陵’吗？去南京就不能演《取金陵》，得改叫《凤吉公主》。”

“要是不改会怎样？”

“我二十岁时去南京演《取金陵》，给关了三天。”

众人惊呼。

焦先生故意轻描淡写：“这娄子捅得还不能算是最大的。”

周郎问：“还会杀了您的头吗？”

焦先生说：“这话问得好。要是杀了我的头，我拿什么回答你的问题？虽然最后没杀人，可是官司一直打到刑部了呢。那次倒没去外地，就在咱北平。那还是在清朝，北平还叫北京呢。”现在又把北平改称北京了，“那时福寿班在广和楼演《混元盒》第三本，要上一个戴回民帽、背羊肉柜子的回民老伯，就在这儿出事了。”

“回民不让这样演吗？”

“不是不让回民在台上卖羊肉，是那柜子不对。应该是个白皮柜子，管切末的忘了准备了，就临时从外边借来一个红皮柜子。红皮柜子可是卖猪肉的呀。这下闹了大乱子，台下的回民以为是存心侮辱他们，砸了戏馆子不算，还把戏班的班主告了。我要是把这场官司原原本本告诉你们，这可就是另一出戏了。反正你们记住一句话，了解风俗太要紧了。”

言归正传，焦先生开始说美国礼仪。

“潘运葵，你的两边都是女士，对不对？”

“对。”

“你的左边是谁？”

“我的左边是周郎，右边的不认识。”

“你别管右边。”焦先生说，“所有的人——所有的男士都记住，只管你的左边，不用管右边。你左边的这位女士就归你照顾。喝咖啡时，有个小瓷缸是盛白糖的，你得把它递到左边那位女士的手边。还有个小瓷缸是盛牛奶的，你也得这样做。”

“焦先生，”调皮的周郎故意出难题，“要是左边的那位女士不喜欢在咖啡里加糖，也不喜欢加奶，您还要把糖和奶硬递给她吗？”

大家笑起来。

焦先生带点苦笑地指了指周郎，但还是认真回答：“要是像我这样不会说洋文，没法儿问人家喜不喜欢，只好硬递过去，等人家摆摆手，再撤回来。这样并不失礼，要是不递就失礼了。只要有一个中国人失礼，人家就会说中国人不讲礼貌。为了这个，梅博士在访美前特地带我们去撷英西餐馆边吃边练，练了不止一次。”

众人既对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肃然起敬，又垂涎于西餐馆的演练。

二葵问：“不会只练递糖缸吧？”

“洋规矩多了。”焦先生说，“喝咖啡时的小勺儿是用来在杯子里搅拌糖的，不能拿它舀咖啡喝。还有，吃面包不能整块儿往嘴里塞，吃多少掰多少。开酒会时，服务员拿盘子端来酒，男宾得取小杯的白兰地，绿色的薄荷酒是女宾用的，不能拿错。”

这时有个十来岁的男孩问：“焦先生，有什么好玩的，您给说说。”

“好玩的……”焦先生想了想，“哦，在纽约大剧院演了最后一场后，观众要求跟梅博士握手——你们知道吧，梅先生被美国好几个大学授予博士学位。观众们就排着队从左边上台，跟梅博士握过手从右边下去。本来以为十几分钟就握完了，结果握了半个多小时。你们知道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看见有些观众握完手又排队，再握第二次，可是总不能戳穿他们‘你怎么又来了’。”

焦先生讲了不少时间，大家很欢迎。

散会后，二葵对周郎说：“我跟焦先生讲几句，你等我。”

周郎就等着，等到快不耐烦了，二葵才跑过来。

“对不住对不住，焦先生才回来，科班的事儿要跟他说说。”

周郎就问：“你到这儿不是为了听怎样给女士递糖缸吧？”

二葵说：“我还不知道焦先生回来了，到了这儿恰巧遇上的。”

“那就是说——”

“我是特地来找你的呀。”

“真的？”

二葵说：“你就是五台山上的杨五郎，我就是孟良，要请你去大破辽邦天门阵呢。”

周郎高兴起来：“那你说，找我什么事儿？”

二葵就先简单地把他在上海“绿宝”里的大起大落说一遍：“春生说可以编出新戏叫《赌徒恨》，这本来是取笑我的，可是回来的一路上，我越想越觉得真的可以编一出戏，以警醒世人赌博之害。你帮我们编过《高亮赶水》，这出《赌徒恨》会比《高亮赶水》有意思得多。”

周郎说：“可我想不出这种戏有意思在哪里。”

“我是这样想的，有个大太子和二太子，他们分了老王的疆土，以江为界，大太子成了江左王，二太子成了江右王。”

“可是历史上没有什么江左王和江右王啊。”

“我听戏校的夏先生讲过，”二葵说，“戏里可以演史书上没有的故事。他说《伐子都》里惠南王打郑国就是编出来的。”

“倒也是啊，”周郎嘟囔着，“《伐子都》的故事史书上是有的，可那是郑国打许国时发生的，根本没有什么惠南王。”

“那不结了？那我的江左王和江右王可不可以有？”

“嗯，你往下说。”

二葵继续说他的构思：“这两个国不打仗，但百姓之间赌博，今天我把你的羊赢来了，明天又把我的牛输掉了。”

周郎问：“那他们在哪里赌？”

“在赌场啊。不，可以在江中心的小船上！”

“妙，”周郎赞成，“不过你这可是赌大了，别叫《赌徒恨》，要叫《赌国恨》了。”

二葵拍手：“就依你，《赌国恨》！不仅百姓赌，两个国王也在赌……”

于是周郎加入“胡思乱想”：“江右王不听王后的劝说，只相信自己的运气，把一块块国土都输掉了，军队也输掉了，宫殿也输掉了，最后夫妻二人住到一间小破屋里。”

“不是小破屋。”二葵反对，“他的国土都输掉了，哪有地儿造屋啊？他们就住到江中的一条小船上，就是当初用来赌博的小船。”

“也好，可以借用《打渔杀家》里的一些水上的身段。”

“说到水上身段，我想起来，”二葵说，“在天津时我看沈云丽演《打渔杀家》，她吃了个倒好。”

“为什么？”

“萧恩父女行船时，不是一蹲一起地像坐跷跷板一样吗？”

“对啊。”

“沈云丽在演萧桂英跳上岸时也蹲了一下。你想，一蹲一起是因为有波浪，到了岸上没波浪了，再蹲一下，哪还有不吃倒好的？”

“有道理。咱们接着说《赌国恨》。”

“再往下输，还有什么可输的呢？对了，江右王把老婆也输掉了，他的王后到江左王那里当宫女去了。”

“好，”周郎说，“就像《锁麟囊》里的薛湘灵一样，千金小姐当了老妈子，这叫命运倒转。”

二葵被自己的故事感动了：“王后临走时，劝江右王再别赌了，这次江右王彻底悔改了。他在饿死以前学会了打渔，再不会饿死了。有一次，一只饿昏过去的老鹰掉在他船上，他用鱼救活了老鹰。老鹰后来叼来一本武林秘籍，他学会了盖世武功就去救王后……”

“等一等！”周郎说，“你是不是要让江右王救出王后，最后废了江左王，统一江左和江右？”

二葵问：“这样不好吗？”

周郎说：“我还有更好的想法。江右王到了江左，要进宫殿，被看门人拦住。你知道这是谁？”

二葵想了想，叫起来：“啊，这就是原来的江左王，他跟看门人赌博，输掉了一切，自己成了看门人！”

周郎笑道：“潘运葵，你还不笨啊。但我不想让江右王夺回江山，只是让他救出王后。他们还住到小船上，他负责抓鱼，王后负责烧鱼。你说好吗？”

二葵连声叫绝：“就这么着了，等你的剧本！我答应了沈云丽帮她的鹂声社排新戏，这出《赌国恨》太棒了！”

周郎又琢磨着：“这个‘恨’字还得再斟酌一下，听起来像出悲剧呢。整个剧情有落有起的，不如叫《赌国沉浮》？”

二葵兴奋地提议：“咱们来握握手吧。你就当梅博士，我来握你的手。”

二葵把周郎握得直“哎哟”。

“对了，”二葵又问，“你们票房里本来都是大学生、中学生，今天我怎么看见还有小学生？”

“你是指问‘有什么好玩的’的那个男孩？他叫何贯通。”周郎说，“他是《梨园报》主笔司一层的外甥，有一次司先生带他来的。他第一次来票房就引人注目，倒不是别的，是他的胡琴引人注目。”

“他带来一把名贵的胡琴？”

“哪儿啊，他那琴的琴筒是个铁皮罐头！大家都好奇，要他拉一段儿，他就拉了。那声音确实有点怪，但是并不难听。听司先生说，何贯通的爸爸在洋行里做事，把儿子送到中法学校念书。可这个何贯通不喜欢念洋文，就喜欢看京戏、拉京胡，应该是受舅舅影响吧。他的法文成绩一塌糊涂，气得他爸爸把他用压岁钱买的胡琴踩坏了。他大哭一场，离家出走，就投奔舅舅了。”

二葵笑道：“舅舅是‘罪魁祸首’，只好收留他了。”

周郎说：“舅舅就让他上了附近的普通小学，妈妈出的学费。洋文可以不念，但琴不能不拉。琴筒踩坏了，换个铁皮罐头照样拉。司先生倒不是舍不得给外甥买琴，他是觉得何贯通拉罐头琴有志气，值得鼓励。司先生把外甥带到我们票房，让他跟老琴票魏三爷学琴。魏三爷不能来或者想歇会儿时，罐头琴就大显神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