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虎年春节《生了肝癌，怎么吃》放在笔者案头，借着春节休息，认认真真看了几遍，欣喜欣慰有加，想说几句。
本书的两位主编，都是我曾指导过的博士。孙丽红教授多年前在职攻博。她原本是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当时已在上海中医药大学从事与饮食健康相关的教学工作，醉心于癌症与饮食关系的深入研究，所做的博士课题是常见癌种与吃的关系，其中包括了肝癌等。博士期间她开创性地进行了临床调研，得出了令人瞩目的结论——城市高发癌症与吃的关系十分密切。博士毕业后孙丽红便一直在本人所在的上海中医药大学从事营养学教学研究，同时在全国各地奔走，研究、讲学及科普等，希望通过饮食调控来帮助芸芸众生防范肿瘤，远离癌症，更好地康复。因为在当时（世纪之交）她所从事的这项工作关注者甚少，且并没有展开实证性研究，因此，她的工作弥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一直是该领域的佼佼者、引领者，特别是她还致力于现代媒体（包括各地电视台等）的科普宣传，让普罗大众知晓相关知识的同时，也使她成了该领域的“网红”。
另一位主编孙增坤博士原本主修的是康复专业，博士期间随我门诊诊疗癌症患者多年，后又进一步攻读了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博士后，是位医学理论与临床兼通、中西医学兼长、临床诊疗与康复兼修的专家。他从事医学临床已有10余年，深受患者欢迎，临床肿瘤求治者甚众。这两位博士珠联璧合，探讨肝癌患者应该怎么吃，自是水到渠成，可以给出清晰且权威性的指导，有助于广大的肝癌及慢性肝病患者按图索骥，参照着实施。相信对于肝癌及肝病患者来说，这是福音。我坚信，这本书定将成为肝癌患者及其家属更好地走出肝癌困境、走向康复的枕边书。
（一）
肝癌，是一个欲说还休的沉重话题！
肝癌的高发，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更是肝癌大国，这在本书中已有详细数据的体现，不再赘述。
肝癌对本人的学术生涯来说，也是抹不去的沉重的一页。
本人刚刚开始接触医学时，就常碰到肝癌患者，那时候（20世纪70年代末）医生对于肝癌基本上没有“招”。记得我毕业实习是在奉贤县人民医院，所管床位中有一位就是肝癌患者，晚期，印象特别深。他是当地南桥镇人，感觉还是个不小的领导，求生欲特别强，每周驱车至上海市区中山医院找名老中医姜春华求治。那时从奉贤县到上海市区很不方便，挂号也很难，但他坚持每周求诊，且人比较乐观积极、随和（至少外人看来如此）。然而，他的情况还是越来越糟糕，我们调离病房、轮到其他科室后不久，他就病逝了。因为积极求治，人又乐观，所以，这个案例在我脑海里烙下了深刻阴影，挥之不去！我理解的那个年代所谓“十个癌症九个埋，还有一个不是癌”，就是针对肝癌而言的。因为那时候肝癌发病率高，死亡率也高；一般早期发现不了，一发现就是中晚期，有腹水，患者痛苦，而且能够折腾一年的很少，一般过不了3个月、6个月，故严重加剧了社会对癌症的恐惧。究其原因，那个时候诊断水平不行，没法发现早期肝癌患者，发现的都属晚期了，其疗效差；那时候，手术切除是主要手段，但水平有限；后续跟进的方法几乎没有，只能依赖中医药，因此，能拖几年已经挺不错的了。可以说，80年代以前，中国社会对癌的恐惧，很大程度上就是源自对肝癌的极端恐惧。然而，时过境迁，现在情况大不相同，彻底改写了！请听细细分解。
（二）
笔者第一个精心且长期诊治的肝癌患者，是虹桥机场旁边徐泾乡的老内科医生郁某，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他当了多年的内科医生，时已升副主任医生，在乡医院能升副主任，很不容易，可见他在当地颇有影响。郁某因牙龈出血、肝硬化，遂找到我这位中医来调治，不久确诊伴发肝癌，没法手术，选择介入治疗，因为受不了，遂专心于中医药纠治。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他是西医，通过他得知徐泾乡原先是血吸虫重灾区，他早期医疗重点是治血吸虫病及其后续反应，还有肠伤寒等感染性疾病。他的肝硬化比较复杂，既有虫卵性硬化基础，又伴生了病毒性肝炎，炎症伤害也加剧了他的肝损伤，故其肝质地较差。好在他自己知晓医道，学过中医（那个年代医生都被要求学中医，强调中西医结合），知道中西医短长，故死心塌地地借助中医药调理。开始时的诊疗断断续续，联系并不紧密，大约1998年后，他开始密集求诊，十年间其身体状况一直很好，其中有过几次肝区出现小病灶，借无水酒精等微创疗法而控制。一直到2009年，他已八十八九岁了，偶因进食硬物不当，诱发食管静脉受损、消化道大出血而突然故去。前前后后我俩交往了十五六年，算是位知己知彼的“深交”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在我处就诊的徐泾乡的癌症患者特别多，不下三四十位，目前他们都活得很好。
在长期探索中，中国上海的肝癌治愈率大大提高。此治愈率的提升得益于几方面：①早期肝癌的发现；②上海肝癌手术成功率的提升；③现在肝癌后续治疗手段丰富及疗效的改善；④我们倡导的肝癌综合治疗广为人知，包括后续的饮食调控等。这些综合作用下，明显提升了上海肝癌患者生存率及康复率。
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强调上海治愈率、生存率及康复率呢？因在长期巡诊中我们发现中国肝癌治疗差异很大（这与国情有关，也涉及多方面，无法细述）。相对来说，上海的肝癌患者生存率及康复率比较高。这也是全国患者相对集中于几个大城市求治的深层次理由，因为一旦患上肝癌，择善而从，是这类患者及家属本能的选择，对此，无可厚非。
总之，肝癌已不再是个令人恐惧的癌魔。我们临床中至少已有逾千位肝癌患者活过了十多年，有相当多的患者可以确定为临床痊愈了。也许，口述无凭，且以一份较权威的研究材料为证——我的一位2018年毕业的博士生赵若琳，现在供职于海军军医大学（上海），她在做毕业课题研究时涉及对临床肝癌疗效及生存期等的追踪分析，仅以她的毕业论文为凭（我特别喜欢选用博士论文，因为博士靠论文毕业，对于博士论文现已实施了严格的审查制度，且多半是盲审，资料必须齐全、数据不能造假，一旦发现造假，将终身抱憾）。她带领的团队追踪分析表明：中医药辨证论治加我们研发的中成药“埃克信”，能有效提高肝癌患者生存率、改善晚期肝癌患者生存效果。具体结论如下：随机选择的临床413例肝癌复诊患者（以肝细胞癌为主），平均生存期110.5个月（9.2年），中位生存期75个月（6.25年）。其中，做过手术再加中医药的患者，平均生存期128.02个月（10.6年），中位生存期92.00个月（7.7年）。此外，因各种因素没法手术、靶向、介入等治疗的，入纯中医药组（大都是晚期），该组患者平均生存期也有77.56个月（6.5年），而他们的1年生存率则高达97.30%。换句话说，即使到了晚期，积极采用中医药等综合治疗，患者平均也能活6年多。其中还有很多晚期患者走向康复的案例（对此，后面将有所介绍）。这表明，晚期肝癌患者并不需要很悲观，努力争取合理、积极、综合治疗的话，也可以争取不差的生存效果。这与我们门诊逾千例肝癌患者活了十多年的事实是契合的。这些都明确提示：现肝癌患者的生存率、生存期及康复效果等都大有改观和显著提升，人们不再惊恐于肝癌等恶魔了！
（三）
需要指出的是，分析癌症治疗效果，如果不涉及病理，那是一种欺骗。因为不同病理类型其生理特征截然不同。通常，一般民间所说的原发性“肝癌”，实际上其病理类型是很复杂的。同为原发性“肝癌”，不同病理类型，他们的预后和治疗，包括饮食等都不太一样。
原发性“肝癌”中的第一类型，最常见的就是肝细胞癌。它是来源于肝细胞的癌变，又可分成很多亚型（对此，就不再细化展开了）。肝细胞癌在原发性肝癌中占比很高，在我们的临床中，占70%～80%，它一般可伴有肝硬化等。
前面引用的赵若琳博士的研究资料，主要就是涉及肝细胞癌（79%、326例），部分涉及胆管细胞癌（13%、54例）及混合型肝癌（7%、29例）等类型。
第二类型是肝内胆管细胞癌。胆管细胞来源的癌在我们门诊占10%～15%，且女性较多见，男性抽烟、酗酒的也很常见。具体原因不明，根据现象层面分析，或许与焦躁、纠结等个性及酗酒等有一定关系，此类型恶性程度较高，相对较难控制。除饮食等因素外，调控情绪等也是关键性康复促进因子。
第三种就是混合型肝癌，是上述两种细胞癌的混合，其治疗相对较为棘手，其疗效比单纯的肝细胞癌稍微差一点，却优于胆管细胞癌，介于两者之间，总体上疗效是不错的。
此外，还有一些比例不高、值得重视的亚型。如肝小细胞癌类型，往往有多个小肝癌，大都直径小于3厘米，且这类患者肝的基本质地大都不差，往往都属早期的，比较容易控制，其具体发病原因尚不明确。
再如，透明细胞癌来源的肝癌，严格意义上，它应属于肝细胞癌之亚型，但有时临床上有人愿意将其区分了。透明细胞癌的机制不明，对化学药物不敏感，综合治疗预后比较好，我们治疗了不少，应以综合纠治为主。
最后，多见于儿童的肝母细胞瘤，其主要是胚胎来源的，大都发生在儿童身上，占儿童原发性肝癌的一半以上。对此，应该强调手术是关键，中医药等后续加强调控，以促使患者更好地康复。我们治疗的几个此类型的患儿，效果都不差。
（四）
可能以案例更能说明问题，鉴于肝细胞癌之常见，我们可以举出成百上千案例加以论证。
例如，我在《癌症只是慢性病：何裕民教授抗癌新视点》一书中最后附了一个案例，题目是“我能结婚吗”，讲的是我的义子、深圳林栋先生的故事：
26岁的小林是广东人，2003年3月被确诊为原发性晚期肝癌，已无手术指征。做过一次栓塞，反应太大，黄疸、高热，不能再做，其他措施都不宜。正巧我在广东巡诊，当小林出现时，所有年长的患者都给虚弱不堪的他让座，当时，他情绪极其低落。其父亲在身边哀求，不惜任何代价，要救救他，遂超剂量地使用中医药及抑瘤制剂。几个月后复查，提示病情渐趋稳定；一年后肿瘤明显缩小，遂其父提议认我为义父。几年后，小林提出想结婚，我应允了。2007年2月14日，小林短信告知，“干爹，我和女友在昨天下午去婚姻登记处登记了。谢谢您多年的照顾！”2011年7月10日，小林短信告知：喜得犬子。我大喜过望，在博客发贺信：“义子林栋先生昨晚喜得贵子，6斤9两重，乳名薯仔。”
仅仅在深圳、广州，类似林栋的肝癌长期康复者，就有数十例。
李先生是徐州人，2008年38岁，被确诊为肝硬化、肝癌，右肝做了手术，手术后2个月复发，旋即找到我们。我们则强调中医药调理为主，加强饮食控制。其间，手术区域先后有活性灶活动（复发过多次），他严格遵照我们倡导的肝癌饮食指南，并努力实施中医药调理，有活性灶时可以微创处理，这么多年来整体控制得很好，查体发现原本的肝硬化也显著改善。随着全身状态越来越好，临近50岁时，他提出想生二胎，我们积极鼓励，建议他可以实施二胎计划。现在他女儿已经4岁了，一切都很好！
任先生是浙江慈溪人，某企业的销售经理，长期外驻丹东。他是2007年饮酒后出现尿黄，发现有黄疸，一查是肝癌，系胆管细胞来源的。在上海做了手术，术后医生直接告诉他：你这个病理类型化疗、介入的意义都不大（当时没有靶向药物），听天由命吧！而且不建议他追加其他疗法，只建议戒酒，找中医调理调理看。他第一时间就很清楚自己的病情及预后。找到我，我也不建议他做其他治疗，只是中医药调理，同时戒酒，3年内别太累了。他休整了半年，太无聊，憋不住，又去丹东搞销售去了，但的确戒了酒。我们起初要求他每年查4次，3年后半年查1次，并且一定不能太累，还着重给他饮食方面的建议。最初几年他几乎每一个半月找我们复诊一次，因为心里不踏实。四五年后，他告诉我同期开刀的其他患者，走得差不多了，就他还好好的！看来，中医药加饮食调理还是很管用的……现在，一晃15年过去了，一切都很好。现在他只是偶尔来复诊，顺便看看我们。因为他确信自己的胆管细胞癌痊愈了，至少控制得很好了。
徐老师是江苏启东人，她患的是混合型肝癌，以肝细胞癌为主，有30%的胆管细胞癌成分。她有家族史，她的姐妹及弟弟都有慢性肝病史，她是2008年确诊并手术的，做过一次介入，受不了，遂开始中医药调理，并努力实施饮食优化。她是由其母亲垂直感染的，是第一个发现并被确诊的，之后，她的姐妹弟弟先后都被确诊为肝癌（但具体病理类型没有她那么明确），都以同样方法综合控制，目前都恢复良好，到今天，他们都快乐地享受着生活。如今已过去14年了，她都退休了，隔三差五还来上海看看我们，偶尔中医药调理调理。
总之，借助综合措施，包括饮食调理等，常见的原发性肝癌患者大都能够得到满意的控制，只是需要持之以恒，而且强调多个环节，特别是饮食等。
（五）
在我们看来，原发性肝癌的控制，应该是个有步骤的系统工程，至少可分3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各的特点。
第一阶段，重点控制肝癌发展。因为肝血供丰富，不管哪种类型，都有旺盛的发展态势，第一阶段（两三年内）必须有效控制肝癌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的。这时候，如果能纯中医药控制，那就是最好的；如果不行，则可配合靶向药物或免疫疗法等；需要时亦可用消融或介入等进行微创处理……该阶段以两三年为期，这是成败之关键。
第二阶段，一旦癌症发展态势有所控制，紧接着应强调综合调整。综合调整的目的是消解肝癌发展背后的动因或动力机制，例如病毒活跃、肝损伤持续等。就细胞动力学来说，它具有勃勃生机，背后肯定有触发机制，应将这些偏差作为重点纠治对象。至少，此时应着力于改善慢性肝病的诸多症状，有些是涉及多环节、多方面的，需努力加以纠治，其评估可从症状着手，包括改善睡眠、饮食、乏力等。这个过程相对比较长，以几年为佳，因人而异。
第三阶段，是漫长的纠治肝硬化过程。因为肝癌绝大多数有三部曲：慢性肝炎→肝硬化→肝癌。原发性肝癌患者大多有慢性肝病史，存在着慢性肝硬化的情况，这需要更长的时间加以纠治、调控。
以往人们认为肝硬化是不可逆的。早年，我接触癌症之初，这似乎是个定论。这定论于20世纪80年代被我们的老院长王玉润教授所打破。他当时任全国血吸虫病防治研究会副主任委员。他从临床中注意到肝硬化是可以改善的。当然，这主要是针对血吸虫虫卵性的肝硬化。人们一度还对他的说法不以为然。
但长期实践表明，他的说法是对的！现在看来，哪怕是炎症/病毒性的、酒精性的，包括虫卵性的肝硬化，都具有“钟摆效应”，在相应条件下，持之以恒的调控，都可以有所改善，但这需要长期坚持，需要心身的综合纠治。
我们临床上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肝癌患者稳定病情后，在调控肝硬化的同时，综合改善生活方式，往往数年后（短则三年，长则六七年，甚至七八年），大都症状消解，指标明显改善。然而，一般性的肝硬化患者，虽同样是我们疏方给药指导的，控制效果却没有这么好。我们分析其原因，也许是因为肝癌患者每个人都有“切肤之痛”“生死之忧”，都知道自己生命受到严重威胁，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可能，故配合程度特别高，可以坚决落实所有的防控调整措施，各方面都能够言行一致地做出调整。而仅有慢性肝硬化史者则缺乏此类切肤之痛，常常认为，反正是个肝硬化，短期内也没有多大威胁，不像肝癌患者那么急迫，遂常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效果就显现出巨大差别来。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当然，我们划分的第一、第二、第三阶段时间是相对的，如果病情很快就稳定下来，也可以马上加强调控肝的质地，改善身体状态。
至于肝硬化、肝功能情况等，也可以从症状上做出把握或评估。我们的经验是：患者肝的质地好不好，肝功能是否处在超限状态，常有两个突出症状可以从表观上进行观察：一个是牙龈出不出血——一旦肝功能有改善，牙龈出血情况就会消除；另一个是双膝盖酸软不酸软——膝盖酸软、乏力，很可能是肝功能超限了，该休息休息了。当然，还有疲劳感等，走了不太长的路，即感到疲劳，证明肝功能欠佳，需要调整及休息了！这些都是简单却重要的指标。
这些表现，有时候比临床查看肝功能等，还要来得敏感些。
当然，不管是不是肝癌，还是仅仅处于肝硬化状态，饮食的调整都是至关重要的。对此可参见本书相关内容。
（六）
在我们的认知中，原发性肝癌患者的长期调整，除了医药外，饮食与情绪及个性等的优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肝病患者本身就情绪多偏颇，常表现为易激惹、好激动、好发怒等；即俗话说的肝火旺！因此，怎么调控情绪及个性等，至关重要。对此，我们曾在《从心治癌》中有所论及，还将在《叙事肿瘤学·肝癌的故事》中系统展开。在此，仅作铺垫性介绍。
在介绍具体方法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创造了奇迹的晚期肝癌患者。他是福建人，2006年从新西兰回来，当时三十六七岁。他在新西兰做的是正念疗法，是一位拥有心理治疗师证照的专业人士；他患的是晚期弥漫性肝癌，病理类型不明确，没法手术，又对碘油过敏。当时，除了中医药，其他治疗方法都没法做了（那时候还没有靶向药物），我们建议他采取中医药治疗，他自己则用正念疗法，当时我都信心不足，但他却很坚定，坚持正念及中医药治疗，效果非常好，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现在已过去16年了，他还在工作状态（推广正念疗法）之中。看到他的进步及奇迹以后，我也常常推荐患者们自我修炼正念一法，我的博士后徐丽老师更是专门为此去进修了正念疗法。
所谓的“正念”，其核心特征是什么？怎么操作？其实并不难！
创始人乔·卡巴金（Jon Kabat-Zinn）教授在世界各地讲学时，每每一开场都有一个传统节目：给每一位听众3颗葡萄干，然后嘱咐每一位听众慢慢地品味每一颗葡萄干，要求先仔细端视、详察、品鉴其外观；而后细嚼慢咽地品尝其滋味，且慢慢回味，要将全身心聚焦于一颗葡萄干；甚至一颗葡萄干可细嚼慢咽品鉴其滋味十余分钟……此时众人均感到满口生津，回味无限，从未体验过如此美味且流芳无穷的葡萄干，这就是正念！
吃葡萄干能够如此，那剥橘子一瓣瓣吃，也能吃出如此滋味！干其他事情行不行呢？这难道不是一种聪明的活法吗？这难道不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活法吗！对心急火燎地在“欲望的跑步机”上拼命往前跑，周而复始却不知方向及目的何在，根本停不下来的现代人类（特别是肝癌患者等），这难道不是一剂良药吗？！而且，并不苦口（操作并不很难，要求不是很高），知行合一，贵在坚持。
至于具体做法，既可以参照相关课程，依样画瓢；也可以抓住其要害，融汇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有个肝癌患者，生病（被确诊）前是某公司高管，工作能力特别强，工作绩效突出，但其脾气暴躁，易发火，对部下要求高。手术结束后他苦恼于要不要重新工作。公司极力希望他继续工作，他也有意愿重新开始，但担心自己身体承受不了。困惑中找到笔者，笔者从其部下中已了解其之一二，遂建议他继续工作，但换一种方式，把工作当成是“修行”，善于体验其快乐，重点体验当下的感觉，并推荐他认真看看正念之类的著作。2个月后，他再次找到笔者，感慨万千，说换了一种态度工作后，效率没有下降，反而提升了，人也轻松了，公司内部关系也融洽多了……他自己觉得生活质量大有提高。其实，这就是获悉了正念的精髓！
我们认为，许多心理学及锻炼身体是方法，只要有效，不论东西方，不论古今，都可以选择运用。当然，在其实施过程中，目的需很明确：疗愈情绪及个性之苦，重在其过程中能够增添快乐及舒适感，要把它当成是一种享受，而不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且必须量力而行，强度及时间要适度，细水长流。
（七）
原发性肝癌患者运用靶向药物是非常普遍的事。我们也常常推荐使用。但靶向药物自有其特殊性，怎么使用，很有讲究。鉴于此，虽非饮食领域之事，却也严重影响了患者的长期康复，对此我们也有特殊经验，现将最近发表的，关于原发性肝癌患者使用靶向药物的一个案例附在此处，以飨读者，可以举一反三，巧妙运用之。推而广之，关于靶向药物的运用经验总结，我们在《智慧治癌》一书中有较为详细的阐述，可以参阅之。
近期，杭州张某来复诊，他是13年前的晚期肝癌患者，2008年10月因乏力消瘦被确诊为右肝癌，病理是肝细胞癌，做了2次介入治疗，次年（2009年7月）查体发现复发，再次介入治疗时身体没法承受，只能改用当时刚批准的索拉非尼（Sorafenib），但副作用巨大。他当时任某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无奈中找到该省中医药大学校长求助，校长是何裕民教授的老友，建议他来找何。当时，虚弱之极的他无法行走，夫人搀扶着才能坐在诊桌前，灰暗夹带黧黑的面容，折射出严重的肝损态。一问，他每天用索拉非尼4片，是严格按照说明书使用的。他反复跟何强调，不想再用此药了，实在受不了……看其体态，60千克上下，何裕民教授遂好生相劝，剂量是大了些，减量即可，此药不赖（其实当时也没有更好的招），中西医结合，有把握可消解副作用。遂疏以中医药方案，同时叮嘱相关注意事宜；并告知其靶向药物是救急的，眼下可减量使用；一旦病情稳定，可逐渐减量，直至停用，因为靶向药物早晚会耐药。他信且应诺了。当下即指示他将索拉非尼减至3片，2周后复诊，症状明显减轻。2个月余，检查结果很好，遂改成2天5粒。半年余，一切皆好，已恢复全天工作，再次减量。就此循序递减，他依旧信且应诺。坚信在综合调控下，自己定能康复。2013年前后，他停用所有靶向药物，只以中医药为主，生活方式调整为辅。2014年，他荣升另一所大学党委书记，升任正厅级。这些年，一切都好。这是他每年2次的例行公事，借复诊来看看何裕民教授，有次他告知何教授，自己年龄到了，退居二线了，轻松多了。其夫人则在旁边说早该退了。他却自我得意地说，善始善终嘛……
上述这些案例都说明：肝癌的确已不再是癌王了，好生诊治，完全可以康复。
当然，作为一种提醒，服用靶向药物等西药时，西柚/葡萄柚等不太适合同时进食。理由是它们含有大量的呋喃香豆素（Furanocoumarin），能显著抑制体内细胞色素P450 3A4的代谢酶（CYP3A4），干扰抗癌药物的代谢，从而可能影响该药物在体内的功效发挥。
总之，随着医学的进步，需要各环节的不断细化与深化。但愿此书在肝癌饮食方面做出的有益探索，能够不断结出硕果，以更好地造福患者及相关者。
有感而发，欣然提笔，乐于为序！
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前任会长
中国健诺思医学研究院创始人
何裕民
2022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