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关于老年服务的研究述评
（一）养老服务业相关概念再界定
杨立雄和余舟系统梳理了欧美、日本养老服务产业概念的发展变化情况，指出中国尚未明晰概念，对“养老服务产业”提出明确的界定。[19]。王桥对养老产业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厘清了“养老事业”及“养老产业”等相关概念，介绍了养老产业的国际发展经验。[20]提出养老产业是涵盖三大产业的新型产业，养老产业的核心就是根据老年人的需求提供服务、提供产品。
养老服务产业是养老服务业的一部分，是适应老龄事业发展的需要，提供适应老年群体特殊需求的产业总称，是包含养老服务设施、日常生活用品、社区服务、长期护理等的新型产业。由企业、非营利组织、个体工商户等社会组织在养老产业中提供服务的运营。其产业形式包含老年医疗、老年保健、金融服务、长期护理、老年旅游、老年教育、老年文娱、老年信息服务等各类社会化、市场化运作的经济活动，通常又称为银色产业、健康产业。
养老服务事业是社会福利事业的一部分，由政府、社会和家庭为老年人提供物质帮助、护理服务和精神蔚藉等。老年社会保障、老年医疗卫生保健、老年社会服务、老年参与，属于政府行为。以政府投入为主，在性质上属于社会公共管理方面的政府活动。
养老产业是指老龄人口产品与服务社会化、产业化的经济活动。“福利+市场”的双轨制运营模式，也就是“老龄事业”与“养老产业”并行。以“产业”获得发展，以“事业”实行救助，统称为养老业。
（二）养老服务对GDP贡献预测研究
顾国爱和江贻送等基于联立方程的经济效益研究，指出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消费、就业等领域存在影响，而对农村消费、投资、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甚微，对经济领域的影响力有待提高。[21]辛本禄和高和荣的研究认为，新兴消费市场催生老年产业，应大力发展以物质和服务消费为导向的老年消费产业，在老年消费需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老年产业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从扩大消费内需入手，可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持久动力。[22]
关于养老服务业对GDP贡献预测的研究，王松岭和范中原等分析了“老龄化”“养老服务业”的概念和特点之后，运用GDP支出核算法和指数平滑法模型，测算出“十二五”期间城镇养老服务业的产值以及对中国GDP的贡献，探讨了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前景和对经济的影响。[23]
以上诸多研究表明，发展养老服务业不仅能有效地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时还能促进经济增长，成为蓬勃发展的朝阳产业。
（三）养老服务业推动银发经济增长
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加剧，失能、半失能、独居和空巢老年人的数量持续增长，照料和护理问题也日益突出。同时，老年群体在日常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心理支持、康复护理、紧急救助、临终关怀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庞大的老年群体必将催生庞大的养老服务市场需求，养老服务产业呼之欲出，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点方向。
乔晓莹按老年人群的基本需求和深层需求，将养老服务产业划分为三大类。（1）本位产业：养老设施、养老机构，老年房地产，老年护理服务业，老年服饰，老年食品，老年医疗等。（2）相关产业：养老机构供应链上的养老专用家具、专业设施等；老年护理服务业供应链上的护理人员的培训、劳务派遣、老年护理专业用品、治疗和康复器械等；来自老年人深层需求的娱乐、学习、旅游、医疗保健、健康营养、心理咨询等。（3）衍生产业：老年储蓄投资理财产品、老年地产的倒按揭等金融产品，寿险产品的证券化产权产品、长期护理保险产品、老年融资等资本市场。[24]
胡忠林概括分析了国外发展高端养老产业的共通之处及对中国的启示，对美国佛罗里达、西班牙马拉加、日本神奈川3个地区的实践案例进行分析，从国家政策、地区特色、发展路径及影响效果等方面进行阐述。[25]从三个方面对海南发展进程进行了研究：（1）财政收入：海南高端养老产业涵盖的远不止旅游业和房地产业，不断丰富海南高端养老产业的行业外延，走高端化、精品化、规模化路线，不断扩大海南高端养老产业在海南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促进海南经济发展。（2）居民收入：通过对海南养老服务支持产业的各行业人均工资、从业人数进行加权平均计算，获得海南养老服务支持产业的平均工资，并以此与海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比较，分析养老服务支持产业对提高居民收入的带动作用。养老服务支持产业工资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9.50%，高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6倍，表明养老服务支持产业收入水平远高于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3）就业机会：就业弹性是指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每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所引起的就业变化比率，就业弹性越大，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增长的程度就越高。海南以提供高端养老服务为核心，就业弹性比较大。
日本学者大守隆等研究指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推动养老服务社会化，预测护理保险实施扩大内需，进而拉动银发经济增长、带动就业。[26]田荣富和王桥的研究指出，在护理保险服务需求大幅增加的背景下，护理服务业规模也实现了快速扩张。[27]2000年4月日本护理保险制度实施以来，护理保险给付金额从当初的3.4万亿日元增加到2017年度的9.7万亿日元，护理总费用由3.6万亿日元上升至10万亿日元。护理员工人数从2000年的54.9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187.1万人；护理就业人数从98万人，增加到约290万人，增幅分别是240.8%和195.9%。然而2000—2018年日本的就业人数由6446万人增加到6664万人，增幅仅为3.4%。因此，在此期间护理服务业已成为日本就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就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劳动力资源正向护理服务业配置。
上述研究表明，通过纵向延伸与横向融合双向发展，会不断丰富高端养老产业的行业外延，不断扩大高端养老产业在地方财政税收中的占有份额，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又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通过高端养老产业的完整性建设，养老服务产业外延扩大，居民参与养老服务产业的就业机会增多，将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
（四）养老服务产业化发展研究
关于养老服务产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陆杰华和王伟进等的研究认为，2011—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会逐渐提高，而人口增长速度会缓于消费水平，2035年前后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将达到高位，并且相对之前将会开始减缓，而其消费水平却一直呈现迅猛增长之势。[28]对老年人群体的市场消费需求进行分析计算，证明了在未来国民经济增长中老年人群体产业的重要地位，也充分地说明了发展养老产业和养老服务产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关于养老服务产业的市场供给—需求关系、成本—效益对比：曹煌玲基于大连市的调查，提出老年人需求具有生存性、发展性和价值性。而其中生存性需求最基本，具有经济性和服务性。[29]从供给层面分析，专家根据类型、服务的主体以及责任和作用的不同，探讨和研究了养老服务业供给主体的问题。贺银凤和周英华的研究认为，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对老年人服务业提供必要的援助，指导养老服务业发展。[30]政府要根据社会状况和经济能力，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福祉，同时还应合理利用政府本身的地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在宏观层面上，政府应协助市场发展养老产业；在微观层面上，应加大对养老产业经营者的协助和引导。
上述研究表明，中国庞大的养老市场需求引导养老服务向着产业化发展。围绕老年人的需求，养老服务业的内容主要分为经济上的支持援助、生活照料和心理精神慰藉等。老龄化不是问题，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老龄社会消费需求的不断扩大，老龄产业将成为未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养老服务体系与养老模式的研究
在养老格局的适应性研究方面，张琪和张栋等指出，养老格局是一个非规范的概念，也是一个整体概念，涉及养老理念、养老方式、养老服务等多方面。[31]北京市2009年提出的“9064”养老格局，既强化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多样化的养老方式，又明确了社会化服务、社区服务对居家养老、社区和机构养老的支撑作用。其以养老方式为重要载体，通过对养老方式的选择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反映了养老观念和养老服务状况等因素对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
吴玉韶针对养老格局的转变的研究，提出现阶段的养老格局已经从“9073”转变为“9703”。[32]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国家养老利好政策的不断出台，全国已有15个城市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目前的“社区居家养老”概念应该说已经打破了传统的“90（90%的老人居家自我照顾）+7（7%的老人接受社区照顾服务）+3（3%的老人进入机构养老）”养老的格局。“社区居家养老”是依托社区平台居家养老，以挖掘社区物业资源为载体，以各类资源融合、多元功能融合、服务管理融合为形式的“9703”（97%的老人社区居家养老、3%以下的老人进入机构养老）养老模式；是以社区辐射范围内居家的轻、中度失能老年群体为服务对象，通过各方资源整合，各类专业组织按社会化机制运作的养老模式。
王桥通过研究“嵌入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出应以社区居家养老为核心，这也是发展养老产业的核心。[33]居家老年人许多已成为“看家老人”“空巢老年”。“空巢老人”处于孤单状态，城市调查结果显示55%的老人对精神生活感到不满，感觉孤单和失落，生活已被社会边缘化。这也是目前迫切、全面推进依托社区居家养老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比较注重家庭，尤其是老年人更加注重家庭带来的安全感、亲情感和归属感。
（六）国内外典型养老服务实践的研究
张淑谦和傅建敏等的研究，首先归纳了国内典型养老服务的发展现状，其次对国外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概述。[34]
1.国内典型老龄服务实践经验的研究
第一，社区居家老龄服务的实践。上海市实行“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机构为载体，上门、日托或邻里互助为形式”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北京、浙江、广东的居家养老服务，由单一服务形式向项目化、集约化发展；南京推出玄武“8+1+X”居家养老模式；天津市2008年直接由政府出资，使各类老年困难群体享受到居家养老服务。
第二，机构老龄服务模式的实践。香港院舍老龄服务机构：香港由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是香港养老服务体系的一大支柱，主要为特定的对象提供各种生活照顾、活动场所、养老设施等供养型社会福利项目；大陆老龄服务机构：中国大陆养老从以往家庭养老为主的模式向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居家养老并重转变。
2.国外典型老龄服务实践经验的研究
王桥的研究指出，日本推行以家庭或亲属照顾为主体、辅之以公共福利服务和社会化服务的养老服务模式。[35]主要措施包括：建立社区老年服务制度；2000年实行“介护保险”制度；制定养老服务以及养老产业的政策时立法在先，并颁布与修订护理保险实务标准等；建立了专业护理人才队伍，并推行社会福祉经营、介护师等国家级资格考试；兴办了老人可终身学习并颁发学历证书的老年大学。
刘婉娜和胡成的研究指出，法国是高社会福利国家，养老服务业以居家养老为主，实行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其养老服务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四项内容。[36]第一，利用优惠政策引导市场发展。第二，加强养老服务发展规划和人员培训。第三，加强监督和规范养老服务市场。第四，发挥企业在养老服务市场中的作用。
瑞典建立的是“从摇篮到坟墓”普惠制式福利保障制度。[37]其实行高福利的养老保障模式；通过建立社区养老服务网络，重视并鼓励老年护理机构商业化经营，鼓励慈善团体、非营利机构兴办公益事业等措施，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在养老服务业发展中的作用。
英国的社会服务体系主要由地方政府组织管理。其注重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主要采取的有效措施有：完善评估体制，设置服务监督员；引导私人或志愿组织开办养老机构；开办“托老所、好街坊”活动；民众享受免费公费医疗，设置专门老年医院。[38]
上述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进入老龄化较早的国家政府对此做了很多探索。中国养老服务模式由以家庭养老为主向家庭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并重转变。
（七）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Davey对比分析了英国和美国的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及老年人满意度，认为社区服务不能完全取代家庭的功能，家庭、社区应加强协作。[39]Mutchier和Burr发现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收入、资源等影响老年人对晚年生活的安排。[40]
王桥和张展新的城市老人机构养老意愿调查设计与因素分析研究，以样本代表性和总体界定问题为切入点，将城市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设计和机构养老意愿因素分析结合起来展开研究。[41]其详细解析抽样调查的样本代表性偏差和研究总体缺位的问题，提出一个以中心（主）城区为研究总体的城市老年人养老服务调查设计思路，描述和讨论长春中心城四区的抽样调查数据；依托该数据聚焦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这是一个涉及城市老年人口养老意愿的“全程式”定量研究，建立了调查总体与随机样本之间的对应关系，提高了前期研究的规范性；统计分析结果有助于养老意愿的城市比较和研究整合。
（八）养老金融发展的研究
巴曙松的研究认为，中国当前存在养老金缺口扩大、金融产品创新不足的问题。研究论述养老金融不仅包括第一支柱养老金金融（主要是养老金制度安排和养老金资产管理），还包括养老服务金融和养老产业金融等第二、第三支柱，分别针对养老金资产保值增值、老年金融消费需求以及养老产业投融资的需求。[42]当前过于依赖第一支柱，养老金长期可持续能力较弱。尽管中国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覆盖率已大幅上升，但由于过分依靠第一支柱，养老保障基金存在很大的缺口，养老金的长期可持续能力仍较弱；2015年中国社保投入资金规模仅为社保基金需求规模的87%，填补该资金的缺口仍是重大挑战。同时，养老金融产品创新不足，投资受限。目前中国的养老金融产品仍集中于银行储蓄类产品，保险类产品有了一定开发，但证券类产品相对稀少，基金类和信托类产品几乎还是空白。中国政府2015年颁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规定，养老基金各类资产投资中投资股票、股票基金、混合基金、股票型养老金产品的比例合计不得高于养老基金资产净值的30%，主要用于银行存款和国债等领域，虽然该投资方向能有效地规避投资风险，但是利率难以持续覆盖当期通膨水平，养老金资产保值增值能力有限，贬值压力逐渐凸显。
上述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的养老金融产品仍集中于银行储蓄类产品，保险类产品有了一定开发，但证券类产品相对稀少，基金类和信托类产品几乎还是空白，房地产类产品（如以房养老）正在酝酿试点。
（九）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实施的研究
商业补充保险助力养老服务业与经济效应。王桥指出，老年人由于慢性疾病、丧失行为能力和认知障碍，长期护理服务以及相关资金需求随之增加。[43]目前正在15个城市试点试行的长期护理保险，在保障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护理需求。国内各保险公司应配合开展社会性长期护理保险工作，提高人们对长期护理保险的认知度。社会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能带动护理产业的发展，也由此为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提供基础服务支持。“商业补充型保险”能够对接“社会性保险”服务的空白部分，两种保险充分发挥其互补功能。因此，在亟待建立社会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同时，商业补充保险也不可“缺席”。
当前，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存在产品单一、市场化程度低、尚未达成社会共识等问题。我们可借鉴日本的实践经验，逐步实现产业化。
第一，立法在先。从20世纪50年代到2000年，日本政府先后颁布《国民年金法》《老人福利法》；1982年，日本政府又出台了推广老年人保健设施的《老人保健法》；为了实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日本政府准备了10年，于1997年出台《介护保险法》，2000年正式实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在管理监督方面，日本政府制定了《指定介护疗养型医疗机构人员、设备以及运营标准》等行业管理标准。
第二，扩大了市场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老年人护理和生活照料需求的不断扩大，直接或间接地带动老年住宅、金融保险、医疗健康、大学教育等多个行业需求的增长。日本的护理服务机构有两大类：社区护理机构主要提供居家护理服务和日托服务；专业机构是收住失能老人的养老院、护理院。政府重视发展养老保险事业与市场开发相结合，按照老年人的需求培育市场。从日本实施照护保险制度的经验来看，尽管护理保险制度存在财政负担过重等问题，但在总体上保障了老年群体需求的养老服务，在应对老龄化、满足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需求的同时，带动了产业开发、拓宽了就业渠道、促进了经济发展。
第三，实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提升了就业空间。2000年开始实行长期照护保险制度时，日本正处于经济低迷时期，日益增长的护理服务需求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拓宽了就业空间。当时，一些失业者经过专业培训，取得从业资格后走进养老服务行业。日本实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对养老产业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养老产业在服务专业化和技术专门化方面形成了产业规模，养老产业已经成为日本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上述研究表明，中国养老服务市场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现阶段市场上虽有产品，但相比于日本以及欧美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由于当前养老产业尚未形成规模，适老化产品的质量、价格体系和诚信达不到市场需求，应进一步推进养老产业化发展。中国养老产业才刚刚起步，如何配合市场需求，进一步探索养老产业发展路径，构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养老产业体系，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十）老龄服务亟待培养人才的研究
王桥指出，由于老年病常常表现为多病共存、功能低下、智能障碍、肢体残疾等特点，因此照料护理专业人才应具备老年病学、老年护理学、老年心理学、康复学、老年社会学等综合学科的社会福祉专业水平。由高端专业人才组成的综合水平服务团队，需要经过系统全面的高等教育和培训。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专业设置方面，还没有明确设置专门学科院系——社会福祉，专业名称也不规范，如“老年服务与管理”或“社会工作”等。[44]由于护理老年的特色专业还未真正建立起来，专业人才十分缺乏。现有的养老设施或服务机构，专业人员少，缺乏相关政策支持，虽然需求较大，但一直未能补上这块短板。社会福祉学科建设滞后，已有大学向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申请，但迟迟得不到批准，老年护理专业人才培养亟须加强。有关职能部门应该向人才培养培训的院校倾斜，培养应用型、复合型福祉人才。
日本的老龄服务人才是经过非常系统的学科教育培养的，实行“护理福祉士”“社会福祉士”的培养和从业资格认证制度，并经社会福祉士一级考试合格后，才能从事护理工作。其涉及的主要学科有社会学、社会福祉政策、社会福祉概论、老年福祉概论、残疾人福祉概论、老年学、医学基础、心理学、精神卫生、康复学、家政学概论、护理概论、护理技术、社会福祉援助技术、娱乐指导法等。按照日本《护理保险法》的规定，在养老机构里，每3位入住老人必须配备1名取得护理福祉士资格的专业人员，日本的护理福祉士基本是来自大学或大专社会福祉学科护理专业的毕业生。
上述研究表明，中国涉老科技人员、管理人员、专业服务人员极其缺乏。有关职能部门应该向人才培养培训的院校倾斜，培养应用型、复合型福祉人才。应尽快在大学、大专、中专院校设立专业学科，加快建设养老产业人才队伍。以实现民众福祉为目标的社会服务业紧缺领域人才培养已成为教育发展的重点领域，未来国民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新业态、新模式需要大力培养社会服务产业所需要的复合型创新人才，这对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扩大就业创业、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