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甘鵬雲（一八六二—一九四〇），字翼父，號藥樵，又號耐公、息園居士，湖北潛江人。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中進士，初任工部主事，又入進士館學習法政、經濟等新學，並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歸國後曾任黑龍江、吉林財政監理官。民國時期，歷任殺虎關税務官監督、吉林國税廳廳長、財政部僉事等職。民國六年（一九一七），甘鵬雲因張勳復辟而對時局感到失望，辭職退出政界。此後定居北京，專事著述，除本書外，還著有《楚師儒傳》、《潛江舊聞》、《潛廬類稿》，與王葆心等共同編有《湖北文征》等。

甘鵬雲出身於貧寒之家，但早年即立志向學，苦讀不輟，爲官期間在經濟領域内多有建樹，而從政之餘，始終究心於學問，晚年更以讀書治學爲己任，著述甚豐。甘鵬雲又是民國時期的重要藏書家，他畢生致力於典籍、碑誌的收藏及湖北地方文獻的搜集整理工作，在編刊書籍方面亦頗有成就。

《崇雅堂書録》和《崇雅堂碑録》是甘鵬雲根據其多年積累的大量藏書和碑誌拓本編纂而成的兩部目録。甘鵬雲在《書録》中回顧了晚清至民國初期諸多藏書家只重稀見善本，而家族藏書又多不能持久流傳的歷史，提出應從治學需要出發、以實用爲目的、適當兼顧版本價值的藏書原則。因此本書所著録的甘氏藏書多爲當時的通行本、晚近新出的相關著述及各種叢書本，展示了晚清民國時期古籍的流通狀況和整理研究的前沿動態。不過，《書録》並非完全不重視古籍的版本價值。它著録了一定數量的舊抄本、精校本和名人批校本等，其特點在於同時具備較高的版本和學術價值，可見甘鵬雲在藏書版本上的取捨原則。此外，《書録》還著録了不少晚近名人如梁啟超和西方來華名士如傅蘭雅等的著作，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色。《崇雅堂書録》大體依照《四庫全書總目》的分類方式著録群書，但在若干類目的設置上，又根據所收書籍的實際情況有所調整，反映了甘鵬雲對古代典籍及其學術源流的思考。

《崇雅堂碑録》的編著體現了跟《書録》同樣的價值取向。據其《導言》所云，甘氏編寫此書的目的是爲了向家人、弟子介紹歷代碑版及其字體的源流變化。就像《書録》多收録時人著作一樣，甘鵬雲在《碑録》中特别強調，碑誌的收藏也同樣應該重視「近刻」。當時藏碑者的刻意求「古」並不符合「金石碑誌」這類目録應有的體例。因此《碑誌》所收起自先秦，終於清代，每條依次著録碑名、作者、字體、撰寫時間、出土時間及地點，如有前人的相關考證，則簡述之。它較爲完整地展示了歷代碑誌的發展脈絡，也明確體現了甘鵬雲關於藏書和藏碑的思想宗旨。《補録》與《碑録》同年出版，爲甘氏對前作的補充。

《崇雅堂書録》和《崇雅堂碑録》的唯一版本是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北平甘氏息園活字鉛印本。該版本内容完整，印刷清晰，我們便以此爲底本整理本書，希望通過《書録》和《碑録》兩書，向讀者呈現這位民國學者和藏書家的收藏實況，以及他在藏書文化及古籍與碑誌源流等方面的學術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