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与狄，阿里马斯巴人（独目人）与亚马逊人1
——公元前2千纪末至公元前1千纪欧亚草原地带历史中来自远东的推动力问题研究2
И. В. 比亚尼科夫（И. В. Пьянков）著 孙危译
公元前2千纪末至公元前1千纪前期，是欧亚草原地带历史上在很多方面都具有转折意义的特殊时期。但历史记述者将这一时期的欧亚草原地带作为古代人类分布的边远地区，因而不仅语焉不详，甚至还描绘出了很多怪异的形象。破译这些内容无疑会使我们知晓很多非常重要的，甚至可能对草原历史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在《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分会会刊》所载的文章3中我提到，这些事件发端于草原地带的最西端。而本文则要谈谈与此同时草原地带最东端的情况。
从目前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已发现了很多文明具有联系的惊人事实。而且这些联系往往能跨越很长的距离，由此我们就能对这些事实提出一些具有可能性的见解。欧亚草原地带自满洲里开始，向西直至多瑙河流域。这里不仅存在着很多商道，即草原丝绸之路，而且还有很多能快速移动的居民，有时他们可以说是举族迁徙。文化上的互动可以看作是商业往来与民族迁徙的结果，但对于有些惊人的巧合和文化现象而言，我们并不是总能说明其中的原因，而其实这些巧合和现象往往是与很遥远的草原地带另一端密切相关的。
其中在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文献中那些具有神话色彩的记载，就包含有这种巧合，而这些巧合直至今日依旧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至少还没有人来尝试对其进行分析。据我所知，将这些巧合与物质文明中的类似和同步现象进行比对研究还未有人为之。下面就让我们对照文献材料来看看吧！
先说古希腊的史料记载，阿里斯铁阿斯于公元前7世纪从波洛科涅斯出发，向东北方向进发，他来到了坎帕斯河流域，这里是伊塞顿人的活动地区。伊塞顿人告诉他更远的地方的情况，但说得很简略。在伊塞顿人居住地区以东，住着强大的独目人，他们为了黄金和格里芬争斗。格里芬是一种野兽，其外形很像狮子，但它有翅膀和像鹰一样的喙。再往东则充斥着大量飞禽，这里的冬天经常笼罩在黑暗之中。这里还是大地的尽头，自里别伊山的洞穴开始，都是白雪皑皑的风景，而且还刮着刺骨的北风。这里处在长期的黑暗中，还有恐怖的戈尔戈涅斯，它的发辫就是毒蛇，此外还有三个弗尔金达。弗尔金达的外形很像天鹅。里别伊山山外的地区则居住着爱好和平的民族——极北人，他们居住的地区一直延续到其他的大海。这里生长着大量的芦苇，此外还居住着格米金人，这些人的头像狗一样。这里共同的方向是北和东。4关于阿里斯铁阿斯所提到的内容，还有灵魂可以离开身体并飘荡在空气中，同时灵魂还能看到所有的国家和民族。5
下面我们再看看古代中国的相关史料。众所周知，周穆王在公元前10世纪向西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远行。文献中提到，周穆王到达了当时的中国西北边陲，虽然实际上他未见得能来到犬戎所分布的最西界。周穆王在这次西行中所得到的国家和民族的信息，多半是来自犬戎。以下就是周穆王西行的概况。当时的华夏族西邻为犬戎，这是个现实存在的民族，但在华夏人的神话中，犬戎是一个具有非常神秘色彩的民族。在他们国家的大沙漠中有竹类植物的丛林。犬戎居住的地区再往西是凶狠的独目人，独目人那里还有能攻击人的飞虎。再往西则是古西尼大门，这里是人类居住区的北界。这里有伟大的吉马国，山中还有怪兽。这里还有羽毛海和玉山，太阳就从这里落下。此外这里的洞穴中还居住着头发散乱的西王母，她的身边有三只鸟伺候她。这里共同的方向是西和北。6而周穆王所了解到的这些内容，是当时来自最西边的国家的巫师告诉他的。同时巫师还能借助巫术让周穆王的灵魂和肉体暂时分离，并让其看到地狱和天堂。7
上述认识基本上都是构建在被称之为“北人”所讲的故事上，而后者与萨满教的仪式具有密切的联系。这些故事无论对于希腊人还是中国人，都具有极为神秘的色彩。故事中所提到的一些地区，应该就位于欧亚草原地带，但都被掩盖在了希腊和中国文化的外衣下。Г. М. 波尼加尔德—列维尼和Э. А. 格拉尼托夫斯基对“北人”这个概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北人”反映出了斯基泰，更广一点来说就是印度—伊朗的概念。8但有些细节我们则必须要进行修正，即要对阿里斯铁阿斯所提到的各个民族进行分类。这样可以看出他笔下的伊塞顿人和中国神话中的某些情节是相符的，而前者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犬戎的形象。9犬戎即为阿里斯铁阿斯所提到的“北人”中的一支，但犬戎发端的时间要更早一些。因为在某些特点上，犬戎要显得更古老一些。例如犬戎要与民俗学中的原型更接近一些。此时他们具有很明显的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特点。但所有这一切又都是极为混乱的，因此要求我们对这幅历史画卷进行更精确和专业的分析研究。
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考察“北人”的起源，那里正是民俗学家所指出的区域——欧亚草原地带。而相关研究成果则表明，这些人从一个方向与希腊人相遇，同时从另一个方向与华夏人相遇。
阿里斯铁阿斯旅行的事实已得到绝大多数研究者的承认。10当今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同，在阿里斯铁阿斯生活的时代，伊塞顿人居住在南乌拉尔和外乌拉尔的草原及森林草原地带，这里有卡姆巴斯河流过（托博尔河或伊希姆河）。11而告知阿里斯铁阿斯伊塞顿人故事的人则应居于伊塞顿人居住地以外，其具体地点学界观点不一。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这些人应该来自北方，他们能在其他的海里看到北冰洋。而其他的观点，比如东方说，则认为这些人来自太平洋沿岸。对于赞同第二种观点，即认为这些人来自东方来说，下雪的里别伊山即为阿尔泰山，大地门闩则是德如尼加尔大门，而极北人就是中国人。对阿里斯铁阿斯描述的这些模糊而混乱的形象所做的解释，如果按希腊人的传统观念来看，极北人是一个幸福的民族，他们居住在大陆的另一端。12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周穆王到西方旅行的真实性，虽然其中有些内容是照搬赵武灵王远征（公元前4世纪末）的内容。13华夏族和犬戎之间的交往至少从公元前12世纪就有了。14犬戎所占据的地区自青海湖开始，即黄河和长江上游地区直至黄河大拐弯处（在今中国陕西省）。15犬戎所在的地区正好位于周王朝首都与中央亚细亚地区之间，因此中国神话把犬戎以西的地区归为“很难到达的区域”也就不奇怪了。16而在陕西省同样也有竹山和河。17
这一时期欧亚草原地带的物质文化发现同样也为我们展示出了一幅相似的画卷。虽然考古学家们很早就对这一地区类似的历史进程展开精心研究，但还是没有料到，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民俗学和世界观领域会具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而物质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诸多现象，依照最令人信服的解释，它们都应起源于中央亚细亚地区的东南部，其影响一直波及中原地区，同时还向西扩散。
一个比较有力的例证就是卡拉苏克文化（公元前12—前8世纪）的诸多遗存。该文化在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形成后，其创造者就成为华夏族居民的近邻。18卡拉苏克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共同性19，一方面表明该文化在商周时期就对中原文明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说明中原文明当时也向西和北推进了相当长的距离。其结果就是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卡拉苏克文化因素的文化，例如中央哈萨克斯坦地区的丹德巴伊—别卡金文化20（公元前11—前8世纪）、分布于锡尔河下游地区的塔金斯肯文化21（公元前10—前8世纪）。22在卡拉苏克文化从中央亚细亚地区向西推进的道路上，我们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岩画，这些岩画分布于额尔齐斯河流域以南的地区，即自阿尔泰始，包括哈萨克斯坦东部和中部，还有七河地区。23
卡拉苏克文化的陶器也曾见于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这就意味着卡拉苏克文化的创造者已向西迁徙到了这里。24这种陶器的形制独特，表面磨光，器表还饰有白色的花纹。其分布范围从高加索北部直至顿河三角洲25和外高加索东部26。这种陶器也见于殷商时期的中原陶器群中。27
最著名的卡拉苏克文化青铜器的来源也历经了长期的争论，就所持的论据和逻辑性来看，最具说服力的观点当属这些青铜器起源于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的观点。卡拉苏克文化的先民们在殷商时期进入中原地带28，同时他们还在欧亚草原地带自东向西迁徙（也有一些观点认为该文化是从西向东传播的），先后来到了高加索北部、伏尔加河流域以及黑海北岸地区29。
玉石自殷商时期在中原地区就非常普及，特别是和田玉30，这种玉石向西一直传播到了伏尔加河流域。玉石之路就在这一时期被开辟出来。除了玉石，青铜器也沿着这条路传播到了西方世界。而通过这些纽带，东西方被联系在了一起。31
斯基泰—西伯利亚世界东部的带有卡拉苏克文化传统的考古学文化，自公元前8世纪开始兼有斯基泰文化的传统32。33这些考古学文化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图瓦的阿尔赞文化。34这些考古学文化，包括塞人的遗迹在内，应是丹德巴伊—别卡金文化的直接继承者。而咸海沿岸地区的游牧人遗迹，即马萨格泰人的物质文化遗存，则是北塔金斯肯文化的后续。35斯基泰—西伯利亚世界的文化在保存了古老的中央亚细亚传统的同时，还继续自东向西尝试着产生巨大的影响。36
与卡拉苏克文化可能具有亲缘关系，即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卡拉苏克文化遗产的考古学文化是石板墓文化（公元前8—公元2世纪）。该文化广泛分布于中央亚细亚、蒙古东部、内外贝加尔地区。另一个与卡拉苏克文化具有密切关系的是塔斯莫林文化（公元前7—前3世纪，如果把卡尔坎塔斯遗迹包括在内的话，时代就能延续到公元前后），该文化分布于哈萨克斯坦中部。37
卡拉苏克的文化传统后来继续发展成为著名的鹿石。38这种遗迹始见于卡拉苏克时代，最先出现的地区可能是中央亚细亚地区的东南部。39具体来看，鹿石在公元前12世纪（也有可能是公元前13世纪）出现于蒙古西部、图瓦和阿尔泰地区，此外还有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地区（我们注意到，关于鹿石的年代，特别是时代较早的，研究者们的观点是相左的）。斯基泰—西伯利亚时代伊始，即公元前8世纪，鹿石开始具有了新的特点，并开始向西扩展。其形制也发生了变化，约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其扩展到了整个欧亚草原及其毗邻的广大区域，即从伏尔加河流域到北高加索，直至黑海西岸、古代色雷斯，并一直向西。40
而与极北人关系密切的是野兽风格艺术，这种艺术形式的起源，学界内部争议颇多。41有一种观点认为，它产生于卡拉苏克时代的中央亚细亚东南部地区。42其对殷商乃至西周初期的中原艺术产生了影响。斯基泰—西伯利亚时代伊始，即公元前8世纪，野兽风格艺术就具有了比较标准的形式。在其发展阶段内，早期类型（阿尔赞类型）逐渐被晚期类型（马伊艾米尔—克列尔梅斯类型）所替代。晚期类型还向西普及，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成为斯基泰和基麦里艺术的一部分。同时由于它们的加入使得希腊和前亚地区的艺术内涵都得到了丰富。野兽风格艺术的起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很多论著都对其进行了探讨。我所依据的解释是我认为最具说服力的因素。同时我还要确定，其中哪些联系是必不可少的。
欧亚草原地带的各个考古学文化之间具有如此广泛且密切的联系的证据绝不仅限于上述例证。当时那些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的奇观均发端于同一个地区，即欧亚草原的东南部。继而这些奇观迅速在欧亚草原地带传播开来，有的甚至还为农业文明地带的人们所知晓。这些令人惊奇的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很明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能用一种文明影响或是商业贸易来对其进行解释。因而首先应该考虑到其与草原民族的迁徙具有直接关系。这样就能解释黑海北岸地区出现中央亚细亚地区物质文明的成分的原因，应当理解为斯基泰人由亚洲内部迁徙至此。43
但很快就会发现，带有这些成分的内容，无论如何也无法和历史上的斯基泰人完全对应起来。因为它们不仅具有斯基泰文明的特点，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的传播者绝对不会是斯基泰人。因此绝大多数考古学家都支持另外一种观点：欧亚草原地带文明中所有的新现象，例如斯基泰文明的“三位一体”，包括野兽风格在内等都属于游牧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当时这种社会对于其中的精英人士而言，需要一种特别的社会符号。而且学者们还认为，新的因素在斯基泰—西伯利亚世界的各个文明中独立地成熟起来。44或者说，是在一种不知名的共同的文化和民族基础影响下形成的（这种共同的基础通常被认为是最古老的印度—伊朗系民族所创造的文明）。45甚至可以说是外来的文化：其可能来自中央亚细亚地区（绝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也可能来自前亚地区。46
当然，文化现象的命运、艺术的民俗学题材和风格、马具和武器的类型这些内容在民族史中是不能直接进行设计的。不能按照是否有斯基泰“三位一体”成分的特征来确定，例如该遗迹是斯基泰人的遗迹，还是基麦里人的遗迹。顺便说一句，考古学家们经常因此得出结论，斯基泰人和基麦里人从考古学的角度很难区分。因此总的来说，就早期铁器时代草原地带的民族史而言，考古学所能提供的实物材料很少。在我看来，考古学家们在对斯基泰“三位一体”、野兽风格等问题中的某些成分的起源进行热烈争论时，很容易忘记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的基本考古学特征是葬仪。应该说考古学家们在早期铁器时代民族史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所依据的是这样一个特征，即在早期铁器时代的欧亚大陆草原地带，我们所面对的是一幅民族不断更替的历史画卷。与之前和以后的时代相比，其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
但所有认为这个阶段对于草原民族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共同发展阶段的见解，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在这些见解中，有一种倾向在苏联时期显得非常典型，即对各种重要变革的解释。这种见解认为，变革发端于社会和文明中，这是社会发展阶段中合乎规律的结果。实际上各个阶段的变化经常混合了具体的历史因素。我们来看下列情况，为什么在新的历史阶段游牧民应当改变武器和马具的类型？对于印度—伊朗系民族而言，为什么拒绝接受在艺术中很鲜明的传统呢？等等。这种原则上的特性是每一个民族所固有的，并且完全与发展阶段无关，可以说是一种非凡的具体的历史现象。很难设想，在游牧民的显贵中，那些热衷于祖先传统和外来的甚至是敌对的文化影响（可以斯基泰历史为例）的人，为何会全面且骤然地改变了传统？
可以看出，这种改变应当用那些历史上发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来对其进行诠释。用其他的原因来解释则很难，除了发生在欧亚草原地带的民族大迁徙。所有的事实都引领我们来思考那些影响巨大的动因，这些动因就是从中央亚细亚地区开始的快速而广泛的民族迁徙，或是从与中原地区邻近的草原地带的民族迁徙。这几波迁徙浪潮应该发生于公元前12—前7世纪之间（而且在更早的时期这些地区也发生过同样的迁徙运动）。
这样来看，民族史中的事件即民族迁徙就是这种情况下的动因，而不应该仅仅从整体上来比对草原民族所出现的新的文化成分。迁徙运动的发起者想必是相对较小的族群，并能较快地融入当地居民之中，虽然他们的影响范围很广，且存在的时间也相当长。这些迁徙活动大体可分为三波：一波跟卡拉苏克时代具有密切关系（公元前12—前10世纪）；另外两波与斯基泰—西伯利亚世界有关（其时代为公元前8或前7世纪，其中前面一波的时代甚至可确定为公元前10—前8世纪）47。48至于迁徙民族的特点，研究者们通常都认为，他们是某种最古老的印度—伊朗系族群，亦可称之为前斯基泰人，最后演变成为斯基泰人。
游牧人迁徙浪潮的起源之处正如上文所注意到的，应该位于草原地带东南边缘的某地，这里与中原地区毗邻。这就是文献中所提到的区域吗？49
从中国文献中可以知晓游牧人迁徙浪潮的情况，而从考古材料来看，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与其对应的是戎狄活动频繁且广泛迁徙的时期。
我们知道，正好是公元前12世纪初有了关于这一地区游牧民活动频繁的记载，在时代较晚的中国史料中将其统称为戎狄（虽然与其最初交往时，按中国传统将其出现的时代定为中国上古时期第一批带有神话色彩的统治者的统治时期）：周人挫败了他们的进攻，之前殷人也和他们交过手，在当时的记载中称其为羌。这些凸显出来的部族最早的是前文提到的犬戎，他们还曾和殷人结盟并与早期的周人为敌。对他们最著名的一次讨伐是在周穆王时代（公元前10世纪前期）。但后来华夏族和这些草原民族逐渐失去了联系。
这些与华夏族为邻的草原民族重新活跃起来是在公元前9世纪末，当时在今天的甘肃省一带，戎人自西向东发动了进攻，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犬戎。他们发动的进攻是如此强劲，以至于周王被迫向东迁都（公元前771年），这些戎人于是也趁机徙居到中原的许多地区。随后当时位置最靠西的诸侯—秦国和这些戎人进行了艰苦的战争，并于公元前7世纪末将戎人从其所占据的土地上驱逐了出去。
自公元前7世纪中期开始，被称为狄人的草原部族又从北方，即鄂尔多斯地区，向中原发动进攻。他们甚至能干涉周王的行动，成为事实上的主宰者。这些狄人还迁徙到平原地区，并分为两大部：赤狄和白狄。当时最北边的诸侯晋国和他们发生了战争，最后这些狄人被击败并于公元前6世纪臣服于晋国，后来他们成为定居民族，并逐渐与华夏族融合。
最可能的情况是，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之间，或者更早一些，赤狄沿着草原地带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随后他们就成为著名的丁零。50稍晚一些，即自公元前2世纪开始，中国的史料中很清楚地记载了丁零在中央亚细亚地区的分布情况。其分布地区向西可达杭爱山脉，包括蒙古国的东部和外贝加尔地区。除此以外，在蒙古地区西部和叶尼塞河上游地区，他们还和古代吉尔吉斯人杂居在一起。而有些丁零人向西一直分布到哈萨克斯坦的中部和东北部，还有些从古坎格向北和东北发展。51
这些事实可以使我们做出如下推测：戎狄的扩张行动不仅限于其东邻，即华夏族，他们也向西进军。但遗憾的是，与向西扩张相关的事件的发生地点和时间在西方的史料中保存下来的都是只言片语，而且还语焉不详，甚至能让人回忆起一些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与两个具有神话色彩的民族相关，分别是：阿里马斯巴人（独目人）与亚马逊人。
阿里马斯巴人就是阿里斯铁阿斯提到的“独目人”的斯基泰称呼。52博尔顿收集了这个民族的相关材料，并对这些材料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研究。53他指出，这些信息的基础完全来自真实存在的某个民族。而且绝大多数研究者也认同这一点。至于给他们披上了魔鬼一样的面纱的人，可能是他们的近邻，抑或是他们的敌人。阿里斯铁阿斯所描述的阿里马斯巴人与格里芬、格里芬的黄金的关系，使我们可以推测，阿里马斯巴人应分布于额尔齐斯河上游、斋桑湖沿岸向南直至阿拉湖沿岸。54而与阿里马斯巴人相邻的民族与里别伊山、地门具有密切关系则为我们描绘出了这里的情况：阿尔泰与包括准噶尔在内的一系列山丘，从中央亚细亚地区延伸至哈萨克大草原。55而托马谢克56和菲利普斯57则认为阿里马斯巴人分布的地区包括阿尔泰、天山和巴尔喀什湖沿岸，并直至蒙古。考古学家认为阿里马斯巴人与格里芬分布的地域是：从哈萨克斯坦中部和东北部开始，直至阿尔泰地区。58从另一方面来看，阿里马斯巴人与极北人毗邻，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有人将极北人看作中国人。所有这些都允许我们提出如下推测：传说中的阿里马斯巴人反映的是中国史料中提到的戎人，他们当时正向西迁徙。59当时的中原人士所知的世界最西端还不能达到上述地区，他们所知的世界最西端是一个戎人的国家—昆吾（位于今天哈密一带），而此时为西周初期（公元前2千纪和前1千纪之交）。60但当时从哈密绿洲仍有道路通往准噶尔大门和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
沿着这条路可以看到阿里马斯巴人（即戎人）的骑兵部队，他们将恐怖带给西方的邻居，他们同时也被看作是“有着很多勇敢士兵的民族”、“最强大的男人”。他们正是以持续不断的侵袭活动引起了草原民族一连串的迁徙，这场迁徙始自伊塞顿人。这种传闻赋予了阿里马斯巴人魔鬼一般的特点，即独目、身体多毛。但这些传说一样的特点也包含了一些现实的内核。关于阿里马斯巴人是独目人，我想要说的是，正如描述他们是毛发丛生（其实是身穿毛织物）的人一样，他们与中国史料中对西戎所描述的典型特点是非常相近的。中国史料中对戎人的描写是这样的：他们头发散乱，且身着兽皮制成的服装。61就阿里马斯巴人的其他特点而言，则完全展示出他们是游牧民族的一面，这些特点有：阿里马斯巴人拥有大量的马匹，还饲养了数量巨大的牛羊。与此相对应的是，从中国史料中对戎人的描述来看，他们就是彻头彻尾的草原游牧民族：他们善于骑射，拥有大批良马，还饲养着很多羊，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62
同时，对于中国人而言，独目人这种具有神话色彩的形象与多毛发且和格里芬战斗的阿里马斯巴人非常相像。其差别仅仅在于，那些凶猛的动物，即和独目人居于一地的格里芬，从中国人认知的角度来看是飞虎的形象，而不是飞狮。但二者在攻击人的时候，都被表现为长毛飞舞的样子。63
斯基泰的亚马逊人是另一个具有半神话色彩的民族，其相关资料与中央亚细亚地区一些民族的西向迁徙有密切关系。Б.Н.格拉科夫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搜集并做了分析研究，他指出，这些资料让人回忆起了这样的历史事件：黑海沿岸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自东向西的迁徙，发生于公元前2千纪和公元前1千纪之交至公元前7世纪。64这些游牧民族使我们将其与希腊世界中广泛流传的且带有传说色彩的亚马逊人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的是，妇女在游牧民族中具有特殊地位，而关于亚马逊人的记载同样如此。虽然亚马逊人的迁徙具有不少神话色彩，但对其进军的描述多少还是仿效了对斯基泰人和基麦里人进军的描述。所有这些都不可能不在对斯基泰的亚马逊人的描述中看到现实的历史内核。而希罗多德对居于梅奥吉达（亚速海）沿岸的斯基泰人中的亚马逊人的突然出现进行了完全写实的记述，该民族从外貌和习惯上来看，在斯基泰人中完全属于异类。随后形成的萨夫罗马泰人，是由斯基泰人和亚马逊人混合形成的，他们从梅奥吉达和塔纳伊斯（顿河流域）向东北方向迁徙。由此判断，斯基泰人原居于黑海北岸地区，在受到阿里马斯巴人侵袭后来到黑海草原地带。看来阿里斯铁阿斯当时有可能在科勒西达和发西斯河岸边碰到了这些亚马逊人，当时他们正从伊塞顿人那里返回祖国，正途经布伊纳亚（库班）河的发源地——高加索地区的一处山口。65而此时亚马逊人就是由此（多半是取道前高加索草原）向南迁徙。于是阿里斯铁阿斯对亚马逊人有所了解，并知道了渡过伊斯特拉（杜纳伊）河后就会来到黑海沿岸色雷斯地区的萨尔米杰斯克海湾。
阿里斯铁阿斯旅行的时代正是亚马逊人发动攻击的时期，即公元前7世纪左右。此时在欧亚草原的另一端，那些华夏人的近邻，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那些狄人开始活跃起来。能否在这些狄人身上看到一些亚马逊人的特点呢？在中国神话中出现的勇敢的狩猎女性——女预言家，她们所居住的地区基本上位于今天中国山西省的汾河流域。66也正是在这里居住着大量的赤狄。67
现在我们就可以将两个系列的证据，即文献方面的和考古方面的进行对照。众所周知的三波游牧民族扩张浪潮其实都源于同一个中心，即中央亚细亚的东南部。具体来说，该地区包括中国鄂尔多斯、甘肃省以及长江和黄河的上游地区。该地区从公元前12—前7世纪先后爆发了三次迁徙浪潮：第一次是戎人的活跃即卡拉苏克文化的扩张，时间为公元前12世纪（亦有可能早至公元前13世纪）；第二次为戎人的再次活跃期，即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的首次侵袭，时间为公元前8世纪（亦有可能早至公元前9世纪）；第三次为狄人的迁徙，即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的再次侵袭，时间为公元前7世纪（亦有可能早至公元前8世纪）。这些情况可以使我们就这三波游牧民族扩张之间发生在欧亚草原地带的历史事件进行假设性的复原。
公元前2千纪末至公元前1千纪初，戎人与其近邻殷人、周人产生了密切互动，戎人遭到了他们的驱逐，并因此成为第一波游牧民族迁徙浪潮的始作俑者。看来戎人应该就是卡拉苏克文化的创造者，并将该文化的因素传给了丹德巴伊—别卡金文化和塔金斯肯文化。既然有理由认为塔金斯肯北部的坎格堡垒遗迹和弗拉尼格拉西延王国（阿夫拉西阿卜）的创造者68是通过移民而获得的该项技术，那么可以认为卡拉苏克文明的创造者同样也将筑城的技术传给了丹德巴伊—别卡金文化和塔金斯肯文化的居民。69
卡拉苏克文化进行了大规模扩张的例证，即前面所列举的卡拉苏克式青铜器（主要是武器）和玉器（主要是白玉）同时在欧亚草原的东西两端进行了非常广泛的普及的事实。这些遗物是否可能跟戎人有联系呢？众所周知，当周穆王与犬戎作战时，昆吾（哈密）给他进贡了红色的宝剑。70应当可以设想的是，当戎人作为商王朝的同盟者与周人进行战争时，商人应该能经常得到这类贡品。因此中原地区发现的卡拉苏克式青铜武器的时代应该就是这一时期。同样要提及的是，西戎将白玉作为礼物或贡品送到中原的时代很早，至少西周之前就已开始了。71还应注意的是，殷商时期戎人用于进贡的物品是他们自己国家的特产。72卡拉苏克文化的遗存与戎人的联系还可以列举以下有趣的事实：在图瓦发现的这一时期岩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佩戴着长角的萨满巫师的形象73，而中国关于戎人的神话传说中，恰恰提到他们头上长有三个角74。
戎人在考古学上的表现即为那些堡垒，这样就为我们复原欧亚草原上发生的历史事件提供了可能。看来公元前8世纪（抑或是公元前9世纪末）的丹德巴伊—别卡金文化堡垒中发生了不知名的、但非常重要的变化，这可能是由于来自欧亚草原东南部，即中原北境的戎人，带来了最古老的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变体—野兽风格艺术。这种变化的后果就是形成了新的强大的部落联盟，而阿尔赞巨冢的主人就很可能是这种部落联盟的首领。很显然，这些部落就是最早的斯基泰—西伯利亚文明的创造者，并形成了斯基泰文明三位一体的形式。最可能的情况是，阿里斯铁阿斯所得知的正是这些部族的消息，不过当时是以独目人的神秘传说的形式获得的。75具有这些共性的部族于公元前8至公元前7世纪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其结果就是形成了塞人文化。其中包括：七河地区和天山地区（别斯沙迪尔墓地）、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奇里克塔墓地）、阿尔泰地区（马伊埃米尔墓地）、图瓦地区（阿尔赞墓地）。而在咸海沿岸地区（乌伊加拉克墓地）则形成了图洛弗塔金斯肯采夫文明的后裔，该文化的创造者即历史上的马萨格泰人。此时的东方，即公元前9世纪末至公元前8世纪，戎人攻击了西周王朝，迫使后者迁都洛邑。与这场活动相关的是第一波斯基泰—西伯利亚文明向西的扩张：黑山式的遗迹在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北部和黑海北岸地区广泛普及（亦称之为高墓）。此时看来斯基泰人离开了原居地开始向西迁徙，而按照一系列特征来判断，南乌拉尔和外乌拉尔草原地带的居民是斯基泰人的东邻—伊塞顿人，随后他们被马萨格泰人驱赶到了阿拉克斯河（即伏尔加河）以西的地区。
第三波游牧民族扩张的浪潮，应该是和狄人有密切关系。看来首先是赤狄向北迁徙，进而在贝加尔湖地区形成了丁零人，这发生于公元前8世纪或公元前7世纪。这些事件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地域上，都与石板墓文化的形成非常契合。76随后丁零人还向西推进，其中的一支于公元前7世纪来到了中央哈萨克斯坦地区，并创造了塔斯莫林文化。或许这些事件就是丹德巴伊—别嘎金采夫人或是其后裔离开中央哈萨克斯坦地区的原因。无论如何，此时的中央哈萨克斯坦地区已被塔斯莫林文化所替代。而在东方，公元前7世纪中期至公元前6世纪初，狄人与中原地区的诸侯国进行着积极而密切的互动。公元前7世纪中期狄人向西迁徙，这与亚马逊人的扩张有密切关系，这个具有神话色彩的民族在中国史料中被称为勇敢的猎人和预言家。伴随着第二波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的侵袭，他们来到了黑海沿岸地区，并最终形成了具有三位一体特征的斯基泰文明（虽然这里也有斯基泰人，但毫无疑问，属于更早的）。但亚马逊人在黑海沿岸地区出现的结果实际上是产生了一个新的民族—萨夫罗马泰人。我们注意到，关于斯基泰人被伊塞顿人和马萨格泰人取代的传说意味着后两者是斯基泰人的近邻，而萨夫罗马泰人则是稍晚一些由斯基泰人、伊塞顿人和马萨格泰人混合而形成的。
那么关于亚马逊人考古学方面的证据又有哪些呢？用考古学家的话来说，他们将亚马逊人与史料中记载的萨夫罗马泰人社会中妇女具有的特殊地位联系在了一起，并用考古材料进行了证实。77亚马逊人的墓葬都是全副武装的骑手的墓葬，还随葬有石质的供桌和铜镜。这种墓葬首先出现于东方的斯基泰—西伯利亚世界，基本上为塔斯莫林文化分布的范围（公元前7—前6世纪）78和阿尔泰地区79，然后扩展到了乌拉尔南部地区、外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公元前6—前4世纪），再往后分布到了黑海北岸地区80。这种墓葬在高加索北部地区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卡灭诺莫斯特墓地，公元前7世纪）81是完全有可能的，这种墓葬中所葬死者当属高加索地区的亚马逊人的一支。阿里斯铁阿斯曾提及过他们，他们也正是在高加索的山口与阿里斯铁阿斯相遇的。
石供桌和铜镜是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圈发动第二波侵袭时所留下的代表性遗物。它们起源于东方或者说中央亚细亚地区，是没有疑问的。82各种形制的石供桌，有的为平板状，上面饰有头羊的形象，而头羊是广泛分布于斯基泰—西伯利亚世界的一种动物，因此其毫无疑问具有祭祀的用途，并在举行各种仪式时使用。83同时在占卜中也有可能使用。例如，很多民族占卜时盛行用羊的肝脏。这样也就清楚了为何亚马逊人被称之为预言家。而在中国神话中有两个来自并不遥远的地区的萨满教女巫师也就并非偶然现象，她们其中一人手里还拿着板子，其目的是为了将祭肉切割开。84
中央亚细亚地区草原文明某些要素进一步扩张的例证，是这些要素正是在卡拉苏克时代与其原文明分离的。但其出现在西方要稍晚一些，前文所列举的形象艺术中的鹿石和野兽风格等广泛流行的要素正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这些现象的起源是否与戎人、狄人以及其他民族有关呢？要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的答复，其前提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些文明现象的产生和形成的地区最有可能是在中央亚细亚地区的东南部。而所有三波游牧民族西迁的浪潮，每一波都有自己的特点，同时也推动了其他民族西迁的步伐，由此也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似的民族大迁徙。
亚马逊人即狄人（第三波游牧民族迁徙的浪潮发生于公元前7世纪），其西迁的史实与那些具有说服力的事实可谓完全相符。鹿石随后也广泛传播开来（公元前7—前6世纪），其所分布的区域包括：蒙古东部、中央哈萨克斯坦、北高加索、黑海北岸直至多布罗加和保加利亚。85
这里我们还应该谈谈野兽风格。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地区应在中国长江上游地区至黄河的大拐弯处86，历史上的戎人和狄人正是居住在这些地区的。而白狄（位于河北省）的青铜铸造艺术则独具特色，且相当发达。87考古工作者在山戎的墓葬（位于黄河大拐弯的东北方向）中发现了有可能是最早的野兽风格的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品（公元前9—前8世纪）。88
这种艺术的产生和繁荣是和一部分戎狄人密切相关的，因此对于他们而言，应该有一种确定的世界观（即意识形态）基础。其中野兽风格艺术（其中还包括鹿石）里最古老和普及的一批形象是鹿、狼（或是狗）以及虚幻的但很重要的动物，例如身体翻转成圆形的猛兽。所有这些动物在戎人的神话中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戎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是盘古，他也是世界的创造者，盘古的形象被描绘成狗，或是龙；而按照另一个传说，戎人的祖先是两条白犬。89据史料记载，周穆王在击败犬戎以后，还得到了后者贡奉的四只白犬和四头白鹿。90戎人和狄人以其尊奉的狗而著称，还负责给西周王室提供体型庞大的狗。91
这些戎人和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们把中央亚细亚东南部地区的文化因素带进了卡拉苏克文化圈和斯基泰—西伯利亚世界，他们的民族自然环境又是怎样的呢？首先我们注意到，戎、狄这些民族名称在确定的时间范围内都有具体所指。虽然其概念很宽泛92，但更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史料中还是有具体的内涵的。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戎人和狄人属于汉藏民族群93，因此他们常常被称之为唐古特人94。戎人总被认为是唐古特人，事实上在汉文史料中他们被称之为羌人95，这也正是唐古特人祖先的称呼。狄人也同样如此，而且狄人和羌人被认为是源自同一个祖先。96此时的丁零人以及其他源于赤狄的民族，被几乎所有研究者认定为叶尼塞人（从民族内涵的角度而言）97。98而按照民族性来说，与叶尼塞人相对应的文化就是卡拉苏克文化。99同时我们还可以判断出卡拉苏克文化的创造者就是羌人及其他原始唐古特人。100所有这些都与19世纪М.卡什特列尼，包括以后诸多有威望的学者直至А. П.杜里若所证实的叶尼塞人与唐古特人具有亲缘关系的结论相符。101还需要补充的是，白鹿和白狗在叶尼塞人（即凯特人）中具有将其联合在一起的神圣作用。102因此，可以说是戎人和狄人创造了野兽风格艺术。
总之，位于中国西部和北部的很多民族都属于游牧的原始唐古特族。首先是戎人，随后是狄人103，他们是游牧民族大迁徙的始作俑者。他们席卷了中央亚细亚的北部，同时还将其声名传播到了欧亚草原的最西端。自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这些迁徙浪潮至少可以说有三波，但戎人和狄人既不是第一波，也不是最后一波（最后一波游牧民族迁徙是和胡人的迁徙密切相关的，其中的原始唐古特人即叶尼塞人当时是作为从属者参与的）。游牧民族的迁徙看来是极为迅速的，且绝大多数未留下明显的痕迹。但有时一些游牧民族也会选择定居生活，进而形成一个地方族群，有时这些族群距其原生地非常遥远。就数量和稳定性而言，这类民族分布最多的地区当属南西伯利亚地区。那里在17—18世纪还生活着大量的操叶尼塞语的居民，其中的凯特人，还有奥斯加克人直至现在还保留着自己的古代语言和古代人类学特征，而这些均与唐古特人以及东亚地区的许多民族的语言、人类学特征很接近。104语言学的痕迹也能用来解释这种迁徙，比如地名。重要的是，这些痕迹又都在我们所看到的卡拉苏克式陶器、青铜器、玉器、鹿石乃至野兽风格的艺术品上显现出来。
这些操叶尼塞语的居民所使用的地名痕迹在自额尔齐斯河上游至伊尔库茨克的西伯利亚的中部和南部105、中亚106、107伏尔加河流域108以及高加索北部109都能体现出来。除了从地名学上能看出高加索北部地区的语言和叶尼塞语有着特别的联系以外，至少还可以证实，二者在很古老的年代就存在着一定的接触或联系。110
古人类学方面的痕迹也提供了一些颇为生动的证据。首先是南西伯利亚地区发现的卡拉苏克文化中的人骨材料表明，这里面包含有蒙古人种远东地区类型的成分，而这表明该文化应来自中央亚细亚东南部，还有中国的中原地区。111虽然关于这种成分的起源的解释可以有很多种，但上面提到的这种解释应该是最具说服力的。这些蒙古人种从中央亚细亚迁徙到了南西伯利亚和中亚，从图瓦迁到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还集聚在锡尔河下游地区。斯基泰—西伯利亚时代也由此发端，这个时代介于青铜时代晚期与斯基泰时代之间。随后这些地区蒙古人种的特征日渐衰弱。112蒙古人种在这个时代的加入虽然仅仅表现在发现的人颅骨材料上，但这更应该看作是欧罗巴人种类型与蒙古利亚人种类型混合的证据。113对此，按照一些专家的观点，这些蒙古人种的族群是从蒙古高原挺进的，而且不止一批。他们的迁徙也不是连续进行的，而是有短暂的间隔。这种逐渐渗透的结果是与当地居民通婚、融合。114目前可以确定，蒙古人种的族群迁徙路线是：自中央亚细亚地区开始，经过准噶尔大门，然后沿着河流（额尔齐斯河、伊犁河）自东南向西北迁徙。115他们在这个时代自东向西一直深入到伏尔加河流域。116
但与当地居民相比，这些快速迁徙来的原始唐古特人的数量还是很少的。而巨大的草原空间是能形成另外的结果的，即仅有少量的当地居民被替代，其余的则是重新进行了配置，即破坏了旧的部落联盟，建立了新的来取代。新的联盟的首领是这些外来人，同时还形成了人数不多的贵族阶层。因此这样的联盟的民族基础还是原先的居民。新的联盟所使用的新名称当源于那些外来人所使用的部落名称，并深入传播开来。但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还应该是当地的语言，因为大多数居民是当地人。对于草原地区而言，这是很典型的现象。成吉思汗的后裔所建立的国家中的蒙古人和突厥成分族群之间的相互关系正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例证。这样看来，就这个时代而言，我指的联盟应是丁零人和图尔人的联盟。
丁零人的祖先，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就是原始唐古特人—狄人。他们从鄂尔多斯地区向北迁徙，而后世居住在这一地区的铁勒突厥系民族则是丁零人的直系后裔117，同时他们也是大量突厥系民族，例如奥古兹人和古维吾尔人语言方面的祖先。丁零和铁勒在民族学方面具有直接的联系，其证据来源于史料，并得到了很多学者的研究证实。118而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是石板墓文化，这也正是丁零人考古学的外在表象。由此可以看出丁零人所使用的各种葬仪119和他们所具有的人类学特征120，121这些葬仪和人类学特征在蒙古东部和中部自新石器时代开始流行，经过青铜时代，并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早期（蒙古时代之前），变化很小。由此也就证实了这些地区居民的基本组成长期都是较为稳定的。关于石板墓文化的居民是操突厥语的民族，其一系列特征很多学者也曾论述过122（我们注意到，这个结论并不排斥匈奴是操突厥语的民族，他们毫无疑问是突厥民族匈奴—布尔加尔支系的祖先）。以上这些证据可以证实，原始的唐古特人很快就融入到原始突厥人中，而且看来丁零人在登上历史舞台时就已基本上是操突厥语的民族了。还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西方邻居，即塔斯莫林文化的居民，应是哈萨克斯坦最早的操突厥语的民族。
从以上的分析研究来看，这与希罗多德记述的当地居民与外来居民融合过程非常相近。123具体来看，不知来自何方的亚马逊人与当地居民（斯基泰人）无论是外在特征，还是风俗习惯，包括语言都大不相同。后者遭到前者的突袭，随后这两类人因通婚而逐渐融合，亚马逊人学习了当地人的语言，虽然掌握得不太准确。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萨夫罗马泰人。也正是在此时，丁零人受到了外来民族的影响—操其他语的民族（伊朗语）。
在这些条件下发展形成了图尔人，他们是丹德巴伊—别卡金文化和塔金斯肯文化的主人。而这些文化所具有的卡拉苏克文化因素是由戎人从中央亚细亚地区传播而致的，卡拉苏克文化因素与当地操伊朗语居民创造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相融合。这就是图尔人，就像他们的后继者塞人和马萨格泰人一样，后两者也是操伊朗语的民族，事实上，这项结论也得到了科学的证明。目前已有证据认为，图尔人所使用的是东伊朗语，同时他们还有共同的民族特征。也正是在此时，他们的语言具有了外来语言的痕迹。无论是其民族名称——图尔人124，还是他们的国王名字——弗兰格拉西洋（即阿夫拉西阿卜）125，这些都是伊朗语词汇可以说毫无争议。而从保存在阿维斯陀经中最古老的伊朗叙事文学作品来看，弗兰格拉西洋要三次用一种不知名语言发出长长的诅咒，这个细节应当着重指出，即这名图尔人首领在诅咒时所使用的不是伊朗语。
可以说，一些表面的遗产非常明显。可以在一些古代东伊朗的民族，例如塞人、马萨格泰人、萨夫罗马泰人，还有一个古代乌戈尔人的民族——伊塞顿人的特殊风俗习惯中看出原始唐古特人的影响。我注意到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女权制，此外还有亚马逊人的一些特点，例如一妻多夫制、宗教上的吃人习俗以及敬重先辈的颅骨。就这些特点而言，其中有些是和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关的。但这些特点却完全不是伊朗民族和乌戈尔民族所固有的，他们历来是父权制，而与之相反，唐古特—缅甸系的民族的很多制度和残余礼俗则恰恰与这些特点相符。所有这些都能在民族学的历史文献中充分体现出来，因此我不得不在这里专门详细地来说明一下。这里所涉及的葬俗问题，我们应当注意到，就唐古特人而言，他们最古老的一些葬俗后来都被宗教的礼俗所取代，例如佛教。然而从文献材料和民族学的角度来看，还是能找到不少关于他们残存的风俗习惯的间接证据。特别令人称奇的是中世纪旅行家普拉诺·卡尔皮尼和金里奥马·鲁波鲁克所提供的证据。126他们非常详尽地记录了唐古特人的葬俗，就如希罗多德127对马萨格泰人和伊塞顿人的记载一样。128还有证据认为，唐古特人在家族祭礼中对人头骨表示敬意是一种古老的风俗残余。129而唐古特人所保留的这个细节，正是将死者的干尸镀金神圣化的表现，有时还将其变成了雕像。130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注意到，野兽风格艺术在草原伊朗民族中出现的形象，就是来自原唐古特人即戎人的最古老的艺术形象中。
这样传说中的阿里马斯巴人的那个非常有趣的特点就能和原唐古特人联系到一起了，正如独目人一样：依照古典时期的史料，他们的额头正中还有一只眼睛。这种民间文学形象的形成，其基础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完全是现实的草原民族的相关信息，同时古老的独目怪物的概念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种独目怪物存在于很多民族的传说中，其中就包括突厥人，他们有很深厚的世界观的根源。131包括阿里斯铁阿斯提及的北方民族在内，他们既具有古老的东方神话色彩，又带有西方神话的风韵。正如我尝试解释的132“受到蒙骗的独眼巨人”。
对于相互敌对的邻近民族而言，用一些类似魔鬼的特征来描绘对方是很正常的。但为什么要把这个民族和独目怪联系在一起呢？是不是这会使人想到与某个现实存在的民族的联系？很多研究者都在尝试解释独目的阿里马斯巴人与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现的三目石像之间的关系，两者其中的一只眼睛实际上位于额头中央处。133这些石像的时代为奥库涅夫时代或是卡拉苏克时代，但更重要的是，它们的脸部形象具有这一时期南西伯利亚文化的诸多特点。这或许表明它们的发源地在中央亚细亚地区的东南部，因为那里发现了殷商时期和西周初期的与之类似的石雕像，而这能帮助我们重新来认识草原地带这个大环境。134这些石像的原型被认为是公元前8世纪的当地居民，按照Д. А.马琴斯基的观点，此时具有宗教色彩的神圣中心已转移至阿尔泰—萨彦岭地区，这里也是阿里马斯巴人分布的地区。135这对于确定三目神像的崇拜者的民族属性非常重要，只有唐古特人认为，将一只眼睛置于额头中央的实质是具有神圣的意义。他们还认为，他们的先人同样也有第三只眼睛。不过与之同时代的一些优秀的人还能通过特殊的手术让他们变成这样。136我们注意到，三目石像和华夏族神话中那些长有三个角的戎人（即原始唐古特人）具有一些相似性。
总之，通过分析这些令人感到奇怪的历史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公元前2千纪末至公元前1千纪前期整个欧亚草原地带思想观念和实物的互动。学者们通常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这种历史现象的物质层面上，特别是野兽艺术的相关问题。虽然他们也清楚，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有一种理论认为，当横贯整个大陆的商业通道还未形成时，一些民族会定期地在草原地带迁徙，进而形成游牧民族的迁徙浪潮，这样会促进文明成果的交流。前文提到的这三波迁徙浪潮就是这样的，但还应该注意到，由于草原民族的迁徙而形成的直接的、硬性的文化创新是并不存在的。这些游牧民族迁徙浪潮的发源地位于鄂尔多斯、甘肃以及邻近的地区，其中包括与中国中原地区毗邻的地带，而中原地区一直是古老的远东文明的发祥地，这里也居住着为数众多的原始唐古特人—戎人和狄人。而在这些戎人和狄人内部产生的动因，引起了草原民族迁徙的连锁反应。但在这些迁徙浪潮中，操突厥语和东伊朗语的民族的活动显得尤为积极。在随后的时代中，这持续的民族迁徙的发动者分别是匈奴人、突厥人，最后则是蒙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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