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制定新法
随着以三省六部制为核心的官僚体制的建立，隋文帝杨坚也把改革的目光投向了法律建设。相比于官职改革，杨坚对律令改革要更加得心应手，因为还在北周，他就已经表现出了律令改革的强烈想法。
在北周武帝宇文邕在位时期，北周就制定有一部法律典籍，叫作《刑书要制》，这部法律是比较严苛的。周武帝宇文邕统一北方之后，在北齐境内继续推行《刑书要制》，企图以重典治国的理念来统御全国。
当时杨坚被任命为定州总管，以安抚刚征服下来的北齐旧境，之后，杨坚又被改任为南兖州总管，镇守南部边境。在担任南兖州总管期间，杨坚对于用法严苛的《刑书要制》颇有怨言，他曾对自己的一个心腹说道：“人主之所为也，感天地，动鬼神，而《象经》多纠法，将何以致治？”意思是说，当今人主（指周武帝宇文邕）英明神武，做了很多感天动地的大事业，但是他所推行的《象经》（即《刑书要制》）却有很多苛酷的法令条文，这又如何能让天下太平呢？
可见，早在周武帝的时代，杨坚就对用法严苛的现象感到不满了，他也早就认识到社会民众迫切需要一部量刑宽松的法典。法律是国家政治的基础，是治国之本，如果法律不能让百姓心服，又怎么能让国家长治久安呢？
然而，之后继位的北周宣帝宇文赟却变本加厉，他在《刑书要制》的基础上，制定了更加严苛的法律条文，史称“刑经圣制”。杨坚对北周重典治国的政策早就感到不满了，他此前也研究和反思了大量的法典文献，而且他此时身居高位，是当朝国丈，新皇帝任命的四辅官之一，他打算用切身行动来扭转国家的严酷法制。
于是就发生了前文中提到的那一幕，杨坚向当时的周宣帝宇文赟建言，认为“刑经圣制”用刑实在太重，这样反而更容易滋生犯罪，不易教化百姓，建议减轻用刑。说实话，杨坚的措辞还是比较温和的，并不激烈，但是惹怒了周宣帝宇文赟。
宇文赟的父亲宇文邕常年对他实行棍棒教育，他常年活在父亲宇文邕的阴影之下，这些经历直接导致了他极度叛逆的性格。所以，宇文赟非常不喜欢这种给自己提意见的人，哪怕是积极正确的意见，宇文赟都会觉得别人是在教育自己。也正因如此，杨坚在宇文赟面前失去了信任，宇文赟也从此开始猜忌杨坚。
自此以后，杨坚开始做起了鸵鸟，把他的政治抱负深深地掩藏了起来。一直到改周建隋，他才在法制改革上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
乱世用重典，这固然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今时不同往日，隋文帝杨坚是有“大一统”抱负的伟大君王，隋朝建立之时已经不再是当年偏居一隅的北周小国了，而是一个幅员万里的大帝国，南方的陈朝偏居江南，天下一统已然是大势所趋。
开皇元年（581），杨坚称帝，史称隋文帝。上台伊始，他就让宰相高颎、李德林牵头，专门负责法律修订工作，并于当年正式颁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开皇律》。根据韩昇的考证，前后参与《开皇律》修订的至少有14位朝廷高官，除了高颎、李德林之外，还有郑译、杨素、韩濬、李谔、柳雄亮、苏威、于翼、赵芬、王谊、裴政等。
到了开皇三年（583），隋文帝阅览刑部奏状，发现断狱的数目，竟然达到上万条之多，于是再次任命苏威、牛弘等人第二次编修律法。这次律法修订，删除了81条死罪，154条流罪，千余条徒、杖罪刑。《开皇律》也正式形成。
《开皇律》这部法典的修订原则是什么呢？根据《隋书·裴政传》的记载，新律是“采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衷”。可见，《开皇律》所参考的是魏晋以来历代刑律，取其精华而大成。事实上，《开皇律》确实堪称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集大成者。
《开皇律》的渊源和三省六部制比较相似，也符合陈寅恪先生“三源说”的理论。首先，隋文帝编修《开皇律》主要是参考北魏、北齐的刑律，尤其是《北齐律》；其次，《开皇律》也参考和吸取了南朝前期，尤其是宋齐时期的刑律，而宋齐的刑律主要是继承自两晋，南朝后期梁陈在刑律上并无多大建树。
隋文帝颁发《开皇律》时说道：“帝王作法，沿革不同，取适于时，故有损益。”可见，《开皇律》是一部与时俱进兼具改革和创新精神的法典。
《开皇律》与前代旧律相比，有三方面的进步。
第一，废除了多种酷刑。
死刑只保留了斩刑和绞刑，废除了枭首、车裂等酷刑，并且规定，除谋反这种重罪之外，不再株连九族。
第二，删繁就简，刑律简明。
《开皇律》中规定的刑名有五，除了死刑之外，还有流刑、徒刑、杖刑、笞刑，这就是俗称的“五刑”。前代北齐刑律有949条，北周有1537条，而隋朝《开皇律》仅12卷500条，史称“自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
第三，减轻了刑罚。
五刑各有其明确的刑罚限定，相较前代已大大减轻。比如其中的笞刑，也就是打板子，数量是10至50下，而北周宣帝时期笞刑的最低数量是240下。再如流刑，也就是流放，北周刑律规定是2500里到4500里不等，并且到了流放地还要承受鞭笞，而隋朝《开皇律》则规定只有1000里到2000里，到了流放地也不需再施以鞭笞。
正因为以上这些优点和进步，使得《开皇律》成了后来唐朝编修《唐律疏议》的范本，后来又为宋、元、明、清所沿用，影响深远，因此，《开皇律》在中国法律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和历史地位。
《开皇律》还首创了“十恶”和“八议”制度。
“十恶”由《北齐律》的“重罪十条”发展而来，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10项罪名。这10条中，5条涉及危害国家和皇权（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不义），4条属于危害家族伦理（恶逆、不孝、不睦、内乱），1条属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不道）。
新法规定，凡犯有这10项重罪的，一律从重处理，即使是大赦天下的时候也不得宽赦，因此也称“十恶不赦”，“十恶不赦”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十恶不赦”这一制度被后世长期沿用，影响极为深远。归根结底，“十恶不赦”体现的正是儒家伦理秩序，也就是忠君和孝悌，这也是隋文帝颁行《开皇律》的一大基本理念和原则，即倡导以忠孝治国。
在把儒家伦理秩序法律化的同时，隋文帝作为统治阶层利益的代表，也给予了统治阶层在法律上相当大的特权空间，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八议”。
“八议”是对官僚贵族在法律上给予的特权，分别是议亲，即皇亲国戚；议故，即皇帝的故旧；议贤，即德行修养高的人；议能，即才能卓越的人；议功，即功勋卓著的人；议贵，即三品以上的官员和有一品爵位的人；议勤，即勤谨辛劳的人；议宾，即前朝国君的后裔被尊为国宾的。
《开皇律》规定，如果以上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这八种人犯罪，必须按特别审判程序认定，并依法减免处罚。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议勤不带有明显的上层属性，其他“七议”均是在维护特权阶层的利益，阶级属性很明显。
这也提醒了我们，《开皇律》虽然在量刑上从轻、从宽，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一部维护皇权和统治阶层权益的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