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南地域运河的浚治与功用[1]

潘清[2]

内容摘要　大运河的开凿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远离的结果。元代修治前代运河而成为南北大运河，这是隋代以来中国最为重要的交通运输线。南北大运河在元代实际社会中对接海运，形成海河联运形式，以运送漕粮；除漕粮之外的物品，特别是从广州一带转输海外贸易而来的舶货主要也是通过运河北上；另还有使节及属下、官吏等各种人士，南来北往也经由大运河。大运河的贯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元代的大运河不仅是明清两代漕运的基础和铺垫，也是元代政治、经济中交互调节货运和人员往来的交通网络通道。不言而喻，南北大运河是元代统治者的生命线，有元一代对于大运河的疏浚和管理极为重视。

关键词　元代江南　南北运河　浚治　功用

大运河的开凿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远离的结果。有学者认为元代属于漕运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时期，漕运体制不完备，发展不大，与前代相异之处就是实行较大规模的海运。元代在海运的同时，对河运也做过一些努力，曾多次设置河运职司，频繁地开凿、疏浚内河，只是效果不佳，旋浚旋淤，畅通时甚少。[3]黄仁宇也认为元代海路在运输中所起的作用要大些，而陆上水路仅仅作为辅助性工具。[4]但是，恰是元代开凿会通河等渠道，对唐宋运河进行了全面、整体的修整，将之从扇形截弯取直，成为纵贯南北的大运河。这是中国运河体系结构性的变革。自此后，明清两代对元代大运河的修浚，维持了大运河南北走向的基本特征。那么，元代运河究竟在交通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综观有元一代，运河在交通中充分发挥了对接海运、形成河海联运的重要作用；除漕粮之外的物品，特别是从广州一带转输海外贸易而来的舶货主要也是通过运河北上；还有使节及属下、官吏等各种人士南来北往，运河的贯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元代的大运河不仅为明清两代的漕运做基础和铺垫，也是元代政治、经济中交互调节货运和人员往来的网络通道。这其中，江南一带的运河开凿、浚治，维持了河海漕粮联运、舶货北上的转输。在此做一研讨，期待方家指正。

一 宋元鼎革之际的江南地域运河

运河在江南的施用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时期，吴王就曾命伍子胥开堰渎运粮，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则开挖了邗沟，沟通了长江与淮河两大水系。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如何将江淮一带的财赋和粮食运往北方的政治中心地带，逐渐成为大一统政权面临的重要问题。至隋代，隋炀帝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连通今北京和杭州的东北、东南方向的大运河，包括通济渠、永济渠、山阳渎、江南河等一系列河段，建立了财货交通的通道，成功地把江淮一带的财富转输到政治中心。而宋代因经济重心的进一步南移，在江淮建立起了通往都城开封的运河水系。特别是真楚运河，连通江淮，是江南运河上至开封的中转河道，最为险要，朝廷十分重视，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先后开通沙河、新河、龟山里河等长200里左右的人工河道，修筑了“悬门”“棣”等一批水利设施。[5]真楚运河南端，扬州地区地势比长江江面高数丈，要保证运河通航，必须使运河水位保持一定深度。宋廷除疏浚河道外，还采取了筑塘引水、分级蓄水等措施保障运河水量。另外在运河、河港的建设上也加大投入，主要是为了克服航运不利因素。沿江修建港、澳，让航船可暂避风浪，“以免舟楫漂失”。长江江岸的变迁、江潮的涨落，这段河道随之受影响。两浙转运副使郑向还在京口以西疏浚蒜山漕河通长江[6]，引江水济运，运河得以疏浚通畅。北宋基本保持了江南这一带运河的畅通，保证了财物的运输。史载：“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乃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7]

自宋朝退守江南，江淮一带的漕运即面临军事方面的严峻考验。宋金对峙时期，南宋方面陷入被动，一般是彼战则战、彼和则和；金国则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所谓“金欲和则与之和，金欲地则与之地”。[8]南宋偏守南部中国，主要是依凭长江天堑并沿两淮地方布防，将敌人拒于门外。长江防线及沿岸运河的军事意义凸显。“绍兴初，以金兵蹂践淮南，犹未退师。四年，诏烧毁扬州湾头港口闸、泰州姜堰、通州白莆堰。其余诸堰并令守臣开决焚毁，务要不通敌船。又诏宣抚司毁拆真、扬堰闸及真州陈公塘，无令走入运河，以资敌用。”[9]切断交通，特别是防止金人通过运河水道进入南宋地域是当时最为紧要之事，南宋政府情急之下自毁运河江淮一带闸、堰，实属迫不得已。

至元十二年（1275）七月，在蒙古大军南下攻克长江天堑后，元帝忽必烈命伯颜率元兵分三路直下南宋，行在杭州。西路由参政阿剌罕、四万户总管奥鲁赤率领蒙古骑兵出建康，向溧阳、独松关（今浙江安吉县东南）进军；东路由参政董文炳、万户张弘范、都统范文虎率水师沿江入海，向海盐、澉浦（今浙江海盐县南）进军；中路由伯颜亲自带领诸军，率水陆两军出镇江，向常州、平江（今江苏苏州）进军。元军逼近，南宋朝廷迫于形势奉表出降。至元十六年（1279）崖山海战后，大元统一中国。

随着江南的平定，富庶的江南物资怎样转输到大都成为当局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前所述，经历战争创伤的江南的运河状况不容乐观。南宋后期，运河浅涩，漕运受阻，斗门与水闸毁坏的不堪情形比比皆是。高邮到楚州一带，“陂湖渺漫，茭葑弥满”。乾道七年（1171）二月，“诏令淮南漕臣，自洪泽到龟山涩浅之处，如法开撩”[10]。陈公塘，为汉代陈登开凿而成，绍兴初年即为军事目的被毁坏，但“藉此塘灌注长河，流通漕运。其塘周回百里，东、西、北三面依山为岸，其南带东，则系前人筑叠成堤，以受启闭”，此时已经“废坏岁久”。[11]至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扬州守臣熊飞言：‘扬州运河，惟藉瓜洲、真州两闸瀦泄。今河水走泄，缘瓜洲上、中二闸久不修治，独湖闸一座，转运、提盐及本州共行修整，然迫近江潮，水势冲激，易致损坏。真州二闸，亦复损漏，令有司葺理上、下两闸，以防走泄。’从之。”[12]这说明在孝宗时期，江淮一带运河年久失修的状况令当地守臣格外担忧。而相距不远的淮安更为令人不安：“今江合汉，河合淮，俱抱淮扬以入海，视古形势盖亦雄矣。邗江半湖半沟，居淮南运渠之首，而运盐河乃其支流，农沾溉焉。邗江之间有湖五十四，有溪涧荡港逾百不止，汉创陂塘以资稼而辅漕渠，第漕渠止仰天雨，而水无源泉，泄多则浅而滞舟；潦多则坼防害稼，故历代堰闸斗门石涵洞之制，以为之节。”[13]而原来的运河河面上种了麦子，盖了房屋。[14]如果运河开航，则急需要政府大量投入，开浚运河，维修水利设施。

与此同时，历史记录了元代水旱灾害多发的境况。世祖至元年间，江南就遭遇不少的洪涝灾害。在《元史·世祖本纪》和《元史·五行志》中，相关记载不胜枚举：至元十九年（1282）八月，“江南水，民饥者众”；二十三年（1286）六月，“平江路属县水，坏民田”；二十五年（1288），“五月丁酉，平江水”；二十七年（1290）“五月，江阴州大水”；二十九年（1292）“六月，扬州、镇江、常州、平江等地大水”。成宗元贞元年（1295）“五月，建康、镇江、常州、平江皆水；九月，高邮府、泗州旱，平江又大水。是岁，盐城亦大水；太仓七月大风雹，海溢……”[15]元代诗人吴莱有诗云：“客来自吴土，示我吴侬言。吴侬岁苦水，谓是太湖翻。太湖四万顷，三江下流泄。疏瀹久无人，淤汙与海绝。”[16]诗中所言正是太湖流域水灾场景，也透出水灾的原因正是太湖水泄不利。

而随着元代大一统的确立，大都需要越来越多的粮食物资，旧有运河的状况远不能满足漕运所需。伯颜在拿下杭州之后，首先考虑如何将江南的财富运抵大都。他建议修建大运河，实现财富北运：“江南城廓郊野，市井相属，川渠交通，凡物皆以舟载，比之车乘，任重而力省。今南北混一，宜穿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远方朝贡京师者，皆由此致达，诚国家永久之利。”[17]伯颜对运河交通的考察其实早于此时。据记载，至元十二年（1275），伯颜在率军南下攻打南宋之际，派人考察运河河道，上溯至兖州闸。因此，他首议开浚大运河。但是，运河的开浚并非一蹴而就，燃眉之急如何得解？海运成为朝廷首选。

选择海运是因为伯颜率军南下，占领杭州，南宋朝廷出降后，曾利用海盗朱清、张瑄，通过海道将宋廷中的版籍、档案及其他重要物资运送到大都。这一次成功的海运为日后元朝的海运体系的创建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海运漕粮的人力和技术支持。漕粮的运输在元代逐年递增，成为政府不得不应对之事。至元二十五年（1288）和二十六年（1289），漕粮分别为40万石和93万石，至大德七年（1303）已达到 165 万石。海运遂成为南粮北运的主角。不言而喻，海运可以运输更大量的粮食以满足大都日益增长的需要，也可以省去相应的人力和物力。但海运的成功并不否定运河的作用。

元代漕粮征收的布局承袭宋代，以湖广、江西和江浙地区的粮食充运，其中江东宁国、池、饶、建康地区的漕粮，称为上江粮米，常由海船逆长江西上装运，而江西、湖广地区的漕粮，则用河船东运至真州（今仪征）与海船对装。因此江南地域的运河状况实关乎海运的成功与否。元代也将以朱清、张瑄为首的“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设在平江府（苏州）。二府设立正官达鲁花赤以及正副万户。“首领官”包括经历、照磨、译史、奏差，另还有镇抚等。这就奠定了元代海运管理机构的基本规模。大德七年（1303），朱、张因事败亡，后十二月，平江的三万户府合并为一，于次年开司署事。海运万户府下设有11个千户所，除浙江的杭州、嘉兴、温州外，其余都在今江苏境内。武宗至大四年（1311）重新调整为七所，除浙江的温台所和庆绍所之外，余者也都设于平江。中书省是负责海运的最高机关，地方上由行省对海运万户府直接领导，并派官员监收粮食，提调海运。在海运时，万户府的正官要到港点视粮船。各所的千户要分赴各处监装，轮番下海督运。[18]

随着海运的逐渐扩大，在集庆龙湾（今南京下关）构筑粮仓，集中沿江的粮食，漕运机构另拨河船，将仓中的粮食运送至开洋港口与海船对接。这样就避免了海船入江之困。[19]漕粮除主要取自江南官田岁入，[20]崇明州派船至满浦仓（今江苏淮安）装运的粮食，则是宣会院所属的官田“子粒米面”。元代也从河南等地调运粮食，特别是江南灾害光景。元朝末年，江南的寺观租入也要“厚输于官”，拨充海运。[21]

至元末，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张士诚自立为吴王，占据江苏大部，方国珍则割据浙江，海运难以为继。“元京军国之资，久倚海运，及失苏州，江浙运不通。失湖广，江西运不通。”[22]张士诚从一个私盐贩子率众反元，连克兴化、高邮、常熟、平江等地。张士诚也曾受招出降，海运得以苟延残喘。而方国珍长期占领温州、台州、庆元一带，对元朝时叛时服，以此为筹码向元廷邀官。张士诚也常用此术对付元廷。元廷先后授张士诚为太尉，方国珍为海运万户、江浙行省左丞相等高职。至正十九年（1359），两人运粮11万石入京，此后两人也几次海运粮食入京，但此时运数已大为降低，只有区区十余万石。至正二十三年（1363）九月，张士诚彻底脱离元廷羁绊，停供漕粮，自此海运断绝。而元朝也即将分崩离析。

二 元代江南地域运河的修浚

绵延近3000公里的大运河是隋代以来中国最为重要的交通运输线。元代前期，所有物资经运河到大都的运输走向是从杭州到镇江，过长江再北上至淮水，往西至黄河，再取陆路往淇门，然后经御河水路达通州。整条路线水陆并用，很不方便。元世祖遂令水利专家郭守敬设计、开展了大规模的运河工程，截弯取直，先后开凿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使漕舟直达大都，全程较隋代缩短了数百公里。元代的大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保证了“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蕃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23]。对发展农业生产、繁荣社会经济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大运河是元代统治者的生命线，元代对于大运河的疏浚和管理极为重视。

会通河的开凿实是元代大运河开凿的标志性工程，这一河道凿通了河海之间的运输。其河“起自东昌路须城县安山之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于临清，以逾于御河”[24]，真正贯通了江南与大都的河道。除开凿河道外，主要技术是设立各个闸坝，按河流的流量启闭，以操控运河的水量，实现通航。明人丘濬评述会通河为“元人始创为之，非有所因也”。但是他认为元代虽开凿会通河，但启用之并达于鼎盛应是在明朝，即“元人为之而未至于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是故开创之功虽在胜国，而所以修理而拓大之者，则有待于圣朝焉。前元所运岁仅数十万，而今日极盛之数则逾四百万焉，盖十倍之矣！”[25]期待再次开海运。

在江南与会通河对接联运者是江南地域的运河。[26]而随着元代大一统的确立，大都需要越来越多的粮食物资，旧有运河的状况远不能满足漕运所需。江南一带以河海联运的方式完成漕粮的运输，这里是海运的起点，也是两种运输对接之处。因此，元廷对联运的运河进行了系列修浚。如前所述，陈公塘等本身就是为漕河水量济运，确保漕运，而在南宋后期就不堪施用。一旦形势稍稳，运河的重要性凸显，则急需进行开浚、维修。

江南运河的源头在镇江丹阳，水源主要依靠练湖。练湖又名曲阿湖，西晋早期初创，为人工利用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形势围水而成，在宋代以济运为主。因为地理条件受限，江南运河的北段水量不足，运道浅涩，除去在运河上设置水闸、筑堰拦水外，练湖是运河的直接“水柜”。但是南宋以来，民众占垦，导致湖面干涸，成为元廷恢复运河航道、保障江南地区农业亟待解决的问题。“自淳祐以来，又为流民侵占愈广，堙塞者多……几近平地。”[27]练湖的淤浅引发了运河的航运危机。正如元江浙行省的官员上奏所言：“镇江运河全藉练湖之水为上源，官司漕运，供亿京师，及商贾贩载，农民贩载，其舟楫莫不由此。”[28]元代为保证物资在镇江运河的转输，投入财力。在至元、大德间，仍浚开湖；泰定初，复加浚治，更在“至治三年十月……相视漕渠，自江口至吕城一百三十一里，合用人夫一万五百十二名，六十日可以修浚。练湖淤塞之处，合用人夫三千名，九十日可以开挑……行省、行台分官临视，本路、常州、平江、建康、江阴五郡差倩人夫。泰定元年正月十七日庀役，三月四日竣事。每夫官给米三升，中统钞一贯”。此役由参政董中奉率合属正官，亲临督役。[29]董中奉用传统的取泥之法，取河中泥筑河岸，趁农闲时，先修漕河，然后练湖。役工结束，董中奉又在练湖旧有43名湖兵的基础上，增添57名兵力，“增筑湖岸”。还对练湖上的斗门进行了专门的管理，[30]天历二年（1329）又修建恢复运河京口闸，以引蓄江水。[31]这条运河运输的物资中最为重要的就有盐。因为可连接清江北至会通河，又南至镇江，实为济国利民之事。更北的会通河南接古泗水运道，由泗入黄，逾淮接淮扬运河，过江连江南运河至杭州。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廷派漕运副使马之贞等人“按视地势”，集汇人力，当年修成，次年又进行了修浚。扬州运河从淮安到扬州，沟通了从黄河到扬州、镇江，最后入长江的交通线路。此河在扬州，包括运盐河，自元初以来，因漕运备受朝廷重视，多次进行修浚。[32]

除此之外，元代在江南还进行了吴淞江的整治、淀山湖等水利的浚治。至元三十年（1293），浙西大水，元世祖“诏以浙西大水冒田为灾，令富民家募佃人疏决水道”。乾隆《江南通志》记载：“三十年，诏平江、松江等路府修治湖泖河港。”[33]以汇流排水为中心的太湖水利主工程是元代整治的重点。

总之，元代对事关运河的江南地域进行较多频次的水利整治，除安境保民、促进农业生产之外，主要是清淤、设置水闸等水利设施，目的就是为了调节水位，维持运河航运。大运河的某段淤浅会让整条河航运受阻，水深利航是治理目标。

三 元代运河及江南地域运河的功用

大一统的元代给南来北往带来了可能，大运河的成功开凿为此提供了较前时代更为便利的条件。元代文人虞集曾著文赞叹元代交通的便利：“川有舟航，陆有车马。不待赢粮计日而可至，视前代分裂隔乱之出欲往而不可得，则其游岂不快哉！”他所指正是大运河。在文中，他继续写道：“数经济、泗之间。”[34]这说明正是利用了运河交通的方便之处。官府也利用运河载物去北方，满足朝廷的各种需要。于是，保证运河的正常使用成为官府的职责。“延祐元年二月二十日，省臣言：江南行省起运诸物，皆由会通河以达于都，为其河浅涩，大船充塞于其中，阻碍余船不得来往。每岁省台差人巡视，其所差官言，始开河时，止许行百五十料船，近年权势之人，并富商大贾，贪嗜货利，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于此河行驾，以致阻滞官民舟楫。”[35]有司于是建议在沽口置小闸和石牌，到临清再寻找置闸处，再置一闸，禁约二百料之船入河行运。此策也是为维护运河的行运而出。可见，官府面对权势之人阻滞等不利情况，也积极施行管理、维护之策，一定要保证运河将江南诸物平安运进大都。

海外旅人、意大利马可·波罗正是沿着运河从大都出发，游历了济宁、徐州、邳州、淮安、扬州、真州、瓜州等运河沿线的城市。他称赞大运河“将内河与湖沼连接”，“凡是大河与大河之间，湖泊与湖泊之间，都掘出河道，河中的水宽而深，就像大河一样。它起到很好的联结作用。满载货物的大船可以从瓜州一直航行到汗八里城”。[36]“此外尚有陆道，就是把开挖运河掘出的土堆在运河两岸，聚而成堤，人行其上。”马可·波罗还到过淮安，称“该城邻近哈剌沐涟，所以大批的船舶途经此地，每日穿梭不息。无数商品在此集散，通过大河运到各地销售。这里还盛产食盐，不仅可以供本城之用，还可以输往其他40个城市。大汗从这种贩盐的交易中取得了庞大的税款”。他也在瓜州看到北运的谷米，“每年有大批的谷米屯聚到这里，其中绝大部分运往汗八里城，供应大汗朝廷”[37]。

许多南士北游经过运河前往，留下了赞美两岸风光的醉人诗篇，通过游历山川而开拓了视野，舒展了情怀。如李存《送鲁志敏北游序》云：“乐平鲁志敏甚好作诗，尝过余，出其编。余读之，有以深见其工且勤也。它日，又来曰：‘吾将泛秦淮，过黄河，东登泰山，北走京师，庶以昌吾诗乎！’余喜谓之曰：‘文章之高下，盖系其志意之小大；志意之小大，又系其耳目之广狭。方今六合一家，光岳之气全，政教之具修。子能不远万里，阅寒暑之变更，历山川之夷险，其间人事之可喜可愕，足以恢弘我、警戒我者，则亦何限！’”[38]元代运河交通的作用不可估量。

利用运河来往的客人中不乏北上求职的南士、来中国贸易的商人，更有蕃客、使节搭运河之利南来北往。泰定四年（1327）四月，御史台臣言：“巡视河道，自通州至真、扬，会集都水分监及濒河州县官民，询考利病，不出两端，一曰壅决，二曰经行。……自古立国，引漕皆有成式。自世祖屈群策，济万民，疏河渠，引清、汶、泗，立闸节水，以通燕蓟、江淮，舟楫万里，振古所无。”[39]作者在这里一方面感叹运河的千里之行为古之所无，另一方面其摆出的两个问题，恰是维持运河航行所必需的条件。因为水性无常，运河失修会无法航行；此外则是人为的因素。如前所述，政府立命限制二百料以上船只下河，但是权势人家就可以以己之力夺公家之益。造大船下河。正如御史所言：“今卑职至真州，问得造船作头……过闸船梁八尺五寸船，该长六丈五尺，计二百料。由是参详，宜于隘闸下岸立石则，遇船入闸，必须验量。”[40]违者入罪。天历三年（1330）三月，朝廷诏谕中外，“都水监言：‘世祖费国家财用，开辟会通河，以通漕运。往来使臣、下番百姓及随从使臣、各枝斡脱权势之人，到闸不候水则，恃势捶挞看闸人等，频频启放。又通漕运粮船，凡遇水浅，于河内筑土坝，积水以渐行舟，以故坏闸……’”[41]上述各在河中航行的权势之人中就有蕃使及属下，他们也和马可·波罗同样，利用运河来往中国各地，但是需按有司规定，依旧例启闭船闸通行。如有如前犯例则治罪，而有司也要监察管闸人，如欺要钱物等行为，要被有司惩处。然而，一再地违规只会阻碍运河的顺利运行。

元代朝廷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世祖早在初定江南之时，就设市舶，“凡邻海诸郡与蕃国往还互易舶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至元十四年（1277），“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领之。立市舶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双抽者蕃货也，单抽者土货也”[42]。至元二十一年（1284），“设市舶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之后并入盐运司，改称都转运司。之后历经多次罢复，“至冶二年，复立泉州、庆元、广东三处提举司，申严市舶之禁”[43]。这些官办机构的设立其实是沿续了蒙古前四汗时期的机制。当时西域商人就集聚在汗庭和各级贵族军将的旗帜之下，成为后者金绮珠宝的罗致者和商业、财务帮办称为“斡脱”的商人，是为元代历史的特有现象。宪宗二年（1252）蒙哥大汗特命大臣主管这类被称为“斡脱”的商人。统一天下后，元世祖多次下达诏令设立总管府：至元四年（1267），“立诸位斡脱总管府”。[44]至元十七年（1280）十一月：“立泉府司，掌领御位下及皇太子、皇太后、诸王出纳金银事。”[45]之后，升级为泉府司，为宫廷御用的斡脱机构。至元二十三年（1286）八月，元廷将市舶司置于泉府司的统辖之下，次年又特设行泉府司[46]，专领东南沿海的海上事务。这就意味着泉府司通过自己的分支行泉府司开始了海外贸易的管理与运营。这一体制本身就是特权制度的产物。成宗朝，原立于世祖时期的制（致）用院专门职掌海外宝货的采办。[47]

广州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中心城市。岭南著名文人陈大震著有《大德南海志》，其中直接列举了与广州交易的各国，竟达147个国家。[48]此珍贵的志书已经散佚，残存的五卷被国家图书馆保藏，主要是卷六户口、土贡、税赋，卷七物产、舶货、附诸蕃国名，卷八社稷、坛遗、城壕，卷九学校、旧志等，卷十兵防、水马站、驿站铺、河渡、局务仓库。海外贸易可谓盛况空前。

大量海外商品在广州集聚，最终经由广东取道江西，过鄱阳湖，来到江南，由大运河转输北上，满足朝廷和权贵的需要。广东与中原相联结的主要通道经过大庾岭，为唐代张九龄开通大庾岭之后形成，满足了“而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49]宋代已建成驿道，元代又在此基础上建立驿站，形成水站、陆站和急递铺的系统。陆上系统首先一站是在城站，然后是清远境内的诸站，北上到英德、韶关等地，穿过大庾岭，进入江西，到达赣州，再经过鄱阳湖联系长江以北地方和江浙。诸路中最繁忙的是鄱阳湖—赣江—章水沿线。[50]而江南的刘河港是以太仓城为基地的官营海上货运与贸易的沿海港口。至元十九年（1282），主持海运的朱清、张瑄自崇明徙居太仓，主持海运。海外诸蕃因得于此交通市易。是以“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辏而云集”，当时谓之“六国码头”。“海道朱氏剪荆榛、立第宅，招徕蕃商，屯聚粮艘，不数年间，凑集成市，番汉间处，闽广混居，各循土风，习俗不一，大抵以善贸易好市利尚虚礼美呼称。”[51]

江南自唐宋以来就有不少舶商，特别自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阿拉伯商人，在贸易中交流东西方商品，也有些商人因季风等原因没能及时返回，最终落户中国东南沿海，成为中国人。特别是南宋，疆土有限，国家财政“一切倚重海舶”，加之造船能力大增，罗盘也在海上得到应用，商人积极下海营运，国家积极招徕外商来市，强势参与国际贸易，为国家取得不少利益。及至元代，善于经商的回回人一度成为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管理者和参与者，海外贸易大盛。

朱清、张瑄是元代航海史上的两位杰出人物，南宋时为海盗，伯颜攻下杭州，他们为伯颜将南宋朝廷的档案、财物等运至大都，首开元代海运。二人既拥有海运万户府的庞大船队，又具有超凡的经济实力。元廷设立“海运万户府以官之，赐钞印，听其自印”。[52]朱、张利用手中的特权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利用熟悉海道和掌握海船的有利条件，掌握着海运的大权，也从事海外贸易，“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父子致位宰相，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庾相望”。[53]元成宗时，这一情况引起朝廷警惕，二人遭到诛杀。但是，他们的后人也在不久后重掌海运大权。“海晏商舶盛，风清客枕安。”[54]元代权贵热衷通过海外贸易积累财富，民间的海外贸易也兴盛起来，成就了江南一带很多富商。著名的苏州巨富沈万三就是在元代“通蕃”而致富。[55]而江南参与海外贸易的官商和民间商人集聚，沿大运河进行各种商业活动，将商品沿运河北上，也让运河两岸的城镇迅速兴盛。

通观有元一代，元朝面临转输军事物资和人员的困境，不得不重新开凿大运河。大规模地修浚费时长、改变多，但是确实带来了漕运的顺利、交通的便畅、商业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兴盛。江南一带是漕运对接海运的联运场所，这一地域的运河情形直接关系海运的成功与否，也关系江南物资北调，更关系不断南来北往的人和舶货。江南一带运河的状况与全国性交通体系的畅通和效率休戚与共。其与商业运输，特别是海外贸易浑然一体的关联性值得进一步探讨。

总之，运河连接海运、漕粮，而使臣北上，藩使进出，士子赴京，舶货转输都离不开大运河的交通作用。而元代大运河特别是江南地域的运河，连接了海运，又是南北交通的通道，使江南成为源源不断的北运物资始发地和不可替代的供应地。而通过大运河，国家又完成了物资南北的调运。在这其中，大运河发挥了在国家交通运输网络中的支架作用。

Dredging Governance and the Functions of the Jiangnan Regional Canal in the Yuan Dynasty

Pan Qing

Abstract： The excavation of the Grand Canal was the result that the political center was far away from the economic center. The North-South Grand Canal，which was repaired during the Yuan Dynasty，was the most important transportation line in China since the Sui Dynasty. It was connected to the sea and formed a sea-river intermodal transportation of grain. In addition tothe tribute grain，the overseas trade goods，especially those from Guangzhou area，were also transported to the north by thecanal. Therewere envoys，subordinates，officials and other people’s north-south exchanges mainly through the Grand Canal，too. The conn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has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It can be said that the Grand Canal in the Yuan Dynasty was not onl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anal transportation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but also a network channel for mutual regulation of freights and personnel exchanges in the politics and economy of the Yuan Dynasty. Then what role the canal of the Yuan Dynasty played in transportation deserves further discussion.It is self-evident that the North-South Grand Canal was the lifeline of the rulers of the Yuan Dynasty，and each generation of the Yuan Dynasty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redging and management of the Grand Canal.

Keywords： Jiangnan in the Yuan Dynasty；North-South Canal；Dredging Canal；Function

（责任编辑：王玉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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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系江苏省社科规划项目“元代江南家国认同与多元文化研究”（18LSB007）的阶段性成果。

[2]潘清，历史学博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蒙元史及江南史。

[3]参见吴琦《南漕北运：中国古代漕运转向及其意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4]〔美〕黄仁宇：《明代的漕运》，九州出版社，2019，第11页。

[5]《宋史》卷96《河渠志六·东南诸水上》，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2380～2383页。

[6]《宋史》卷301《郑向传》，第9998页。

[7]《宋史》卷93《河渠志三·汴河上》，第2316页。

[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庚午，中华书局，1988年标点本，第3381页。

[9]《宋史》卷97《河渠志七·东南诸水下》，第2393页。

[10]《宋史》卷97《河渠志七·东南诸水下》，第2394页。

[11]《宋史》卷97《河渠志七·东南诸水下》，第2394页。

[12]《宋史》卷97《河渠志七·东南诸水下》，第2395页。

[1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十册《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史部，第171册，第430页。

[14]参见全汉昇口述，叶龙整理《中国社会经济通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第91页。

[15]施和金、张海防等编著《江苏农业气象气候灾害历史纪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第53页。

[16]吴莱：《渊颖集》卷3《方景贤回闻吴中水涝甚戏效方子清侬言》，《四库全书荟要》，台北世界书局，1997年影印本，集部，第58册，第41页。

[17]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2《丞相淮安忠武王伯颜》，姚景安点校，中华书局，1996年标点本，第20页。

[18]黄溍：《朝列大夫杭州路总管府治中致仕范府君墓志铭》，《黄溍文集》，王颋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第555～556页。

[19]郑元祐：《侨吴集》卷11《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达鲁花赤和尚公政绩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集部，第1216册，第581～583页；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3《两浙运使智公神道碑》，四部丛刊本。

[20]参见高荣盛《元代江南官田刍议》，《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6辑，1982。

[21]李天石等编著《南京通史·隋唐五代宋元卷》，南京出版社，2016，第555页。

[22]叶子奇：《草木子》卷3上《克谨篇》，中华书局，1997，第19页。

[23]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2《丞相淮安忠武王伯颜》，第20页。

[24]《元史》卷64《河渠志·会通河》，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608页。

[25]丘濬：《大学衍义补》卷34《漕挽之宜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712册，第435页。

[26]从一般意义上讲，江南地区也包括长江以北的扬州等地。

[27]至顺《镇江志》卷7《山水·练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284页。

[28]《元史》卷65《河渠志二·练湖》，第1633页。

[29]至顺《镇江志》卷7《山水·练湖》，第268页。

[30]《元史》卷65《河渠志二·练湖》，第1633页。

[31]乾隆《镇江府志》卷18《津梁》，清乾隆十五年增刻本，第374页。

[32]《元史》卷65《河渠志二·扬州运河》，第1632页。

[33]乾隆《江南通志》卷63《水利治绩·苏州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08册，第780页。

[3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32《送李仲永游孔林序》，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442册，第127页。

[35]《元史》卷64《河渠志一》，第1611页。

[36]党宝海：《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43页。

[37]党宝海：《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第44页。

[38]李存：《俟庵集》卷20《送鲁志敏北游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13册，第721页。

[39]《元史》卷64《河渠志一》，第1613页。

[40]《元史》卷64《河渠志一》，第1613页。

[41]《元史》卷64《河渠志一》，第1614页。

[42]《元史》卷94《食货志·市舶》，第2401页。

[43]《元史》卷94《食货志·市舶》，第2403页。

[44]《元史》卷6《世祖纪三》，第117页。

[45]《元史》卷10《世祖纪七》，第206页。

[46]《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第292页。

[47]高荣盛：《元史浅识》，凤凰出版社，2010，第201页。

[48]参见邱树森《〈大德南海志〉研究》，《元代文化史探微》，南方出版社，2001，第41～49页。

[49]张九龄：《曲江集》卷17《开凿大庾岭路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066册，第186页。

[50]参见吴小红《元代江西释站及站户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51]至正《昆山郡志》卷1《风俗》，《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史部，第696册，第515页。

[52]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中华书局，1997，第27页。

[53]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5《朱张》，中华书局，1997，第64页。

[54]宋褧：《燕石集》卷5《送王止善广东市舶提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12册，第405页。

[55]乾隆《吴江县志》卷56《旧事》，《中国地方志集志·江苏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