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稿费不够马克思吸雪茄

我们在德国的朋友不懂得宣传。但是，我们必须像俄国人那样——等待。忍耐是俄国的外交和成功的秘诀。但是，像我们这些只能活一次的人，也许会等不及就死去。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第三卷，第4037页。

1867年8月16日深夜二时，马克思终于向恩格斯报告说，最后一个印张（第49印张）的校样已经校对完毕。“这样，第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所作的牺牲，我是决不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我亲爱的、忠实的朋友，祝你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29页）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正式出版。这部巨著的问世不仅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最为全面的科学论证。《资本论》第一卷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著作，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主要的著作。《资本论》被誉为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理论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光辉灿烂的科学巨著。

然而，马克思呕心沥血写成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由于缺乏资助，只印了1000册，所得稿费是多少呢？少得可怜。马克思烟瘾不小，平时烟不离口，抽得又快又猛。马克思曾对拉法格说，《资本论》的稿费甚至不够付他写书吸雪茄的钱。由于长年的贫困，马克思不得不吸劣等牌子的烟，因此，吸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以致医生曾不止一次禁止他吸烟。

虽然《资本论》的稿费收入甚微，但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影响，决不能用经济价值来衡量。当《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时，正值欧洲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它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后又被翻译成俄文版、法文版和英文版等各种外文译本，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而到了《资本论》第二、三卷问世时，欧洲革命正转入低潮，人们对《资本论》的关切程度已远不如前。可见，人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理解主要形成于《资本论》第一卷广为传播的时代，当《资本论》第二、三卷分别间隔将近二三十年之后出版时，人们对《资本论》的认识早已经典化、公式化了。

《资本论》出版后的几个月，经过恩格斯的努力，在好几家报纸上刊登了《资本论》出版的简讯，序言也被多家报纸转载。不久后，恩格斯在《民主周刊》、施韦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狄慈根在《民主周刊》接连发表了书评，充分赞扬了《资本论》的价值。马克思认为，施韦泽书评虽有个别错误，但他的确钻研了这部书，并理解了它的中心思想。但狄慈根当时只是一个制革工人、初出茅庐的年轻小伙子，马克思是第一次提到他的名字，称赞他有哲学头脑。后来，他果然没有辜负马克思的期望，成为一位杰出的工人哲学家。

在1867年，第一次出现了专家对《资本论》评论。此人就是鼎鼎大名的柏林大学教授杜林。他的书评发表在迈耶尔辞典的《附录》里。马克思认为，这篇文章并没有抓住《资本论》的基本思想，但马克思没有对这篇评论表示反感和不满，甚至说它是“很有礼貌”的。马克思推测出，杜林之所以要写一篇赞扬《资本论》的文章，除了对这部著作有兴趣和同情外，还表白了他对罗雪尔和其他某些权威人士对《资本论》的恶语中伤的不满。但恩格斯一开始就对杜林的文章不大满意，事实证明了恩格斯的远见。因为杜林在不久后就改变态度，对《资本论》进行大肆攻击。恩格斯不得不腾出许多精力，再写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反杜林论》。

赞扬《资本论》的，除杜林外，还有各种不同学派、不同政治见解的学者。卢格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位。他曾是一个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极端仇视共产主义，并没有多少经济学的专业知识，但他却高度评价了《资本论》。他写道：“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给各个历史时代的发展和衰亡、阵痛和可怕的苦难岁月投射了灿烂的、有时是令人目眩的光辉。关于无偿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关于对曾经为自己工作的工人的剥夺，以及关于未来对剥夺者的剥夺的研究，都是经典式的。马克思学识渊博，有着卓越的辩证法的才能。这部著作超出了许多人士和报刊作家的水平，但毫无疑问地它将深入人心，并且尽管它的构思宏大，甚至正是由于构思宏大，它定将发生强烈的影响。”（《马克思传》，第483页）卢格的评论是从政治上着眼的，写得十分深刻。马克思当时读到这样的评论，感到十分欣慰。同样对《资本论》作出了高度评价的，还有著名的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他赞扬《资本论》中“有着大量极其有趣的，无可争辩的，虽然是使人战栗的事实”（《马克思传》，第483页）。卢格和费尔巴哈，尽管学术观点不同，但他们都是有眼力的，经过研究，看出了《资本论》这部不朽著作的价值和动人前景。因此，虽然马克思的稿费收入所得无几，但这些评论的价值可谓是千金难买。

一百多年来，这部著作被译成了几十种文字，出版了数以百计的版本，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资本论》的第一个译本是俄译本，译者是以笔名“尼古拉·逊”闻名的丹尼尔逊，最重要几章是青年革命家洛帕廷翻译的。1870年洛帕廷拜访马克思后，马克思这样评价他说：“他有灵活的、批判的头脑，愉快的性格，像俄国农民一样刻苦，他对什么都感到满足。”（《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四卷，第383页）马克思认为俄译本“译得很出色”。俄国的书报检查机关根据以下的理由许可它出版：“虽然就信仰来说，作者是一个十足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整本书都表现出十分肯定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是考虑到该书的叙述并非任何人都能理解，另一方面，这种叙述又具有科学的、数理的论证形式，因此本委员会认为该书可免于法律追究。”俄国的书报检查机关的这个审查使马克思大感意外。他觉得这是一个命运的讽刺。因为他曾用三种文字——德文、法文和英文——对俄罗斯的统治者作了不疲倦的斗争，结果他的《资本论》俄译本却在俄国首先出版。1872年3月27日，《资本论》俄译本问世，初版3000册，到5月25日就销售了1000册——占全部印数的三分之一。1871年，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先生在他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一书中已证明，马克思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发展。使西欧读者在阅读他的这本出色的著作时感到惊异的，是纯理论观点的始终一贯。

1872年法译本也开始出版，它和大体同时出版的德文第二版一样，是分册出版的。法译本是约·卢阿翻译的。原译作很不理想。马克思花了许多功夫来修订，以至于马克思多次抱怨说，还不如自己亲自翻译来得轻松。但正因如此，法译本有着和原书可以媲美的独立的科学价值。马克思对英译本寄予厚望，但译本在他生前始终未曾出现。

但是，《资本论》在英国的上层人士中很有影响。在马克思去世后的1886年，恩格斯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马克思的理论“在英国‘有教养者’队伍中的传播，不亚于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传播”。20世纪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巴赫金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认为“英国的共产党非常特别，其中有很多勋爵和知识分子”。这是因为真理的传播，往往是在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中进行。80岁的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谈到他年轻时曾读过《资本论》，对他的爱情也有帮助。在回忆起和妻子索妮娅相识的日子，佩雷斯深情地说：“我从第一眼就爱上了她，然后就开始热烈追求，给她读诗、甚至马克思的《资本论》。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对我们很有帮助。就这样，我们的爱情开始了。”

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稿费所得，《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还记载了这样一件逸事：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除了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外，还将《新时代》杂志转载《资本论》的有关章节所得的稿费，给马克思的继承人转去。1894年9月23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写道：“非常感谢《发展》的阿尔明尼亚文译本。”“马克思《资本论》中几章的稿费，我请求从我的文章的稿费中扣除并寄来以便转给继承人。如果我的稿费不够，请用我将来的著作来弥补这个差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第287页）后来，按照恩格斯的吩咐，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出版的恩格斯著作的稿费寄给维·阿德勒，供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