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叙事文本中女性形象的研究现状

（一）文学批评与女性形象研究

女性主义是理论学界较少的行先于言的学说，要谈女性主义理论，则要从女性主义运动讲起。

两个多世纪以来，女性主义有三次影响较大的运动浪潮。有学者这样简要地概述女性主义运动的目标：女性主义运动是向传统劳动分工方式的挑战（李银河，2004：29）。早期的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者被统称为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的抗争结果，是为西方女性争取到了选举权、受教育权和就业权利。而对中国而言，当时也有一些女性解放运动与西方的这一浪潮相呼应，如女学的兴办、共爱会等女性组织的兴起等，虽未取得和西方同等的运动成果，例如民国政府在女性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问题上一再搪塞推诿；但阻力之下，也迈出了我国女性解放的坚实的第一步。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的高潮则是在“二战”之后，集中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女性已经拥有了选举权、受教育权和就业权之后，旨在批判各个领域里的性别主义和性别歧视。而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成形，便是与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密切相关。

西方的女性文学批评最初具有影响力的两位领军人物当属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前者在《自己的一间屋》等一系列著作中，坚定地相信女性文学传统的可能，并从女性文学谈到了更深远的女性在历史中所拥有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教育条件等广义的文化语境，在此基础上，伍尔夫最早提出了“双性同体”的思想——“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都有两种力量在统辖着，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正常而又舒适的存在状态，就是在这两者共同和谐地生活、从精神上进行合作之时”，“柯勒律治说，伟大的脑子都是雌雄同体的”（伍尔夫，2001：578）。波伏娃则以1949年出版的著作《第二性》奠定了在女性主义研究中的地位。该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形中的所谓‘女性’”（波伏娃，1986：23）。这引发了对于女性的探讨，女性究竟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由此，社会性别（Gender）被提出，并且成为女性主义理论当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探索女性为何受到压迫，不平等性别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怎样促进女性的思想解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刘霓，2001）。

而自发端之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大概可以分为两大主要派别，即英美派和法国派。不同派别在不同时期的理论和主张有所变化，但英美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一点一以贯之，那就是发掘女性自身的文学传统，建立女性文学史，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女性作家之间的关系，来对抗和摆脱强势的男性中心的文学传统对女性的压抑和遏制（朱立元，2005：350）。而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更具有解构主义的特色，虽仍然重视女性的写作文本和使用语言，但本质上对“女性文学传统”等命题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寻找所谓“女性文学传统”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巩固男权文学强势地位的过程。此外，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话语中，黑人和女同性恋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不可忽视，它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就我国而言，对女性的书写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虽一直或明或暗存在，然而具有女性意识的叙事乃至女性进行自觉的文学创作，应该从近代开始算起。两千年的父与子的权力循环的话语体系中，极端一点来说，女性只是存在，而并未活过。在父权秩序统领的社会中，有妻子、有女儿、有妇人、有婢妾，而没有女性。但，从秋瑾的时代起，中国出现了一批批真正代表新社会力量的女性社会活动家、女演讲家、女宣传者、女革命家和女战士（孟悦　等，2004：25）。到了“五四”时期，更是崛起了新文学的三代女性作家，其创作始自“五四”，影响绵延至解放后，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女性文学”（游有基，1994）。

由此发源的女性叙事文学，在革命话语的时期相对沉寂，如有研究者这样评价“十七年文学”：在一个所谓没有性别差异的年代的文学中，可以看到性别原来以另一种话语方式出现，并紧密地与当时的政治运作和意识形态缝合着。主导的男性叙事话语只是把“女性的”变成“男性的”，貌似“无性别”的社会，文化氛围压抑着的只是“女性”而不是性别本身，而突出的或剩下来的“男性”又受到背后的集“党”“父”之名于一身的更高的权威所支撑，成为唯一认可的性别标签（陈顺馨，1995：22）。

然后在“文革”结束的新时期，女性作家和女性叙事再一次“浮出历史地表”，张洁、张抗抗、王安忆、铁凝、池莉等一系列女性作家涌现，新时期的女性话语和女性叙事依然与主流的男性话语产生着合谋也保持着张力。

而我国对女性文学的研究则要远远落后于创作。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人提出了妇女文学等提法，而并未展开讨论。真正进入学界视野的“妇女文学”研究是从80年代的外国文学翻译和介绍工作开始的。1983年，吴黛英的文章《新时期“女性文学”漫谈》发表，在标题内直接使用“女性文学”这一表述，不少人认为，这标志着“女性文学”作为一个概念术语，正式进入了新时期文学评论界（降红艳，2002）。而我国的女性文学研究始自相关理论的翻译和介绍，其发展初期就难免是以西方女性文学研究为参考和基础，以西方理论批判中国现实。到了80年代中后期，女性文学批评逐渐进入了自觉阶段。受西方影响的女性意识的观念得到重视，女性是否意识到自我在男权社会中遭受到不公平或者压迫，被视作是否觉醒的标准，这一女性意识的强调，给女性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点（刘钊，2004）。由此，一系列的女性文学批评著作诞生，如孙绍先的《女性主义文学》（1987），陈素琰的《文学广角的女性视野》（1988），王绊的《女性与阅读期待》（1991），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1995），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的男权意识的批判》（1995），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2003），孟悦、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2004），戴锦华的《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2007）等。

（二）大众媒介研究与女性形象研究

就西方的女性主义研究而言，直到20世纪70年代，其研究都还往往集中在人文科学范畴内，而不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而对大众媒介的女性视角切入，是从文化研究领域开始的。随着“社会性别”成为女性主义之中的一个关键词，“社会性别”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属性也被强调。大众文化是关于意义和价值在一个社会之中被建构与勾连的情境与形式。这些文化的形成过程，从大众媒介的意义生产与接受而言，具有制度的形式；而从人与人之间、各种文化和其他群体之内的符号互动来看，这些过程也是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即使不是唯一的，社会性别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化构成的关键要素（van Zoonen，2007：8）。

大众媒介主宰的流行文化，如肥皂剧、家庭剧、言情小说等在西方的女性主义研究中崭露头角，甚至后来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中心议题。研究者们关注的议题广泛，从传媒行业女性员工的聘用制度到大众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皆有所研究洞察。20世纪70年代，许多的美国电视台遭受女性团体抗议，因为电视台的节目要么对女性议题忽略，要么在再现女性上有着社会性别歧视。她们认为媒介，尤其是电视，应该展现更加积极、自由的妇女角色模式（Cantor，1988）。

总的来说，在西方大众媒介研究中的女性主义主题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

首先是刻板印象（stereotype）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最早由塔奇曼（Tuchman）提出完整的理论框架，她认为电视对妇女进行了象征性歼灭（symbolically annihilates），男人主导着各种电视节目的生产和编码，女性只有在肥皂剧当中才是主角，而肥皂剧中的女性塑造，却暗示女性，除开妻子和母亲之外的身份，其他都不重要。在这些刻画中，电视通过把妇女塑造成无能、次等和对男人毕恭毕敬的形象来象征性地贬低妇女（van Zoonen，2007：22）。这一类的研究往往运用量化的内容分析和社会实验的方法，目前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对刻板印象研究的批评主要针对其对媒介内容的过度重视，而忽视了受众的能动性。

其次是色情（pornography）研究。在研究初期，色情研究并没有像刻板印象那般受到研究者的重视；70年代，以特尔玛·麦科马克（Thelma McCormack）对媒介研究成果的评价开始，她发现很多研究具有男性观点，聚焦色情媒介的消费功能，而遗忘了其对女性的贬低。自此开始，不少女性主义者认为，包含色情内容的文化产品，实际上是把女性物化为令男人愉悦的客体，而且这一过程往往带有暴力和权力的性欲化，从而建构起了通过权力与暴力寻求愉悦的父权性欲形式（van Zoonen，2007：25）。甚至还有更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如安德烈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认为色情是女人蔑视女性的终极形式。色情不等于自由地描述裸体和性爱，色情也绝不是简单的性幻想的呈现，大众文化的色情消费中，包含的实质仍然是男性对女性的掌握和把控（van Zoonen，2007：26）。

再次是意识形态（ideology）研究。女性主义者中对意识形态研究较多的是较为激进的学派，他们结合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与女性压迫的批评、拉康的心理分析对阳具崇拜等鞭辟入里的洞察，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如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论证媒体是如何在当代社会成为霸权中介并构建了性别霸权。心理分析、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较多地被用在了意识形态研究之中。

除此之外，更多的文化研究范式、传播学范式也在渗透着女性主义，媒体的仪式化、社会化、扭曲化等议题也都从女性主义角度产生着研究成果。

我国的大众媒介研究视野下的女性形象研究，很多原始理论和范式都借鉴自西方的研究成果。目前我国的研究者最关注的是三类媒介类型中的女性形象：

（1）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广告中的性别歧视倾向十分明显，具体表现在强化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强化女性的文化客体、将女性商业化作为盈利手段、宣扬青春和色情等方面（刘达临等，1998）。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往往具有“性暗示”，能激发男性潜在的“性幻想”，广告策略往往是向男士们暗示：广告中的性感女郎即将是您使用产品的回报（丁小斌　等，2002）。也有研究者是从功能学派的角度，对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的消费持积极态度。他们认为广告中的女性总体形象正面美好，并且与社会习俗风尚、经济发展相适应，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今中国女性的整体面貌（杨瑶，2007：6）。

（2）主流话语中的女性形象。这一类研究关注“女性”这一相对边缘的性别，在大众媒介最核心的话语中的建构。如有对《人民日报》中女性形象的梳理，有对主旋律电影、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的探讨，甚至还有对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文教科书中女性形象的前后对比研究。这一类研究目前的结论没有太多令人意外之处：主流话语中对女性的表述较为谨慎，没有明显的性别歧视（姚鹭鹭，2007：38），但表达空间尚显狭小，传播者的性别意识和文本的女性视角有待增强（杜晓娜，2011：24）。

（3）目标受众以女性为主的大众媒介产品中的女性形象。这当中，几份女性报刊被研究的频度较高，如《家庭》《女友》《中国妇女》《瑞丽》《中国妇女报》《都市女报》等。这些女性报刊中的女性形象往往以正面为主，新时代女性的形象和传统女性的塑造被同样重视和受到积极反馈，呈现了一定的文化多元（赵文娟，2012：34-41）。但有时也过分强调男女平等以至于忽略了女性生理特征，使之成为没有性别特征的符号型人物（遇莹，2010：32）。除开报刊，就属电视媒介的女性节目被研究较多，栏目如《天下女人》《非诚勿扰》的关注者较多，剧集如情感剧、后宫剧的研究者甚众。研究者认为电视女性栏目所表现和塑造的女性形象大抵有这样的倾向：现代女性形象、中产阶层倾向、角色冲突的矛盾形象和文化产品的广告形象等（苏杉，2006：4），相对多元化，但未颠覆男性霸权；而影视剧大抵也是较为多元，却未能摆脱一些模式化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