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分·机遇·责任

——我与儿童文学

多年来，我主要做文学组织工作，偶尔写一点评论文章。在儿童文学评论队伍里，我只能算是个散兵游勇。我是如何介入儿童文学工作，又是怎样写起儿童文学评论来的呢？这就要回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

一

1955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社论中尖锐地批评了“中国作家协会很少认真研究发展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问题”，并明确地提出：为了改变目前儿童读物奇缺的情况，“首先需要由中国作家协会拟定繁荣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计划，加强对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领导”。在《人民日报》社论的推动下，同年10月，中国作协二届理事会主席团举行第14次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近期发展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计划，决定组织193名在北京和华北各省的会员作家、翻译家、理论批评家于1956年底以前，每人至少写出（或翻译）一篇（部）少年儿童文学作品或一篇研究性的文章。接着，又于11月18日向作协各地分会发出《中国作家协会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当时，我作为作协创作委员会秘书，参与了调查研究、文件起草等工作。如今，我还清晰地记得，1955年春，负责创委会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李季同志派我参加了团中央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从会上我了解到当时少年儿童的思想、学习、生活情况以及他们对文学艺术的需求，并聆听了胡耀邦同志所作的题为《把少年儿童带领得更加勇敢活泼些》的讲话。作协主席团第14次会议前，李季同志让我根据《人民日报》社论精神，结合从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的情况，并参考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波列伏依所作的《苏联的少年儿童文学》补充报告，代作协草拟一个要求作协各地分会加强对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指导意见。我写出初稿后，经过几次讨论，多位领导同志修改补充，最后形成11月18日下达作协各地分会的《中国作家协会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儿童文学工作。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把理论批评的兴趣和视野更多地投注于儿童文学领域。

二

作协创作委员会从1953年建立之日起，就把阅读当时发表、出版的作品，经常了解、研究创作情况和问题，定期（一个季度一次）向作协主席团汇报，当作自己的一项主要任务。1955年10月以后，根据作协主席团会议的精神，进一步加强了对儿童文学创作现状的研究。我发表于1956年、1957年的两篇儿童文学评论《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评欧阳山的童话〈慧眼〉》《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正是在创委会期间分工阅读作品、有感而发之作。同时，这也是响应当时发出的“一二年内，每一位作家至少为少年儿童写一篇东西”的号召。那时，从事儿童文学评论的人少得可怜。我作为一个初学评论写作者，也就满怀热情地、勇敢地投入到这个队伍中来了。《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一文在《文艺报》发表后，引起了有关童话体裁中幻想与现实的关系乃至童话的基本特征、艺术逻辑、表现手法等问题的讨论。《人民文学》《作品》《北方》《儿童文学研究》等刊物先后发表了十多篇论争文章，这场讨论持续了两年之久。新时期以来出版的多种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童话史、童话学等论著，对这场讨论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认为：“《慧眼》之争，开创了新中国成立后童话讨论的前声”“对于当时的儿童文学理论界是有益的”“不但促进了我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发展，而且也丰富了50年代尚不完备的我国童话理论”。现在看来，如果说我那篇文章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正在于它率先提出了问题，引起了一场认真的、说理的自由讨论，或多或少地活跃了当时儿童文学界学术论争的空气。至于文章本身，毋庸讳言，确实存有说理不够透彻、有些论断失之于简单化的毛病，这也反映了自己理论上准备不足和学养不够丰富。

从1955年底到1956年春夏之交，我从《人民文学》上先后读到柯岩的《儿童诗三首》《“小兵”的故事》《帽子的秘密》《爸爸的眼镜》等作品，我沉浸在阅读的愉悦之中，为这些诗篇所展现的纯真的童心、童趣所打动，情不自禁地要拿起笔来予以赞美和评说。于是我把当时能找到的柯岩的儿童诗作搜集到一起，细细品味，作了一些思考、研究，写出了《情趣从何而来？》一文。那时，我同柯岩互不相识，也没有报刊约我写这篇文章。选这个题目，可说是完全出自个人的审美情趣和发现文学新人的喜悦。文章写成后，先送《人民文学》编辑部，看能否在该刊“创作谈”一栏发表。过了一段时间，负责审读理论稿的编辑告诉我：文章可以用，但在“创作谈”中发，嫌长了些。我拿回稿子后，又反复推敲，作了若干修改。修改定稿的1957年10月，正是我女儿刚出世的时候。我住的那间十多平方米的屋子，一分为三：窗前一张两屉桌，是我挑灯爬格子的小天地；我身后躺着正在坐月子的妻子和未满月的婴儿；用两个书架隔开的一个窄条，住着我的母亲，她是特地从老家赶来帮助照料我们的。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并非宁静的环境、氛围、心情下，写成这篇文章的。由于改定的稿子仍近一万字，我就把它改投《文艺报》了。当时《文艺报》负责审稿的责任编辑是敏泽，分管文学评论的副总编辑是侯金镜。金镜同志对我说：文章写得不错，从作品的实际出发，作了比较深入的艺术分析，抓住了作者的创作特色。他鼓励我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文章很快在《文艺报》1957年第35号上刊出。这是最早评介柯岩作品的一篇文章，得到评论界和儿童文学界的好评，认为它是“有一定理论水平的作家作品论”；对儿童情趣的赞美和呼唤，“深深影响了一代儿童文苑”。这篇文章似乎成了我的代表作，先后被收入《1949—1979儿童文学论文选》《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一）》《论儿童诗》《柯岩作品集》《柯岩研究专集》《中国儿童文学论文选（1949—1989）》《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待出）等七八种评论选集。

由于我在50年代就加入儿童文学评论行列，并写了上述两篇多少尚有点影响的评论文章，因而被一些儿童文学史家看做参与建设“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的第一期工程”的实践者之一。

三

“十年动乱”期间，我不仅没写一个字，而且被逐出了文学队伍。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由于一些老领导、前辈作家的关怀，我才重新回到文学队伍。归队后写的第一篇儿童文学评论文章恰好又是评介柯岩的儿童诗。那是1980年初，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委员会拟出一本《儿童文学作家作品论》。评奖办公室的陈子君告诉我：“经与柯岩同志商议，她希望你来写写有关她和她的作品的评论。”这时，我已同柯岩相识，并在同一单位——中国作协工作。我写出《生活美·心灵美·艺术美——再谈柯岩的儿童诗》一文后，求正于柯岩。过了一些日子，她通过评奖办公室的同志转告我：看了评论文章，“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但似无1957年那篇完整”。事实也的确如此，我搁笔多年不写作品评论，一旦拿起笔来，不仅文思不够洒脱，而且笔头也发涩，比起当年写《情趣从何而来？》来要吃力得多。后来，我曾不止一次地听柯岩说起，在评论她的儿童诗的文章中，她对我1957年写的《情趣从何而来？》比较满意，因为它指出了作品的特点，能给作者以启发和引导。

我被分配承担儿童文学的组织工作，有机会为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摇旗呐喊，是在1985年初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之后。由于新产生的作协书记处成员中，没有专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评论的，同事们考虑到我50年代曾涉足儿童文苑，就分工让我联系这方面的工作了。我深知自己在儿童文学创作、理论研究上都没有什么建树，占据这个位置很不合适。但“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凭着我对儿童文学的兴趣和热情，也就勉为其难而又心甘情愿地跑起龙套、敲起边鼓来了。

分管儿童文学工作之后，我参与策划、组织的第一件大事是：1986年5月中国作协与文化部在烟台联合召开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以下简称烟台会议）。为筹备这次会议，1986年初成立了以我和罗英为组长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先后开过四次会，作协书记处也开了两次会，讨论决定了烟台会议的宗旨、主题、讨论重点、会议规模、组织领导等事项。会前我走访了严文井、金近等同志，并先后在上海、南京、北京作了调查研究，召集三四十位作家、评论家、编辑座谈，了解儿童文学创作情况和问题，听取他们对如何开好烟台会议，如何加强和改进儿童文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我草拟出题为《为创造更多的儿童文学精品开拓前进》的开幕词，听取作协书记处和会议领导小组的意见后又作了若干修改、补充。

烟台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儿童文学界前所未有的一次盛会。叶圣陶、冰心、严文井等前辈为会议题写了贺词。陈伯吹、叶君健、金近等近200位作家到会，可说是老、中、青儿童文学作家的大会师。王蒙作为作协的常务副主席，又是新上任的文化部部长，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讲了儿童文学与我们的未来、为儿童提供一个理想的精神境界、专心致志地创造新的作品等三个问题。我在开幕词中对新时期儿童文学成绩的估计、对面临的提高创作思想、艺术质量的任务的分析，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同。后整理改写成题为《向上攀登，向下深入》《回答亿万小读者的热切呼唤》的文章，分别发表在《文艺报》《人民日报》上。这次会议对创作问题的讨论尽管还不够深入和充分，但对鼓舞作家的创作热情，推动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和提高，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

四

我同儿童文学的缘分，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作协主席团一共通过两个关于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我都有幸参与起草了。前面已经提到，1955年我参与起草了《中国作家协会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时隔31个春秋，到了1986年烟台会议之后，由于我所处的岗位，我又参与了从执笔起草到修改定稿《中国作家协会关于改进和加强少年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全过程。烟台会议前，内蒙古的杨啸、北京的韩作黎和陈模等14位会员曾先后写信给中国作协，要求切实加强对儿童文学的领导，并提出了若干建议。烟台会议期间，我又专门安排时间听取了与会者关于改进儿童文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我把大家的愿望、要求、批评和意见集中起来，条分缕析，起草出《决议（草案）》。经作协书记处研究后，提交1986年6月举行的作协四届理事会主席团第四次会议讨论。我记得，那次会议是在国谊宾馆召开的。我在会上较为详细地汇报了烟台会议的情况，并就《决议（草案）》作了说明。到会的主席团成员都认为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推动儿童文学创作，加强儿童文学的研究、探讨，提高儿童文学队伍的思想、业务素质。根据荒煤、袁鹰等同志的意见，我当即在《决议（草案）》上加了一段，提纲挈领地提出了当前儿童文学创作、理论上有待认真讨论和探索的几个主要问题，即：如何进一步开拓、更新儿童文学观念，摆脱陈旧的创作思想、模式的束缚，在思想、艺术上创新的问题；如何更好地紧扣时代脉搏，反映少年儿童心声，塑造更多闪耀时代光彩的少年儿童形象的问题；如何按照当代少年儿童的心理特点、审美趣味、欣赏水平，创作出为小读者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问题。

经主席团审议通过的这个《决议》在《文艺报》发表并下达作协各地分会后，就按部就班地抓《决议》中提出的八项措施的落实。经过充分酝酿、协商，在原有创作委员会儿童文学组的基础上，恢复了儿童文学委员会，仍由老作家严文井任主任委员，我和刘厚明担任副主任委员。作协主办的报刊也按《决议》要求率先经常刊登儿童文学作品、评论文章。《文艺报》从1987年1月起开辟了每月一期的《儿童文学评论》专版。《人民文学》也同时增辟了“儿童文学”栏目。书记处在讨论、制订作协1987年工作计划时，将举办首届儿童文学创作评奖列为其中的一项。如果说1955年作协发的那个《指示》的巨大影响在于动员会员作家每人每年为少年儿童写一篇作品的话，那么1986年作协《决议》的主要成果则是把儿童文学界企盼已久的创作评奖落到了实处。

五

1953年，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发起举办了首届（1949—1953）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1979年，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共青团中央、中国作协等八个单位联合举办了第二届（1954—1979）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这以后，全国性的儿童文学创作评奖中断了七八年。到了1987年举办中国作协首届（1980—1985）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才在评选范围、时间上与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等单位举办的上述两次评奖衔接起来。过了5年，1992年又举办了中国作协第二届（1986—1991）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作协举办的这两届评奖，都是全国性的，包含儿童文学各种体裁、样式的评选。

可说是由于一种历史的机遇，把我这么一个既没有成就又没有名气的“打杂”的，推上了实际负责作协两届儿童文学评奖的位置。首届评奖由严文井同志挂帅，我和王一地具体操作，康文信承担了初评的组织工作。1988年初我染重病后，作协书记处又委托韶华协助抓了首届评奖的后期工作。第二届评奖聘请冰心、严文井、陈伯吹、叶君健、袁鹰几位前辈任顾问，实际工作的担子落到了我的肩上，樊发稼、高洪波协助我做具体组织工作。两次评奖都经过这样几个步骤：各地作协、出版社推荐作品，初评读书班提出备选篇目，评委在阅读、讨论的基础上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产生获奖作品。据我了解的情况，评委会与初评小组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力求把这项评奖办成足以反映当时我国儿童文学创作水平的、具有一定权威性的、高层次的奖励。在评选过程中，委员会坚持认真阅读作品，广泛交换意见，严格掌握评选标准，坚持少而精的原则，讲究质量，宁缺毋滥，尊重评委与初选组成员个人的判断和选择，充分贯彻民主的原则，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秉公办事，警惕、杜绝评奖工作中的不正之风。我作为评奖的组织工作者，是努力按照这些原则、要求去做的。尽管如此，每次评奖仍难免有遗珠之憾，工作中疏漏、失误之处也肯定会有的。所有获奖的作品都还需要进一步接受群众的检验，时间的考验。虚心听取批评意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评奖工作，是我们做组织工作的应取的态度。但是，对于一些毫无根据的批评（如1987年底个别会员擅自用某作协分会的名义，指责作协首届评奖的初选工作是“一两家杂志包办”“某人做了手脚”“纯属哥们儿评奖”，甚至扬言要退出作协举办的评奖），则必须冷静、耐心而又毫不含糊地做思想工作，及时排除对评奖活动的干扰。

六

我在作协书记处这个位置上，今年已进入第10个年头。正是由于职务的关系，这些年我还兼任了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执行委员、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委员、《儿童文学》编委等社会职务，并不时要代表作协主持、参与有关儿童文学创作、理论问题座谈会或作家、作品研讨会。除上述1986年烟台会议外，1988年10月我还代表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在烟台主持召开过一次儿童文学发展趋势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14个省、市、自治区的70多位作家、评论家、编辑，那是儿童文学界又一次较有代表性和影响的聚会。我在会上作了题为《更贴近大时代，更贴近小读者》的发言。

近10年来，我应各省、市作协及少年儿童出版社、儿童文学研究会等单位之邀，先后参加过1985年11月在贵阳花溪召开的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1990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儿童图书与插图研讨会，1990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90上海儿童文学研讨会，1991年7月在河北承德召开的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分析会，1992年在北京平谷召开的’92北京儿童文学研讨会，1993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中日儿童文学研讨会，1993年8月在四川温江召开的海峡两岸儿童文学交流会，以及在浙江、山东、云南、湖南、新疆等地召开的研讨会、座谈会、笔会。

参加这些会议，我经常要扮演两种角色：会议主办单位往往希望我作为分管儿童文学的书记代表中国作协讲几句祝贺的话，而我自己则愿意作为一个评论工作者，围绕会议的主题、讨论重点，讲一点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我这个人一向比较认真，加上长期当秘书养成的习惯，凡是答应参加的研讨会或座谈会，总要事前写出发言稿或详细的发言提纲，我不愿意、也不善于即席发表即兴式的讲话。正因为如此，我往往不得不在会前利用有限的时间，仓促地做一点调查研究，占有必要的材料，经过认真、深入的思考，选一个角度或一个侧面，写成发言稿。会后再在发言的基础上整理成文章。这些年来，我写的为数不多的儿童文学评论文章，十之八九是这样产生的。这些文章就其内容来说，大体上分为三类：一是对儿童文学中某个问题或某种题材、文体进行探讨的，如《关于儿童文学创新的思考》《谈儿童文学的主旋律及其他》《增强少年小说的吸引力》《寻求新的突破——略谈战争题材儿童文学》《童话的艺术魅力——〈世界童话精品〉序》等；二是对全国或一个地区的儿童文学现状或作家群作宏观扫描的，如《山东儿童文学的新收获》《云南儿童文学前途似锦》《发扬优势，提高质量》《回眸与前瞻——纵观八九十年代儿童文学创作态势、走向及队伍建设》《共同的探索与追求——试谈海峡两岸童话理论和创作之异同》等；三是对卓有成就的儿童文学作家或文学新人的作品作评说、介绍的，如对金近、陈模、林良、林焕彰、常新港、刘海栖、孙云晓、李国伟等作家作品的评论。

我的这些文章大多严谨有余，活泼不足，囿于传统观念，缺乏新鲜气息。文章的这种得与失，可能都同我长期做组织工作，在文学界“打杂”有关。因为多年当秘书，对报告、讲话、发言这种文体比较熟悉，写起来可说是得心应手。在60年代初，我就被同事们戏称为“材料作家”“文件作家”。也正因为老写讲话、发言，就不容易完全摆脱“报告八股”的束缚。对创作中新事物的敏感减弱了，感受、把握形象的艺术感觉差了，文风也就不够生动活泼。这也许正是双重身份——又是组织工作者又是评论工作者赋予我的评论个性和特色。

七

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似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嫌。我的本意只是为了记录下我在儿童文苑留下的印痕，让朋友、同行、读者了解我与儿童文学的缘分。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我同儿童文学的因缘，可概括为5个“两”，即两个决议（参与起草1955、1986年作协关于儿童文学的两个决议）、两篇文章（50年代中期写了《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情趣从何而来？》这两篇小有影响的评论文章）、两次会议（1986年、1988年主持在烟台召开的两次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两届评奖（1987年、1992年参与、主持作协举办的首届、第二届儿童文学创作评奖）、两种角色（既作为作协书记处书记又作为评论工作者参加各种儿童文学活动）。这么些年，我在儿童文学方面的所作所为，仅此而已。本来，在作协书记处书记、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个位置上，理应为儿童文学界更多地干一点实事。然而，由于主客观诸多因素，未能如愿。从1989年春夏之交到现在，中国作协下设的7个委员会，包括儿童文学委员会在内，由于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一直处于暂停启动的状态。近5年来，作协除了于1992年举办了第二届儿童文创作评奖外，就没能再用儿童文学委员会的名义开展任何活动，包括作品及创作、理论问题的讨论，组织参观访问、与小读者见面等。面对这种状况，我无能为力，只好听之任之。何况我年届花甲，身体又不太好，也就不愿去操那份心了。每当我想到自己未能更好地抓住机遇，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为儿童文学的发展、为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更多地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心中不免留下些许遗憾和愧悔，深感有负儿童文学界同行的期望和委托。

过去的已追悔莫及，只有今后用实际行动来弥补了。我当抖擞精神，继续为孩子们呐喊，同儿童文学战线的老将新兵一起，在塑造未来一代美好心灵的事业中，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1994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