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作协的情缘

中国作家协会从它的前身全国文协成立之日算起，到现在已走过一个甲子风风雨雨的路程。60个春秋，中国作协一共开过7次代表大会。除1949举行成立大会时，我还是个青年学子，没有跨进文学门槛外，后来几次代表大会，我作为大会工作人员或大会代表，都是积极参与者和见证人。别的我不敢言“老”，要说“老作协”，也许我还可以勉强算上一个吧。

从我在几次“作代会”上扮演的角色，也可从一个侧面了解我在文学界“打杂”、跑龙套的经历和在人生路上留下的几个脚印。

第一次“作代会”即全国文协成立大会，是在中国革命取得基本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刻，与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同时举行的。那时，我刚从高中毕业，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初学写作者，密切关注那次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学家、艺术家大团结、大会师的盛会。从报纸、广播中获悉毛主席亲临文代大会会场，对代表们说：“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毛主席的这番话，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不仅当时成了激励我投身文学工作的动力，而且后来成了治疗我的“打杂烦恼症”的灵丹妙药。每当我在文学界“打杂”遇到麻烦或不称心如意的事情，我的耳边就响起“人民需要你们”这一亲切动人的声音。它一次又一次成功地说服我在“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这个岗位上坚持下去。

第二次“作代会”是在我国进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新时期举行的。那时我是一个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刚满一年的年轻干部。1952年冬，我的第一个上级严文井带领两个秘书，即一个丁玲秘书陈淼，一个原定给周扬当秘书的我，跨进作协大门，最早投入二次作代会的筹备工作，为改组全国文协为中国作协做准备。我作为创作委员会秘书，有幸在冯雪峰、邵荃麟、沙汀麾下，参与组织部分在京作家、批评家、文学界领导骨干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具体工作。两个多月，围绕4个专题，召开了14次学习讨论会，我自始至终担任讨论会的记录。学习结束后，我写了一篇八九千字的《学习情况报道》，登在《作家通讯》上，为这次作为第二次作代会思想准备的学习，留下了一份备忘录。对我个人来说，则好像上了一期文艺理论学习班，为我后来从事文学评论打了一点基础。

第二次“作代会”是和二次文代大会一起举行的。我和时任创委会秘书室主任的陈淼一起，担任文代大会主席团秘书。我凭着那个写明职务的胸卡，不仅可以到各小组了解讨论情况，会后综合整理出一篇《历史估价问题和创造人物形象问题的讨论》，为文坛留下一帧史影，而且得天独厚，有机会参加大会主席团会、临时党组会，频频接触文艺界领导同志。尤其令人难忘的是1953年10月4日那一天，毛主席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怀仁堂后面的草坪上接见出席文代大会的全体代表。合影之后，毛主席面带笑容，同代表们挥手告别，大家报以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鼓掌和欢呼。我尾随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大会主席团成员，送毛主席等到怀仁堂后门入口处。当毛主席走上台阶，回过头来，再次挥手同代表们告别时，我就站在台阶下面，距离毛主席真是近在咫尺。可我竟没有勇气伸过手去，同毛主席握一握手。那时，我老实拘谨、循规蹈矩到了何等程度！至今想来，不禁扑哧一笑。

第三次“作代会”是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与四次文代大会一起举行的。这是粉碎林彪、“四人帮”后，各路文艺大军胜利会师的盛会。那时我归队已有一年。会前那一年，从春到冬，我参加大会筹备组文件起草组的工作，参与起草《作协工作报告》、修改《作协章程》，在大会前夜还赶写了一篇《开幕词》。脱离文学队伍十多年的我，经过这一段补课，认真学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特别是亲耳聆听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感到心明眼亮了。

如今我的眼前还清晰地浮现出第三次“作代会”上，那些从牢房、牛棚、“五七干校”走出来的、阔别多年的作家相拥在一起的动人情景。挣脱了精神枷锁的代表们在“作代会”上充满激情、精彩纷呈的发言，不仅博得到会代表热烈的、持久不息的掌声，而且吸引了众多的出席剧协、音协、美协等代表大会的代表来旁听，一时传为佳话。我当时担任“作代会”简报组组长，和组里的几位同事，情绪亢奋，夜以继日地赶写简报，反映作家们很久以来埋在心底的声音。我还清晰地记得，“作代会”闭幕的那天，周扬同志到会就民主问题、团结问题讲了话。周扬同志真诚地向在自己主管文艺期间受过错误批判、打击的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陈涌、秦兆阳、刘绍棠等同志公开道歉。他的讲话引起了强烈反响。我当即根据自己的笔记整理成《周扬同志讲话摘要》，刊登在大会《简报》上，为当代文坛留下又一帧真切的史影。

第四次“作代会”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新形势下举行的，是一次以“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为目标的会议。那时，我进入作协领导班子——党组已有两年多。我满怀热情、全力以赴地投入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分工负责修改《作协章程》、选举产生大会代表、提出新一届理事会组成方案等工作。大会期间，我名副其实、独当一面地挑起了副秘书长的担子，大会小会，频频亮相，台前幕后，马不停蹄，一时成了一个大忙人。

这次代表大会的热门话题是：坚持“双百”方针，保证创作自由。我记得，这次大会后，包括我在内的10位作家一起会见中外记者。当外国记者提出中国作家有无创作自由、创作自由是否有各种框框这样咄咄逼人的问题时，王蒙从容而轻松地回答：“任何创作只要不违犯法律，都将是自由的”，“如果一位作家写了歌颂江青的作品，那就会受到公众的嘲笑，他走在大街上，人们会朝他吐口水的”。他的敏锐、机智，赢得一片笑声和掌声。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的《作协章程》和我在大会上就修改《章程》所作的说明，也引起新华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纽约时报社等中外媒体的关注。外国报刊、通讯社都突出报道《作协章程》规定“发扬文艺民主，保证创作自由”，作家“有自由可以描写生活的一切方面，而不是像过去提倡的那样只写工农兵”，“敦促作家们大胆地开辟新天地”。有的朋友、同事见到“大会秘书长束沛德先生”的名字接连两天出现在《参考消息》上，给我开玩笑：“你成了新闻人物了！”

第五次“作代会”是在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背景下，与第六次文代大会同时举行的，是文艺界继往开来、迎接新世纪的盛会。这时我年届65岁，早该“到站下车”了，只因等待班子换届，拖延下来。我是当时作协班子里唯一参与过上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人，出于一种责任心，我不得不充当承前启后、拾遗补缺的角色。大会期间，我又一次勉为其难地担任副秘书长，并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作协章程》的说明，以至一位领导同志也戏称我为“章程专家”了。

第五次“作代会”期间，中央组织部一位负责人来会上传达中央有关作协领导班子换届的精神。他在讲话中谈到，我和另外两位作协书记处书记，由于年龄偏大，不再进入下届班子。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我平静而宽慰地面对这个期盼已久的决定。随后，在选举作协新一届全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时，我出乎意料地以高票当选。这对搞了大半辈子文学组织工作的我，也算是一种肯定和鼓励吧。我从中得到一丝慰藉。

第六次、第七次“作代会”召开之际，尽管我已从作协一线退下来，但一直还挑着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负责人的担子，因此仍为大会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在会上被推举为全委会名誉委员。当然，我心里明白，主席团委员也罢，名誉委员也罢，都是一种安排，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真正重要的变化，是我顺利地交了班，作为一名文学组织工作者，算是画上句号了。从此我可以按一种新的节奏、新的方式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了。

2000年6月写，2009年7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