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藏书楼与图书馆

在清末之前，中国有“藏书”和“藏书楼”之称，而无“图书馆”之称。于是，一提起图书馆和图书馆学，至今许多国人仍然认为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而否认中国古代就有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中国古代有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吗？这种质问至今仍不绝于耳。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新式图书馆（近代图书馆）蓬勃发展之时，然而当时仍有一些人反对图书馆学学科建设。杜定友先生描述当时情景时说：“一般人根本反对图书馆学，以为我们现在只有藏书楼，没有图书馆。而且我们中国古书，只要保存，不必致用。而对于保存方面，现在各省图书馆已很能胜任，不必有什么专门人才去管理。这种理由是很不充分的，不值一驳。”[22]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杜定友先生当年认为“不值一驳”的问题至今仍以“问题”存在，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至今一些人仍然认为中国古代只有藏书楼而无图书馆。

一 “藏书楼”称谓向“图书馆”称谓的转变

众所周知，中国有悠久的藏书历史。“藏书”一语首见于《韩非子·喻老》，其曰：“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冯于周途，冯曰：‘事者，为也，为生于时，知者无常事；书者，言也，言生于知，知者不藏书。今子何独负之而行？’于是王寿因焚其书而舞之。故知者不以言谈教，而慧者不以藏书箧。此世之所过也，而王寿复之，是学不学也。”韩非述此故事，非反对藏书，而是反对徐冯的“知者不藏书”的观点，同时嘲笑王寿“焚其书而舞之”的“学不学”之行。

那么，“藏书楼”一词何时出现的呢？江向东先生于2011年发表的《“藏书楼”术语宋代文献记载考》一文对此问题进行了详考。在此文中，江先生通过对多部宋人著作的考证后指出，迄今所知最早使用“藏书楼”一词的是1190年刊版的曹勋的《松隐文集》；“藏书楼”之称，并非发源于私家藏书，而是发源于官方藏书机构，如1228—1231年前后出现的江西铅山县学藏书楼和1272年落成的扬州州学藏书楼，是迄今所知最早以“藏书楼”命名的官方藏书处所，比1847年建的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早600多年；在宋人文献中，除了用“藏书楼”一词专指某一具体的藏书处所之外，大部分情况下是当作通用名称来使用的，如刘学箕的“养浩堂”、陈贻范的“庆善楼”、张德明的“拥书楼”等藏书处所，就被时人称为“藏书楼”。[23]可见，最迟从南宋始已有将藏书处所通称为“藏书楼”的指称术语了。

在概念内涵上，前文提到的“馆阁”与“藏书楼”是同义概念。虽然用“藏书楼”一词通称藏书处所至迟从南宋开始就已形成，但这种通称并没有自此流行起来。综观中国古代各类藏书处所，用“藏书楼”命名的少之又少。用“藏书楼”一词泛称藏书处所，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起来的，但是此时的“藏书楼”不仅泛指以往国内的藏书处所，而且还把国外的藏书处所（图书馆）亦译为“藏书楼”（所用词语不一，如“书馆”、“书楼”、“书堂”、“书籍馆”等，但都是在“藏书楼”意义上使用的）。在此之前，曾有人把西方的图书馆译为“书院”。如意大利人艾儒略在明天启癸亥年（1623年）所完成的中文译著《职方外记》中说道，欧罗巴（欧洲）诸国城市“皆有官设书院，聚书于中，日开门二次，听士子入内抄写诵读，但不许携出也”[24]。艾儒略把图书馆译为“书院”而没有译为“藏书楼”，说明在明代尚未流行“藏书楼”一词。而且，艾儒略所用的“书院”一词与中国古代四大藏书体系中的“书院”在文字上相同，也许此故，艾儒略所介绍的西方图书馆（“书院”）未引起国人的重视。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国，后兼使法国，其所著《伦敦与巴黎日记》中把西方公共图书馆（library）译为“书馆”[25]，把大学图书馆译为“大书堂”，而把法文“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直接音译为“比岪立若代葛安”[26]，仍未把图书馆译为“藏书楼”。这说明在1876年左右仍未流行“藏书楼”一词。从现有史料来看，1896年之后“藏书楼”一词开始流行起来。例如：1896年，李瑞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提出了“设藏书楼”的建议；1898年，清政府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规定学堂应设有“藏书楼”；1898年，蔡尔康翻译的《李傅相历聘欧美记》中，把美国国会图书馆译为“藏书楼”；1901年，袁世凯在《奏办山东大学堂折》中提出学堂应设“藏书楼”；1904年，康有为把自己旅欧时见到的图书馆称为“藏书楼”；1906年，刘光汉在《论中国宜建藏书楼》一文中把自己所向往的西方图书馆称为“藏书楼”；此外，1901年创办的上海格致书院藏书楼、1902年创办的古越藏书楼、1903年创办的浙江藏书楼、1906年创办的国学保存会藏书楼等，均以“藏书楼”命名。[27]

在清末新政（1901—1905年）前后时期，是“藏书楼”和“图书馆”交替使用时期。在新政之前，如上文所列的李瑞棻、蔡尔康等人的文章中仍然使用“藏书楼”一词；而新政后的1906年，刘光汉发表《论中国宜建藏书楼》一文，虽名为“藏书楼”，但在文中又同时使用“图书馆”一词，如其说“今考东西各帮，均有图书馆”。这说明在当时“藏书楼”和“图书馆”是同义词，可以交替使用。

黄宗忠先生认为，汉语“图书馆”一词是从日本引入的，其时间是1896年。黄先生说：“1896年，孙家鼐从日本引入这一名词，它首先出现在1896年9月27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由梁启超等人办的《时务报》中的‘古巴岛述略’的文章中。这是一篇日本人著的文章，是‘图书馆’一词见于中国报刊的开始。”[28]如果说孙家鼐当年是把日文“図書館”直接译作汉语“圖書館”，那么，1897年张元济制定的《通艺学堂章程》中所说的“圖書館”，则可说是国人最早自觉使用的“图书馆”一词了。[29]无论如何，19世纪最后几年里在国内已出现“图书馆”一词可以说是“信史”。而1904年清政府决定把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更名为京师大学堂图书馆，同年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的创建（1905年扩建后更名为湖南图书馆），则成为“藏书楼”称谓转变为“图书馆”称谓的风向标，此后，“图书馆”一词便流行全国。据《申报》载文统计，1899—1906年，出现“图书馆”一词不多，从2篇到7篇不等，但到1907年就陡增至29篇，至1920年突破百篇，1934年突破300篇。[30]

从现在的汉语语境而言，“藏书楼”确实已成为古代藏书处所的泛称。这不是由人们学术观点的转变所造成的，而是由语言环境的转变造成的。程焕文先生主张“藏书楼”和“图书馆”都是“西学东渐”的产物的观点，据此他曾明确提出“‘藏书楼’不可以作为中国古代各种藏书处所的通称”[31]。这是一种学者个人的学术观点。当然，持“藏书楼”是古代藏书处所之泛称的观点的人不在少数，而且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越来越多。本书所称“藏书楼”，就是在“古代藏书处所的泛称”意义上使用的。不过本书对藏书楼的定义是：中国古代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的文化设施。从字面上来看，这一定义与近现代图书馆的定义几乎没什么区别，这是因为无论是古代的藏书楼还是近现代的图书馆，都属于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的文化设施，也就是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机制（共相）即收集、整理和利用文献；两者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收集、整理、利用文献的目的、范围、方式方法不同（异相）而已。古代的藏书处所与近现代的藏书处所有其共相，这是古代藏书楼亦可称为图书馆的历史根据所在。

二 藏书楼就是古代的图书馆

中国古代的藏书楼是不是图书馆？对此问题的回答，既有肯定者也有否定者。与此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古代藏书楼是不是近代图书馆的母体？对此问题的回答亦有肯定者与否定者之分。在否定者中，吴晞先生是代表人物。吴晞先生的下面三段话表达了他的基本观点：

近代之前的中国图书馆，尽管历史悠久，灿烂辉煌，但它们都不是图书馆，至少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图书馆。古人把它们称为藏书，后来又称藏书楼。……我们今天在研究中国图书馆的历史时，把古代藏书和藏书楼当作中国图书馆的源头或前身，是极不妥当的。……中国的藏书楼中缺乏演变成为近代图书馆的基本机制，不可能成为新式图书馆产生的母体。中西图书馆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中国的图书馆是西方思想文化传入中国的产物，中国图书馆的历史是从接受西方的图书馆思想和管理方法之后才开始的。我们姑且将之称为“中国图书馆西来说”。[32]

如果没有近代社会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的藏书楼再发展若干世纪，也没有可能自行演变成为西方式的近代图书馆。[33]

古代的藏书楼可以看作是中国图书馆的历史渊源，但却不是它的直接母体或前身。……进入近代社会之后，中国古代藏书几千年的历史中断了，旧式的藏书楼也逐渐消亡了，而不是发展转变成了新型的近代图书馆。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中，还没有一家新型的图书馆是在旧式藏书楼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34]

诚然，在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西来”的东西确实很多，包括“图书馆”这一名称以及服务理念、管理方法、技术方法等。但“西来”的东西再多，也不能表明中国的古代藏书楼与近代图书馆之间毫无承继联系。

第一，无论是古代藏书楼还是近代图书馆，都是在中国社会这一“母体”中产生的。既然是一个“母体”的产物，不可能没有“血缘”上的联系。这一共同的“血缘”联系的表现就是上文所说的它们都属于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的文化设施。当然，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是中国社会吸收西方图书馆理念的产物，在原有藏书楼的基础上多了一些“变异”因素，但这种“变异”并不能彻底改变或消除藏书楼的原有“遗传”信息。一个事物的发生、发展，始终表现为“遗传”与“变异”相互作用的过程。就像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虽然是对旧中国的推翻（革命），但新中国并不能彻底割断与旧中国“母体”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样，近代图书馆虽然放弃了旧式藏书楼的发展模式，但藏书楼的“遗传”信息仍然以“不在场”的方式影响着近代乃至现代图书馆的“在场”方式。如《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第一大部类；理论类书籍在前、应用类书籍在后；“政党理论”类以“党的领导人著作”为首等，这种立类原则和类目排列方法是对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以经为首、道先器后（或称学先术后）、“御书”或“制书”置前的观念与做法的继承而不是从西方学来的。

第二，也许有的人认为，相对藏书楼而言，近代图书馆的产生是一个“质变”，而不是“量变”，因此近代图书馆是完全不同于藏书楼的另一个事物。这是一种“误识”。事物的量变达到极值后产生质变，即有可能产生新的事物，但这一新事物仍然必须携带质变前的遗传信息，如同昆虫的“蛾”仍然携带“蛹”的遗传信息一样；质变前的事物和质变后的事物必然采取不同的运动方式，但这前后不同的运动方式之间仍然保持遗传联系，就像用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大豆新品种，虽然在培育方式上发生了从自然培育到人工培育的转变，但培育出来的结果仍然是大豆而不是像风马牛不相及的其他作物一样，尽管大豆的品质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仍不失为大豆。近代图书馆虽然采取了与藏书楼不同的管理方式和服务理念，但没有否定或消灭藏书楼的“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这一根本属性，只是进一步改善了收集、整理和利用文献的方式方法。

第三，至于说“中国的藏书楼中缺乏演变成为近代图书馆的基本机制，不可能成为新式图书馆产生的母体”，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中国古代藏书楼所隶属的中国社会（“母体”），是一个以先秦宗法制为“遗传”密码而建构起来的社会，虽然从秦朝始实行郡县制而宗法制受到很大限制，但其余绪仍然以强大的“遗传”力量规限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的心理倾向。宗法制社会的特点是重内轻外、重近轻远、尊卑有别，即所谓的“亲亲尊尊”的等级社会。这种等级社会环境决定了藏书楼的利用者主要限于“亲尊者”范围内，而不可能无差别地普遍惠及社会公众。[35]主要为“亲尊者”所利用的藏书楼确实“缺乏演变成为近代图书馆的基本机制”。在这种情况下，若想演变成近代图书馆，则必须引入外在条件（外因）的刺激。西方图书馆理念的引入，正起到了外因刺激的作用，从而促成了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古代藏书楼确实不能自发演变成近代图书馆，但我们不能由此否认古代藏书楼亦为图书馆的判断。古代藏书楼亦为图书馆，其根本依据在于藏书楼亦具备“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这一图书馆必须具备的根本属性，只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未能出现“图书馆”一词而已。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无“图书馆”之名，却有图书馆之实。就像中国古代无“法院”、“监察委员会”之名，却有审判、监察之实一样，中国古代的藏书楼，虽未名之“图书馆”，但实际上就是以“藏书楼”形态存在的图书馆，只不过未能形成向公众普遍开放利用的公共职能而已。

第四，众所周知，人类的文化是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亦即文化的发生、发展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图书馆作为文化现象，亦有其地域性和民族性，图书馆的发生、发展也是多元的，而绝不只有西方图书馆之一“元”（“源”）。古代藏书楼就是具有中华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古代图书馆形态，是世界图书馆多元体系中独特的一“元”。这就是中国古代图书馆与西方古代图书馆的差异性所在。中西古代图书馆形态自然有差异，但都可以叫“图书馆”，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是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的文化设施。

吴晞先生坚持“中国图书馆西来说”，这是一种学术观点。需要指出的是，吴晞先生从未否认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存在，如其所说“其实，将藏书或藏书楼称为古代图书馆亦无不可”[36]。吴晞先生强调的是，如果没有西方图书馆理念的传入，中国便不能产生近代图书馆；中国古代的藏书楼不是近代图书馆产生的“母体”。由此而言，吴晞先生所谓“中国图书馆西来说”，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国近代图书馆西来说”（加“近代”二字），因为中国古代图书馆是无法“西来”的。关于古代藏书楼与近代图书馆之间的联系，左玉河先生曾有过论述：

近代图书馆制度是从西方引入和移植的，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古代中国没有类似的组织及思想根基。古代中国藏书制度具有若干“现代性”因素，此种“现代性”因素为接纳近代西方图书馆制度提供了思想及组织基础，此亦为基本的历史事实。古代藏书制度之“现代性”因素主要体现在：古代中国的藏书楼并非仅仅是藏书之所，而且是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中心之一。官府、书院及私家藏书楼集编、藏、刻、售于一体，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藏书制度。换言之，藏书楼不仅是古代中国重要的藏书机构，还是编书、刻书、售书之综合性学术机构，有着多重功能。同时，围绕着收藏典籍与校刻典籍等与书籍有关的学术活动，复产生了与藏书相关之专门学问，其中最突出者即为以版本鉴定、文字校勘、目录编撰为主的中国校雠学。中国传统校雠学在近代分科系统中，逐渐分化为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独立学科，构成了与近代图书馆学相关联的重要学术门类。因此，古代中国藏书楼与近代西方图书馆在性质和功能上虽然有很大差异，但并不意味着两者之根本对立。古代藏书制度中仍然包含着近代图书馆制度中之若干“现代性”因素：两者均不仅仅是藏书机构，而且均是编书、刻书、整理书籍之学术文化机构；两者均形成了与书籍相关之专门学问，即校雠学、目录学、版本学等。故古代中国之藏书楼制度与近代西方图书馆制度有着相当密切的连续性。从这种意义上讲，古代中国藏书楼制度，成为接受西方近代图书馆理念而发起公共图书馆运动之基础。[37]

关于如何对待古代藏书楼的态度问题，沈祖荣先生早就有过公允的论述，值得我们后人铭记：

我国现代图书馆，是接受固有图书馆遗留产业的机关。对数千年来的文献的收藏、保护、汇集、处理、传布、应用等一切遗规旧范，都曾在历史上起到一定的作用，应予以有分析有批判地继承。对于金匮、石室、秘阁以及藏书楼等机构，都曾在历史上起到保护文献的作用，应有公正的评价。对历史上的通儒大师、校书郎、艺文志作者、经籍志作者以及目录学家等等，对研究、传布、讲授历史文献是有贡献的，应予尊重。对他们的创作和研究成果，应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反对盲目的对待历史的虚无主义。[38]

在“藏书楼是不是古代图书馆”问题上的认识分歧，还与人们对藏书楼的定义有关。1981年出版、1991年再版的《图书馆学基础》一书对“藏书楼”的解释是：“‘藏书楼’，顾名思义，就是收藏图书文献的地方。它的主要职能是将文献搜集起来。它所收藏的图书只被很少的人利用。”同时把图书馆的发展演变过程划分为“古代藏书楼”、“近代图书馆”和“现代图书馆”三种形态，把古代藏书楼叫作“第一代图书馆”[39]。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藏书楼》一书对“藏书楼”的解释是：

所谓“藏书楼”，系指历代官方机构、民间团体及私人收集典藏图书文献之处所，即用以藏书的建筑。建筑学上“楼”的含义是指构架为二层或二层以上的房子，但本书中“藏书楼”含义更为广泛，从早期藏书的山洞、石室、仓房、地窖、经堂，到后期厅室、楼房、轩阁、殿宇、书院，只要是藏书之所，皆可归之为藏书楼。每当人们提起“藏书楼”，也都不言而喻地指向这一涵义。……常见的藏书楼除名以某某楼外，还多以某斋、堂、室、居、轩、馆、亭、房、洞等名之。[40]

把“古代藏书楼”认作“第一代图书馆”，实际上是认可了藏书楼就是古代图书馆。1986年，由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等编的《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就指出，“在我国，习惯上把古代图书馆称做藏书楼”[41]。把藏书楼界定为“藏书的建筑”，则有些不妥，因为这种定义只是说出了藏书楼的外在表现形式，而没有揭示出藏书楼是“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的文化设施”这一内在属性。《中国藏书楼》对藏书楼的定义，有一点可取之处，那就是把藏书楼广义化为“只要是藏书之所，皆可归之为藏书楼”。

总之，在汉语语境中，古代的藏书楼就是古代的图书馆，或者说，古代的图书馆是以藏书楼形态或以馆阁形态存在和发展的图书馆。正因如此，本书把“藏书楼”、“馆阁”、“图书馆”视为同义称谓；在行文过程中，根据语境不同分别选用其中的某一称谓。中国古代藏书楼是世界图书馆多元体系中具有中华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的图书馆形态，它的存在及其源远流长是“中国的图书馆学”得以成立的历史基础和物质基础。中国古代藏书楼传统，对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遗传”形塑作用（无论是促进性的还是阻碍性的），乃至对现代图书馆依然以“不在场的在场”方式起着“精神在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