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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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胡安·何塞·莫拉雷斯

(研究员、作家)

庞迪我(1571—1618)是首位在1601年就进入紫禁城的西班牙人,此后不久他开始为中国朝廷服务,1617年被驱逐至澳门,一年后去世。此间庞迪我一直生活在中国大陆。这位耶稣会传教士得以扬名的原因有许多:首先,庞迪我是梵蒂冈授予葡萄牙保教权的一个例外,因为根据葡萄牙与梵蒂冈的协议,中国的传教活动由葡萄牙负责,也就是说事实上西班牙传教士已经被排除在外;其次,要想理解庞迪我的经历,必须要了解中国天主教传教士面临的危机,这些传教士当时一直受朝廷怀疑,传教活动有着半地下的性质。

庞迪我所做出的贡献之一是他曾致托莱多省大主教路易斯·德·古斯曼一封长信,让欧洲人深入了解了当时的中国,该信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尽管庞迪我的形象在同伴利玛窦的光环下黯然失色,但在1610年利玛窦去世后,正是庞迪我在徐光启的帮助下上书明朝皇帝,得到了将利玛窦埋葬在中国的许可,这无异于使天主教士在中国的地位得到了向往已久的官方认可。

最新的调查进一步揭示了庞迪我的个人生平、著作、他对中国代数、天文和制图学进步所做出的贡献,以及由他翻译成中文的天主教著作,他促进了中西两种文化对话之中的求同存异。无论他在传教过程中实行的“适应”策略,还是为中国皇帝精心挑选礼物,都体现了他的敏锐洞察力和同理心。这些做法所产生的影响现今才开始被逐渐承认。关于庞迪我,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尚待揭开。本次研讨会对于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而言,迈出了承上启下的一步。

张铠先生大概是中国庞迪我研究方面的最高权威。他的著作《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在几个世纪之后重新恢复了庞迪我这个已经被遗忘的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的形象,将其展示于世人面前。本次座谈会,张铠先生的报告回应了该著作所引起的反响,并提及了著作出版之后所做的有关庞迪我的研究,特别是在中国出版了五十多部庞迪我研究作品。他于2017年在广东出版了一部中文版庞迪我作品选集,这部选集正在由汉学家阿莉西亚·雷林克负责编译其西班牙语译本。2018年张铠的著作《庞迪我与中国》全集西班牙语译本出版,同年文塞斯劳·索托·阿尔杜涅多神父编辑了《耶稣会士庞迪我(1517—1618)——通向明代中国的桥梁》。张铠先生终于可以见证西班牙汉学的复兴以及中国学者对于中西交流研究的兴趣与日俱增的现象。

伊莎贝尔·塞尔维拉在《献给中国皇帝万历的西方画像》中指出,耶稣会传教士十分清楚馈赠礼品在中国社会所具有的作用,而礼物的挑选,特别是给皇帝的礼物,则是耶稣会传教策略之中的重要一环。事实上,利玛窦和庞迪我利用礼物达到了目的,他们成为最早一批被批准进入紫禁城并居住在北京的西方人。这些礼品中值得一提的是有圣母、圣子像,圣母、圣婴和圣约翰像,救世主像等油画。这些画作完整地描绘了天主教故事,并激发了一种自发的文化亲近感。油画制作精良、画技精湛、画面生动,与中国国画的意境产生了强烈反差。很快,中国皇帝便要求将这些画作放大并复制,这也是耶稣会一直以来所希望达到的目标。

除此之外,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图,即亚伯拉罕·奥特柳斯绘制的世界地图,对中国朝廷产生了重要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尽管这幅地图还不甚精确,但在图中,中国被画在了东方,而利玛窦意识到要在为这幅地图做木刻复印的时候将中国置于绘图的中心。

除了那些需要传教士亲自到场校对的机械产品和钟表之外,油画也在中国获得了新的生命。在强调圣母母性光辉的宗教画、著名宗教典籍、大量的木刻作品等艺术作品中,有关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和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的风景画,多幅关于教皇、罗马皇帝和费利佩二世的人物肖像满足了万历皇帝的好奇心。这些油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发了人们的好奇,使中西之间的对话得以延续。

欧阳安教授在《庞迪我的面具》中强调了庞迪我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先锋地位及桥梁作用,其个人的学习经历十分突出。在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的著作之后,庞迪我在中国给托莱多大主教写的长信于1604年在巴利亚多利德出版。该信向欧洲大众传递了关于中国的一手信息,其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其中所含信息的独特性,更在于庞迪我所传递的信息的感染力、独特视角,以及接受异国文化的共情能力。该书印刷了八个版本,被译为五国语言。而利玛窦的作品是在十年之后通过金尼阁的努力才见闻于世的。

在秘密进入中国以后,庞迪我着儒服,学习中文,汲取中国文化的精髓。他还学会了弹古钢琴,这使他得以每天出入紫禁城。但是在提到他为宫廷修理钟表、为地理学做出的贡献以及将西方科学著作翻译成中文时,欧阳安教授指出,庞迪我与他身边的传教士同伴们都在“极力地采取适应中国社会的策略”,而这就出现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悖论”:耶稣会传教士要想在中国传播天主教,首先需要将自己中国化。在庞迪我所著的1614年在北京出版的宗教著作《七克》中,他表示天主教的七个美德也应该被纳入儒家知识分子的思辨范围之内。总之,庞迪我的经历极其复杂,而那幅中国风的庞迪我画像则令他的形象更加复杂而难以琢磨。

李天纲教授在《庞迪我与早期中国教会:鉴于最近的翻译资料》中指出了几处矛盾和谜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或许就是利玛窦去世后在华耶稣会的领袖继任事宜。利玛窦亲自指定了同样来自意大利但基本没有来往过的龙华民为自己的继任者,这个决定并不利于与利玛窦并肩工作了10年的庞迪我。龙华民上任后,立即采取了与利玛窦一贯以来实施的“适应性策略”背道而驰的策略,而庞迪我则坚守自己的原则,继续捍卫着利玛窦的主张。李天纲在提到庞迪我的思想时总结道:“耶稣会要想进驻中国,必须根据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来传教,用中文解释天主教义,用中国人的思路、方法和语言翻译西方思想。”由于龙华民的发难而引发的“中国礼仪之争”和“译名之争”将在华耶稣会彻底打到了谷底,最终导致了1701年耶稣会被驱逐出中国,耶稣会的多位先驱经过不懈努力而刚刚建立起的中西方文化对话被迫中断。

另外,尽管根据庞迪我与徐光启一起编定日历,可以证实庞迪我的科学家身份,但当人们提起庞迪我的时候,较少提及他在科技领域的贡献,而是更注重他在神学方面的贡献。P.路易斯·菲斯特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提到,认识庞迪我的人描述他“有语言天赋”,“人们争相与他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