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现代出版业萌芽于19世纪末的上海，以189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启股份制的企业新形式为起点，在出版史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建立，国有制改革逐渐深入，在公有制经济的大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了专业少年儿童出版社，为童书出版事业走向现代化奠定了基础。随后，伴随着越来越严峻的政治形势，历经席卷神州的政治风波以及全面动乱的十年，中国童书出版事业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停滞期”。好在新中国很快进入了正常有序的发展轨道，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社会再次发生重大转型，童书出版单位也逐渐完成由事业单位向企业单位的过渡，顺应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趋势，成为市场主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以及图像文化的兴起，拥有传播属性的童书出版事业也展现出新的特点。诚然，中国庞大的市场人口以及迅猛增长的经济体量使得当下的童书出版事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但学界仍然关注到童书出版行业的些许困境，对内的困境既包括出版行业本身的行为失范，折射出出版单位在市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艰难抉择，又包括在应对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及严峻的版权竞争中作品本身暴露的短板；将目光外转，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讲好中国故事，形成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强势输出地位，是时代赋予中国童书出版的使命。然而，在中国童书的国际化征途中，关于童书出版体系、原创童书作品质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也在业界引起了广泛的思考。同时，处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新时代，中国童书出版也难以规避新文化、新科技对行业本身的影响，消费主义文化不断解构着原属高雅行为的文学阅读，增加了童书阅读逐渐走向娱乐化、浅层化等不良倾向的可能性。数字出版技术和图像文化也深刻影响了儿童群体的阅读文化建构，给出版行业带来发展的新机遇的同时，也给中国童书出版业增加了新课题。

中国童书出版业困境的产生，原因必定是多元的、复杂的。剖析困境的表征及产生机理，不难发现，中国童书出版事业的价值取向、资本运作、营销宣传和审美适应性在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新变化或新倾向。因此，童书出版的问题不能仅停留在单一的文化领域来讨论，它的背后是文化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多方面作用的结果，且从文化和社会两个维度的分析尤为重要。进一步来看，造成童书出版困境的原因主要包括消费时代的拜物主义、数字时代的读图误区、良性阅读文化的遮蔽等。消费主义带来的功利风气深刻影响着童书出版业，成为童书行业重复出版、质量困境及审美失衡的重要推手。数字及图像的霸权陷阱不断重塑着儿童脆弱的阅读文化建构，引导他们将视觉感官的享受看作超越阅读本身意义的存在的危险倾向，在此文化背景下，出版单位为了利益的追求，就不得不迎合受众的审美倾向，图像符号就有成为童书创作的内容主体的可能，阅读图像符号就会成为儿童新的阅读习惯和认知世界的新方式，相应的，儿童将会排斥阅读文字的体验，进而影响他们对中华汉字、中华文化的认同。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儿童本位观”的缺失在童书出版困境中起到的不良作用。童书出版的主导者与决策者、童书的购买者从来都是成人，成人逻辑深度贯穿从童书创作、出版到购买的全过程，儿童始终处于从属的、被动接受的地位，最终会导致童书出版行业年龄定位不准、内容跟风同质化等困境的出现。

如何化危为机，深度剖析当前童书出版业的现状，阐述困境产生的社会及文化层面的原因，进而对当代童书业的发展路径提出建设性反思意见，在内容、形式、产业上形成突围是本书的应有之义。内容上来说，基于“儿童本位观”的创作理念应当成为行业共识，把握儿童的基本特点，遵循儿童的发展规律，同时注重题材创新，将积极引导当下的童书创作；形式上来说，要致力于保障出版形态的多元化，积极融合前沿科技，把握潮流走向，在装帧、设计等方面要体现艺术性和审美性；产业上来说，要重点把握童书创作人才养成，积极推进从业人员的素质提高，同时，优化童书出版产业机制，立足市场定位，制定个性化媒介融合出版路径，打造童书多媒体复合出版平台。通过上述思考，期望能窥探到童书出版行业的正确发展路径，给业界带来些许启示。

“儿童”的定义该如何界定？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儿童是指未满18周岁的任何人，中国于1992年批准加入该公约，也即意味着承认这个“儿童”的概念。虽然在我国，大众意义上的“儿童”概念可能与此并不等同，在中国，很少将进入中学阶段的人视作儿童，而一般称呼为“少年”，而在国外， 17岁仍被视为“儿童”的现象十分常见。随着全球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国际出版界对童书的概念界定趋于同步，自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颁布后，尊重、保护0—18岁的未成年人日益成为一种普遍行为。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下，将童书的读者年龄统一在0—18岁逐渐成为出版界的行业自觉。童书，顾名思义，是少年儿童图书的简称，是供0—18岁少年儿童读者或者亲子共读的图书[1]。基于对国际通行概念的尊重，本书将童书界定为面向0—18岁读者的专业书籍，童书出版亦指广义上的童书出版，并将“少年儿童读物”“少儿图书”等相关概念统一纳入童书的范畴进行考察。

依据童书的内容和形式可以对童书进行不同的分类，学者海飞在《童书海论》一书中将童书分为十大类，包含少儿文学、少儿知识类、低幼类图书、连环卡通类、少儿教育类、少儿教辅类、少儿百科类、少儿工具书类、少儿多媒体类及少儿引进类图书。目前，按照业界通用的标准及目前市场流行的童书种类，主要可以分为少儿文学、少儿科幻科普、图画绘本、少儿艺术等版块，前三个版块是中国童书出版市场的三大品类，近几年占据市场份额都在70%以上。少儿文学图书是以适宜少儿阅读特点的文学内容为主要表现方式的图书，例如少儿童话、少儿神话等；少儿科幻科普类图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科学现象，普及科学观念，从而达到科学教育的目的；图画绘本是深受少儿受众喜爱的一种品类，它通过生动形象的图像内容、轻松愉快的故事情节来提升受众的视觉体验。其他版块还包括少儿英语、低幼启蒙、少儿游戏书等形式，也在出版市场占据一定的份额。随着科学技术及社会文化的发展，童书出版也不断涌现出新的形式，近十年来数字少儿出版日趋流行，出现了如AR童书、VR童书等纸质内容与数字内容相结合的童书新形式，充实了童书出版市场。

追溯中国现代童书出版的发展历程，会发现它与五四新文化的出现有着很大的关系。作为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重新定义了儿童的内涵属性，发现了儿童之于社会建设的独特性意义，希冀通过改造后的文化来重新塑造儿童，进而将之培养成追求爱国、民主、科学、自由的新青年。基于这样的文化认识，以鲁迅、茅盾、叶圣陶、郑振铎为代表的一大批有志之士积极投身于儿童文学出版实践，周作人更是提出“发现儿童”的口号，并肯定了图画书之于儿童阅读的重要意义。这一批具有先见之识的学者以自身艰苦卓绝的努力，为中国童书出版事业的发展打下了根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革”前夕的1966年，这十七年间中国童书出版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童书出版事业亟待发展，广大儿童“无书可读”的情况较为严重，1950年全国仅出版少儿读物466种，总印数573万余册。此后，国家先后成立两家专业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并且高度支持文化事业的发展，重视儿童教育工作，不断整合私营出版社资源，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到1965年，全国累计出版少年儿童读物19000余种，总印数达6.7亿册，童书出版事业良序发展，广大少年儿童的“书荒”现象得到缓解。可惜，随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阻碍了中国童书出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政治批判运动不断深入文化产业，动乱局面进一步扩大，童书出版基本陷入停滞状况。

从1978年国家确立改革开放为基本国策开始，中国童书出版事业翻开沉重一页进入了发展的新历程，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深化，文化事业迎来了全面复兴，国家不断出台纲领性文件指导童书出版工作，一大批出版家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大批儿童文学家恢复了名誉，重新开始儿童文学创作，新的专业儿童出版社不断涌现，形成了覆盖全国的出版格局。到1985年，中国已拥有25家专业童书出版社，该年出版儿童读物4192种，出版童书917万册。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确立，童书出版也出现了新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童书出版事业具有双重属性，它是公益性和盈利性兼具的文化产业。在此之前，国内的童书出版更多地强调社会教化作用，例如连环画，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主要的童书出版形式之一，曾在历史舞台上活跃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基于它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艺术特色，在普及文化素养、增进大众文化品位尤其是进行政治宣传方面能够发挥巨大功用，仅1982年，全国就出版连环画2100种8.6亿册，占当年图书出版总量的三分之一强。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以及市场的持续开放，国内童书出版文化出现转向，市场意识开始觉醒，国外的绘本、图画书、科幻作品争先涌入中国市场，形成了引进版权和原创版权抢夺市场的局面；同时，基于市场形势的不断变化及消费者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数字少儿出版产品日益普及，涌现了多种新型童书，更是深刻影响了中国童书出版的市场格局。得益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及社会对儿童教育的普遍重视等因素，中国童书出版规模不断扩大，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出版大国。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权衡中，一些出版单位出现了选择失当的现象，背后深层的原因是在利益驱使下放弃了行业该有的艺术追求与出版操守。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承担社会赋予的儿童教育责任，仍然是出版单位最本位的追求。

中国拥有近4亿少年儿童，他们的成长教育状况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从国家层面到基层群众，都深刻认识到儿童教育的重要性，而童书在儿童教育的养成过程中能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通过阅读童书，少年儿童可以养成良好的性格素养，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念，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少年儿童期正是思想教育及文化素质养成的关键时期，而书籍一直被视为最可靠、最便捷的儿童教育工具，几千年来一直承载着教化儿童的社会功用。童书的出版事业不断壮大既可以加速童书的流通，源源不断地给儿童提供宝贵的精神食粮，又能够扩宽儿童教育的路径，保证儿童教育的实施。可以说，童书出版事业肩负着重要的社会使命。另一方面，重视儿童教育也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标志。儿童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明天的命运，也是中国能否保持发展力的重要因素。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同年召开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展示了国家开展儿童教育的决心；2011年，国务院颁布《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从儿童健康、教育、法律保护和环境四个领域提出了儿童发展的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十年来，中国的儿童群体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不断得到改善，儿童教育工作进一步深化，儿童权利保护进一步落实，彰显出国家对儿童群体发展的人文关怀和制度落实。同时，这些文件指引着中国童书出版的发展方向，成为当代童书出版的纲领性文件，客观上为中国的童书出版事业提供了良性发展的制度保障。此外，童书出版事业在图书出版行业往往占据着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作为一个国家出版事业中强势增长的版块，为市场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以中国的数据为例，截止到2019年，童书年产值连续十七年以两位数的增幅增长，是出版行业中最具市场活力、发展形势最好的一个版块，成为拉动并提升中国出版业发展的“领涨力量”。因此，基于童书出版对儿童教育、行业经济如此巨大的助推力，为了保障童书出版事业持续、健康地发展，对目前童书出版进行细致的考察与反思，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从另一维度说，中国童书出版历经百余年发展历程，见证了诸多历史时刻，俨然一部生动的童书出版演进史，童书出版本身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出版现象”[2]，因此将当代童书出版事业的反思纳入学界视野，有着不凡的理论意义。一方面，能够填补中国童书出版研究的理论空白。尤其是当前结合时代语境，侧重对当下童书出版实践进行反思的学术性著作尚属稀缺，结合社会文化层面，对童书出版同当下阅读文化建构的有机联系作一个学理性批判，在当下是具有先导性的学术尝试。我们可以看到，童书出版领域还存在巨大的诠释空间，作为出版业重要的一个分支，它在市场上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但在出版学领域尚缺乏针对性的研究，本书所作的一些尝试，如梳理主要童书出版物的发展脉络，剖析当下童书出版的生态环境，解读新时期下的童书出版困境，等等，也算是对童书出版理论知识的些许补充。另一方面，将视野投入当下，对童书出版进行学理研究，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当下的童书出版实践。童书出版强调市场属性，出版单位作为市场企业，有着谋求自身发展的利益需求。因此，童书出版实践是具有特殊性的一项实践活动，它追求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相协调的运行机制。结合当下童书出版出现的种种困境，如能深入研究困境产生的机理，从内容、形式、文化、产业等维度对它的突围路径做一个研究梳理，或能指导童书出版行业突破自身局限，解除行业桎梏，形成良性发展势头。

在中国，将出版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进行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近40年的发展，关于中国出版学及编辑学的研究已经进行得非常深入，学术著作频出，理论资料逐渐翔实，关于中国出版史的脉络也梳理得愈加清晰。但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内学界集中于对出版界的史实梳理和整体概括，针对童书出版而撰写的学术著作数量还非常少，很显然这一块还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在儿童文学研究领域，有不少学者已经做了前期的探索工作，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例如高洪波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儿童文学》，考察了1978—2008年这一期间的中国儿童文学，精心挑选了三十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理论部分既有宏观扫描，也有专题解析、现象观察；文献辑存部分则包括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儿童文学纪事、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图书书目辑要等内容。方卫平所作的《中国儿童文学四十年》，以亲历者和建构者的双重视角，对1977—2017年的中国儿童文学史进行了一次详细的梳理，作者将这四十年的儿童文学发展概括为新时期开启、探索期、市场化时代及新世纪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具有鲜明的特征，描述了中国儿童文学从“精英式写作”到“市场化写作”的艰难转型，从“成人化写作”到“儿童本位观”的审美回归，以及新媒介时代儿童文学遭遇的普遍困境等方面的内容。何家欢所作的《儿童文学：讲述主体与对象主体——1980—2010年代儿童文学童年叙事研究》，主题非常突出，重点考察了1980—2010年这三十年来的儿童文学关于童年的叙事逻辑，分析不同时间段中国儿童文学童年叙事的不同表征，从社会、文化、历史等维度对其形成机理进行解读，分析不同话语对作家建构儿童主体的影响，寻找不同时期儿童文学对话关系变化的线索与轨迹，极具理论深度。

但是在童书出版领域，目前的学术著作是比较缺乏的。基本上只有海飞的《童书海论》《童媒观察》、崔昕平的《中国童书出版纪事》以及李学谦的《童书出版的理想与逻辑》算是针对童书出版的研究著作。出版于2001年的《童书海论》贵在全面，对少儿图书的概念、分类、出版体系、市场营销以及发展方向都做了一个概述，同时亦具备国际视野，普及了海外童书展览及国际会议的情况，介绍了海外童书出版的先进经验，同时还有专门的章节对国内童书出版的管理进行阐述，是一本较为全面的关于童书出版的著作，囿于出版年代距今已有二十年的局限，书中对新时期出现的童书出版新特点、新动向未曾涉及。崔昕平所著的《中国童书出版纪事》以翔实客观的笔调书写了中国当代童书出版史，将1978—2010年的三十余年细分为恢复期、转型期、探索期、步入市场期、畅销书引领期、多元发展期、体制剧变期七个阶段，从童书数据、书业背景、童书业重要书事、出版大事记四个方面详细介绍了三十多年来中国童书出版从弱到强的全过程。该书数据十分详细，资料非常齐全，极具史实价值，以一种记录式的书写方式为中国童书出版史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学术资料。李学谦的《童书出版的理想与逻辑》是2020年新出的一本著作，它整合了几十篇涉及童书出版的文论，侧重于当下语境，更多的是从出版人的视角对童书出版的发展方向、行业现状进行考量，是对中国童书出版工作的经验总结与前景展望。

以上学者辛勤而细致的撰写工作为童书出版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价值相当高的学术资料，也为本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维视角。同时由上文可见，关于中国童书出版研究的著作还比较匮乏，尤其是在童书出版行业发展日新月异的新时期，如果能以专业的笔触回溯中国童书出版的发展脉络，以艺术的视角来审视童书出版场域的结构及运行机制，最终结合当下的语境以问题意识反思当下困境表征，并寻求突围路径，将是一次极有意义的学理尝试，同时也是童书出版业一项重要且紧急的工作。一方面，中国童书出版业发展至今，已经有500余家非专业少年儿童出版社， 30余家专业少年儿童出版社，他们之中的90%都有从事童书出版业务，尤其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整个儿童图书市场的消费投入不断增长，童书销售规模迅猛增长，造就了中国“出版大国”的繁荣局面，同时亦给行业带来了一系列衍生问题，带来了一些行业乱象，因此在童书出版行业如此火热的背景下，进行一些“冷思考”是非常必要的，或许能启发出版行业形成反思意识，回归童书出版本质。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童书出版行业的新形势不断在变化，一是出版形式不断在变化，纸质出版和数字出版相结合的出版模式已在业界蔚然成风，数字媒体及可交互媒体不断融入童书出版之中，使童书出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产品形态及信息表达方式，并悄然改变了大众的阅读文化结构，对传统的少儿阅读思维有一定的消解；同时，产业链结构在变，媒介与营销的手段也在变，“跨界”营销成为行业热词，在推广和运营方式上不断结合新业态，使得童书的营销手段更加丰富。随着新科技的不断运用和市场的细分及开拓，童书出版行业的新特点不断涌现。因此，对现阶段的童书出版做一个行业及文化上的考察，及时探测到行业形势，预测行业发展趋势，尽早剖析行业问题，最终建立良性出版机制，立足多元出版形态，在业界形成“回归儿童”的出版风气，达到推广良性阅读文化、净化儿童阅读空间的社会目的，使本书具备了有别于其他著作的特殊性。

一言以蔽之，中国童书出版的研究领域有着巨大的深耕空间。通过回溯中国童书出版历史，梳理主要童书出版物的发展脉络，将使童书出版的发展史变得直观而清晰，最终的落脚点是指导当下的童书出版实践，针对当下童书出版生态进行学理考量，讨论良性儿童阅读文化的建构路径，以问题意识对当下童书出版出现的困境进行详细剖析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以上诸多工作的进行或许能给业内带来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囿于学术能力及学术视野的有限，本书难免存在不足和疏漏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1]海飞：《童书海论》，明天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2]崔昕平：《中国童书出版纪事》，希望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