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替别人的书作序跋，自谦的说法有“附于骥尾”，甚至自嘲为“佛头着粪”。但这个集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我为别人的书写的序（入选41篇），第二部分是我为自己的书写的序（入选34篇）。既要体现出对别人著作的尊重之意，又不能将自己的书喻为“骥”或“佛”；在好友帮助下，我思前想后，勉强找出一个两全其美之法：将第一部分题为“骥首墨痕”，体现对他人著作尊重之意；将第二部分题为“敝帚自珍”，表达自谦之情。而全书的书名，只好采用中性的《人我书前》了。

我为别人的书作序，有时还真有点不同寻常——比如奉命替某位高级官员捉刀，为某位学界泰斗的文集作序。我感到这样的特殊任务十分好玩儿，就欣然从命了。幸好我对这位学界泰斗非常熟悉，所以在序中历数他的学术勋业，应该并不离谱。有趣的是我拿捏起高级官员的口吻腔调，将该学界泰斗称为“××同志”（平时我哪敢这样称呼学界泰斗啊）。据说该高级官员对我起草的序文尚属满意，他稍作修改后，这篇序就印在该学界泰斗文集开头了。不过这里我无法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这篇序当然不会收入我这个集子中。

这些年我给不少大牌或知名人物的书写过序。比如大名鼎鼎的蕾切尔·卡森——不过不是她的《寂静的春天》，而是她的《海洋传》。又如国际天文学史的头号权威米歇尔·霍斯金，我既是他《剑桥插图天文学史》的译者，又为他的《天文学简史》写了中文版序。还有那个以小说和影片《侏罗纪公园》而在中国拥有很大知名度的迈克尔·克莱顿，他去世后出版的《克莱顿经典纪念版》，总序是我写的。再如那位好些年都在诺贝尔文学奖候选名单上的玛格丽特·阿特武德，她的科幻小说《羚羊与秧鸡》的中文版序也是我写的。

知名度稍小一些的，比如戴蒙德的《崩溃》、平井宪夫的《核电员工最后遗言》、凯查杜里安的《人类性学基础》、拉科尔的《孤独的性》、斯特里伯的小说《明日之后》（电影《后天》故事）等，都是我写的中文版序。我还为《黄面志》中国影印版、理查·伯顿译注《一千零一夜》中国影印版、《西方博物学大系》等大书写了序。

替他人的书写序，还会出现一些特殊的状况。有时写了序却没有印在书上，有时没有当作序写的文章却成了序。这里各举一例，聊充谈助。

爱德华·威尔逊的《知识大融通》在中国出版之前，出版社请我为它写中文版序，但是我写的序出版社有关方面却表示不满意——因为我没有一味说那书的好话，而是将此书的优点和弱点都指出了，于是我就将那篇序当作书评在报纸上发表了（《〈知识大融通〉：英勇游击队能不能征服世界？》）。不忘初心，我就将这篇书评也收入本书了。

相反的例子是王伟的《读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出版之后，立刻畅销，媒体向我约了一篇书评，这时此书已经开始加印，出版社在《新民周刊》上见到了我的书评，非常喜欢，就提议将我的书评作为序印在书上，此举也得到了作者的赞成。于是从该书第三次印刷起，我那篇书评就作为序印在正文前面了。

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替自己的已毕业博士的著作写序——往往是在他们的博士论文扩充成书出版时。很多人会以为，这不就是替自己的门生吹嘘吹嘘嘛，写点好话不就行啦？其实大家都知道，真这样做的话，当然是不负责任的。既是对自己的声誉不负责任，也是对书的作者不负责任。

由于我对书序有着一点自作多情的美学追求，总想既要让书序对于书来说有所增益，好比美女簪花，更增其美；又要恪守学术道德，不能胡乱吹捧言过其实。所以很多时候这种博士书序是相当有挑战性的。

我为我的大弟子钮卫星的博士论文《西望梵天：汉译佛经中的天文学源流》写的序，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此类序中最精彩的一篇，不过后来在一些朋友的评价中，我为女弟子穆蕴秋的博士论文《地外文明探索研究》写的序，又更上层楼了。

说实话，在这类序中，我感觉最大的挑战在于，我有时会给学生以很高的评价，甚至达到被认为是“吹捧”的地步，但是又能做到言之有据，而且还不让读者反感，至少是挑不出什么毛病。持此标准来看，上面提到的那两篇序确实是比较有新意的。

最后要提到我给自己的书或我主编的书写的自序或前言、导言之类。有时我会将这种文字写成长篇文章，系统论述某种对象，此时难免轻松不足，学术有余，甚至会在CSSCI刊物上作为论文发表。当然在大部分情况下，这种自序文字还是轻松的。

收入本书中的序，有不少曾在各种媒体上发表过。

江晓原
2018年6月18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