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调查实施与研究方法
一 调查实施与组织
本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村庄调研的整体思路是：通过调查问卷、村表调查、访谈和座谈会和实地考察等方法追踪村庄内实施过的精准扶贫项目，并评估其社会效果。此次调查的调查内容和组织过程如下。
第一，通过村表调查和人口教育、家庭收入普查了解村庄的人口构成、受教育水平和基本贫困状态。课题组成员按照国情调研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课题组织安排，使用百村调研的贫困村调查问卷、家户调查问卷来观测贫困村与村民的生活常态。此外，为了更好地了解新龙村精准扶贫实施以来的变迁与发展，课题组用2014～2017年的持续调查积累与新龙村的现状进行比较。课题组在新龙村长期以来的调查积累包括：对新龙村村情的连续调查，见附录一。
第二，问卷调查的组织方面：此次问卷调查主要由新龙村当地的在校大学生在暑假期间完成。这样的组织方法能够很好地避免调查理解的偏差。因新龙村居住着以苗语为母语的村民，本村的在校大学生调查员是很好的“汉-苗”翻译专家，能够很好地将问卷文字转换为当地方言和苗语，消解了语言不通带来的调查误差。同时，鼓励新龙村在校大学生参与问卷调查，能够让他们更好地了解生长的地方与乡风民俗。但是，新龙村在校大学生并不是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且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社会调查的经验，因此，课题组花费很长的时间去培训新龙村在校大学生，在他们熟悉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查问卷之后，准许入户调查。在问卷收回之后，采用三审核保证调查数据的真实可靠。“三审核”是指访问员自查、访问员相互审查和督导审核。在审核完成后，对问卷进行回访，我们的回访率在30%以上。
第三，课题组在调研期间驻村观察与记录，熟悉与调查新龙村正在进行的精准扶贫项目，对参与其中的、不同身份的群体进行访谈，以小型座谈会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了解并记录不同群体的主观感受、参与行动及其背后的逻辑。跟踪跨年度的精准扶贫项目，尤其是2015年以后的精准扶贫项目，对比项目预期目标与实现效果的异同，并分析其中原因。
第四，从新龙村、石门乡政府、威宁县政府各部门搜集贫困测量及脱贫的各类数据指标，评估精准扶贫的效果，并以调研报告的方式产出成果。
调查实施的组织基础：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与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建立合作关系，成立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国情调研威宁基地。这为在新龙村实施社区调查提供了组织基础。自此以来，课题组跟踪观察了新龙村教育、生计和脱贫的变化，与新龙村村干部、村民与学校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与密切的联系，获得了调研地的信任，这为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搜集新龙村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风险与治理风险创造了条件。此外，课题组对精准扶贫进入之前的新龙村社会状况也有一定的观察、记录和资料累积。对精准扶贫政策进入前后进行对比，能够更加鲜明地评估精准扶贫的效果。
二 调查方法
此次调研的主要方法包括：田野观察法、村庄对比研究、口述史、发展数据搜集和问卷调查法。
（1）田野观察法
课题组自2014年8月进入石门乡新龙村进行试调查后，分别在2015年1～2月、2015年8～9月、2016年7～9月和2017年8～9月在当地展开田野观察，累计调查时间超过半年。在调查安排期间，课题组为了更全面地观察当地的农业生产和教育活动，有意在两个不同季节进入石门乡和新龙村。课题组不停地在田野、社会学调查理论和政策评估中穿行，使这项调查能够清晰和深入。
参与观察是研究者田野调查最基本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持续进行，有赖于研究者与社区的互动。2014年8月，课题组参与观察石门乡新龙村苗文培训班。“我也想学苗文”，这一句话敲开了边远贫困社区的大门。在苗文培训班，上到七十多岁的苗文教师，下到六七岁的孩童，都心甘情愿地成为课题组的老师。此后，课题组成员也不同程度地参与观察了新龙村成人苗文培训班、年丰村苗文培训班和两个其他乡镇的苗文班。参与式观察帮助课题组成员获得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拉近了课题组与社区的距离。
在田野观察中，课题组成员也记录了新龙小学撤点并校风波整个过程，看到了边校代课教师分身乏术、为生计担忧。每一次课题组成员都带着来自社区的问题，再次回到社区，推进研究。
2015年8月底，原本在地理位置、行政版图和教育分布上都处在边缘位置的石门乡成为贵州省政府的直接扶贫联系点，一跃成为扶贫攻坚的中心，大量的扶贫资金进入石门乡。教育扶贫及其风险治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课题组有幸见证了，政府教育跨越式发展前后的风险及其治理的不同。不同群体对“风险”的识别与归因也不同，充足的参与式观察能够使研究者将社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困境了解透彻，为运用发展社会学理论进行解读和进一步分析做准备。
（2）村庄对比研究
课题组用威宁县不同的民族乡镇与新龙村所在的石门乡做比较，以突出不同民族社区脱贫发展的异同。同样，在村级层面上，课题组选了年丰村、荣和村作为与新龙村相比较的村庄；也选取了不同乡镇的爱华村进行比较。通过村庄对比研究，课题组发现了一些贫困村庄共同特征和新龙村作为贫困村庄的特点所在。在国家、当地政府不同扶贫政策的干预之下，不同的乡镇、村庄呈现不同的发展治理模式。
（3）口述史方法
口述史是具有个人性的研究方法。口述史以记录由个人亲述的生活和经验为主，重视从个人的角度来体现对历史事情的记忆和认识。把处在边缘风险生活中的小人物当作口述历史的主体，能够发掘出很多被主流社会忽略的侧面。因此，课题组依照生命历程和大的历史事件整理了有针对性的访谈提纲。本书中的口述者主要是拥有多年教书经验的苗族代课教师和乡村土医。他们是边远山村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同时也是边远山村最熟悉国家政策的人。他们的日常生活透露着国家政策的实施及其对他们的影响。
口述史也是一种集体记忆。它和其他的历史记录一样具有断续性，不可能“再现”已逝岁月的原本。尽管课题组成员调研的是口述者记忆中的“热点”，但仍不免有些记忆被过往平淡的村寨生活或个人生活中更重要的事情磨平。比如，教育一直是山村人求发展的热点问题，但是不同时期的人对不同阶段的教育事件有不同的解读，甚至同一个人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也会有不同的看法。由于叙事背景和个人观念的变化，叙事人对同一事件的描述会有所不同。课题组成员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向讲述者不断发问，使其反复讲述，增加讲述人的讲述次数。同时，课题组成员试图找到描述偏差的原因，分析这一社会原因对于研究的意义。尽管如此，口述史与历史真相仍有偏差。
（4）问卷调查法
此次调查主要使用的问卷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的村问卷和入户问卷。除此之外，自2014年起，课题组在新龙村持续做跟踪研究，问卷调查主要分为三类，即针对村庄的人口教育普查表、贫困户调查表和贫困地区中小学校调查表。
贫困山区办学条件差，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村民受教育水平低。贫困、受教育水平反过来对人们风险抵抗能力产生影响。课题组带着事先设计好的普查表，挨家挨户地走访登记。为提高调查的准确率，避免重复登记产生错误，调查员逐一与户主及年长的家庭成员确认真实信息，减少误差。通过人口普查表，了解全村村民的受教育程度和生计、负债情况，分析农户的风险环境和抗风险能力。
课题组针对新龙村农户的特殊情况，设计了半结构式调查问卷。问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新龙村的贫困情况，个人与家庭收入情况，贫困家庭的政治、经济参与情况以及他们面临的风险种类和应对风险时的社会支持系统。课题组在2016年8月在新龙村随机抽样入户调查了70户，2017年4月补充调查70户，深入地了解新龙村农户的教育、医疗成本和抵抗风险的能力。
（5）县域、乡域教育发展数据收集
课题组通过威宁县教育局、乡教管中心提供的中心校综合报表（2001～2015年）和相关教育政策进行梳理，看到了近15年以来威宁县教育发展变迁在村庄的表现。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课题组从乡教管中心取得的综合报表连续年份很少，主要原因是纸质版年度报表在办公室搬迁过程中遗失，在县教育局使用电脑进行报表登记时，偏远贫困的石门乡并没有电脑，还是靠手动输入。
本书通过对新龙村的横剖与纵贯研究，不仅呈现了新龙村人们的生活现状，也能看到新龙村的历史变迁，观察新龙村的发展脉络能够更好地理解精准扶贫对这个贫困村发展的影响。
[1] 引自村民访谈资料。
[2] 如今的地名：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
[3] 2017年11月，祖基村民有部分接受易地搬迁帮扶搬出，户数与贫困户数等发生变化。
[4] 《让组织放心 让群众满意——威宁县城乡规划局驻村干部蒲晟参与抗震救灾侧记》，当代先锋网，2013。
[5] 沈红：《结构与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6] 金莲、李小军：《农村教育政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评估》，《中国农村经济（专刊）》2007年第S1期。
[7] 周洪新：《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的问题研究——基于山东省N县的调查分析》，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梁彬：《空心村形成的原因分析及其影响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3，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