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与其他华人的比照

基本上，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牵系着两大轴心——“家”与“国”。更具体地说，这两大轴心一个是心系家乡的“地方意识”，一个则是民族主义觉醒的“国家意识”。

首先，就“地方意识”而言，馆藏展示空间的大看板上，列出了五个渐次延长的短语：

华人→来自中国南方的华人→来自中国南方广东省的华人→来自中国南方广东省说粤方言地区的华人→来自中国南方广东省说四邑方言的粤方言地区的华人

这个顺序体现出华人的地域概念从概括性走向特称性的过程，如同看板旁的解说：“这一系列的步骤，最后会把我们带到‘地方化’身份认同的范畴。”在一定程度上，所谓的华人身份是建立在“起点/来处”，也就是“原籍”上的，所以华人在向他人说明自己的华人身份时，多半是借由省市地名，甚或方言种类使之成立（Philip A.Kuhn，2008：167，29-31）。此外，来自不同省份的华人，在互相比照之下，也产生了“本省”与“外省”的相对概念。

可以说，血缘、祖籍、家乡是海外华人身份认同的根源。在“家乡”主题的陈列室里，展示了海外华人返乡建造的祠堂和豪华的屋宅，陈志明、丁毓玲、王连茂（2006）主编的《跨国网路与华南侨乡：文化、认同和社会变迁》一书中，也有几帧彩图，展现了在华南侨乡（主要指福建、广东、广西、海南），闽南农村常见的新落成的宗族祠堂、华侨富商的故居以及华侨捐建的中学校舍与乡级图书馆。事实上，这些建筑物就是华人地方意识的一种空间象征。在中国近代史中，华南侨乡曾出现大规模的海外移民，绝大多数的这些所谓早期华侨视家乡为落叶归根之处，因此有着水乳交融的生命共感。随着海外华人与侨乡的互动，侨乡区域在经济、教育、卫生、建设等方面，相对来讲，都比非侨乡来得进步（陈志明、丁毓玲、王连茂，2006：1-10）。展示厅里亦归纳出这类空间象征的两种意涵：“这些建筑物不但反映他们对家乡的感情和联系，同时是他们在外地成功的表征。”其中，建筑物是一种文化符码的“象”，地方意识与情感联系则是蕴含内在的“意”。大致说来，侨乡的祠堂、华屋、公共建设等建筑体，一方面说明了早期移民对家乡强烈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也展现了海外华人在他乡努力的成果，并且在他们返乡贡献的同时，持续发挥着凝聚宗族、改善生活、提升水平的影响力。

华人与家乡的联系还具体呈现在一些相关历史文件上，例如族谱、家书、汇款单、地契等（象），它们同样表现出华人的宗族观念和对家乡的归属感（意）。其中有一份印尼日惹陈氏家族的族谱，虽然是用马来语编写的，但也特别使用华文注记家族从省、府、县、乡到最小地方行政单位的祖籍地，以及汉文名字，足见编写族谱对海外华人而言，具有本源性的意义。此外，“落叶归根”的观念也影响着华人去世后的处理方式，如果在外地去世，身边的人会尽可能地将遗体运回祖坟安葬；如果被葬在外地，墓碑上也会载明他来自哪个省份、县市或村镇，因此，碑文也成了另一个标示华人身份的凭证。

展示的文物强调了海外华人源自省份的地方概念、祖籍的血脉根源所建立的宗族观念与家乡情怀。在海外，这样的地方意识实源于对宗乡文化的认同，并且具体地落实为世界各地的宗乡组织，例如华人会馆、同乡会、宗亲会等。林联华（2011：299-308）指出，海外华人社团，尤其是同乡社团，是华人与祖籍地联系的重要纽带，他以东南亚泉州籍同乡社团为例，分析了具体的联系方式，如文化交流、经济投资、汇款回乡、捐赠公益事业等。

曾玲（2008：180-181）也考察了海外华人宗乡社团的跨国活动和由此形成的跨国网络，并谓：“海外华人宗乡社团之间存在着一条被称之为‘乡谊’、‘乡情’的共同文化纽带，这就是对宗乡文化的认同。”他进一步解释说，宗乡社团就是对同种、同宗、同方言或同祖籍地缘关系等的重温与强调。透过这类组织，海外华人彼此集会、联谊，进而团结一致、发挥一定的功能。曾玲表示，宗乡社团一方面能保存与传承祖籍地的传统文化（如华文华语和方言、宗族观念、祖先崇拜、神明信仰、节庆习俗等），另一方面也以此作为华人社会的基本结构。无论如何，这样的组织活动不仅来自华人对宗乡文化的认同，更在过程中强化了这份认同。

另一个会影响一个人建立其“华人”概念的因素是“世代”（generations）。这里的世代包含两个意思，一是指属于移居海外的华人第几代；二是指以时间先后为序的移民潮（例如在哪一时期离开中国、属于哪一批移民等）。

针对前者（属于移居海外的华人第几代）来说，世代的先后，关系着这代华人对祖籍地在文化认同上的距离感。馆方人员解说：第一代移民通常能更好地使用华族语言，而且对中华文化的亲身体验与了解度都比较高。相对于后几代移民而言，所谓“华人”身份所具有的内在文化底蕴会越来越少。再以血缘条件来看，若后代移民与华人以外的族群通婚，其后代的华族血缘可能仅存一半、四分之一或更少，那么，身为“华人”的意义可能因而降低或消失。

李其荣、姚照丰曾运用社会学中的认同理论，探讨美国华人新移民第二代的自身身份定位问题，当中就指出：

与第一代移民相比，第二代移民在行为和心理上有许多不同。第一代移民更认同原籍国。第二代移民出生在美国，在多元环境中成长，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移民第二代面临文化上的困惑，由此而引出了认同问题。（李其荣、姚照丰，2011：109）

他们提出此移民族群的身份认同特征是“双重认同”，移民族群在一定程度上接纳白人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自己的族裔特性，但在两者之间有所倾向，也就是可能倾向于美国人认同、华人认同、亚裔美国人认同，而且不同的群体与背景也会产生认同差异，例如年龄层、社经地位、家庭教养与态度、学校教育、所在社区环境、社会中的偏见观念等（李其荣、姚照丰，2011：116-138）。可见，以美国华人新移民第一代与第二代为比照对象，一样体现出复杂而多样的身份认同。

就后者（以时间先后为序的移民潮）来说，一个华人是在什么时机离开中国，说明了当时促使他出国的两股力量——来自原乡的内在推动力和所往之地的外在吸引力。馆藏空间以三面满版的泛黄老照片，搭配与移民相关的关键词，如移民、过番、妈姐（Amahs）^[5]、检疫、矿场、金山梦、奖学金、民主、现代化、法律、文学家、海外留学等，而且特别凸显出19世纪的苦力移民潮和20世纪的留学潮。馆方也提出这两个世代的不同在于：两者对中国的情感和对华人的形象，都有非常不同的认知，而他们到达移居地后给予当地社群的感觉也自然迥异，这些因素都影响着自我与他人对于这种华人身份的认同感。

就“国家意识”而言，展示厅用两面墙，排出长长两列年表，辅以通道中央挖空的窗形装置，来阐述20世纪初，超越地方空间意识所逐渐形成的中华民族主义精神。右侧墙面的年表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描述在中国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与民族觉醒，例如1842年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紫禁城、1903年邹容发表《革命军》以号召国内同胞与海外华人推翻满清、1905年为抗议美国未善待华人移民而在上海发起抵制美货运动、1911年武昌起义、1937～1945年日军侵略及投降等事件；左侧墙面的《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年表则说明海外华人响应中华民族主义号召的情形，它实际地表现了在1900～1947年，文人、从政者、教师、记者等在海外建立各种组织（含各国分会）、会馆和华校等，如以推动满清政府改革与君主立宪制的保皇会、提倡革命的同盟会、1938年华人爱国情绪因抗日战争爆发被推上最高点而成立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新加坡）、华侨妇女协会（约翰尼斯堡）等，其中许多华侨组织都是跨越国界的形式^[6]，如总会与各地分会的密切联系，又如1938年集合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亚、菲律宾的代表在新加坡成立的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等。除了各种组织，当时海外华人还以游行、示威、捐款等活动落实其心中的民族主义，他们在响应中华民族主义号召的同时，也将它转化成救国救亡的实际行动。

除了年表，馆藏文物还包含了当时的教科书、报纸、信件和捐款收据等物件。海外华校使用中国出版的中文课本（如《本国地理》《新国文》《本国史》等）为教材，使中华语言文化能够在海外得以保留与传承，而中文教科书也在海外华人身份认同的依归上，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海外华文报章杂志上的刊载，不但表示华人对祖国情势发展的关切，也强化了海外华人支持各种民族主义行动的意识（如1932年新加坡《星洲日报》宣扬抗日行动的版面）。颜清湟（2010：294）就曾指出：无论是维新派或革命党人，都在海外华人社区出版大量的报章、杂志和宣传小册，以散播他们改革和革命的理想。可以说，媒体的运用在营造或激发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方面有很大的作用。

颜清湟在《海外华人民族主义》专文中，阐述了这种国家意识的定义和目的：

海外华人民族主义是表达对祖国的生存和发展关切的一种意识形态和运动。它强烈反抗帝国主义对祖国的威胁和侵略。它也企图联合某区域的海外华人，并给他们一种尊严和自豪感。（颜清湟，2010：287）

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这个时期的海外华人对于自我身份的意识，从建立在家乡、宗族的归属感上，转移到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上，并且也从中显示出，他们虽然在海外居住多年，但是对于“祖国”的认同，比居留地（“他乡”）更为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