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内容框架
一 研究方法
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文化政策研究在国外学术界大致植根于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其一是工具性的政策研究路径，即运用“工具性知识”（instrumental knowledge），以政策的建构、政策的实施和评估相关内容为研究对象，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价值理论、概念模型和分析方法，对政策的效果、本质及其产生进行分析，从而发现新的政策方案和解决途径，以提高文化政策的质量，是偏重于实际操作层面的政策相关性的应用研究。[4]其中以经济学理论与思维，观察和探讨文化政策，在文化政策研究领域占据着非常强势的主导地位。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文化与经济的融合趋势的增强，文化产业、内容产业、创意产业的振兴与发展成为各国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以经济学思维方式介入文化政策研究领域。代表人物有：理查德·E.凯夫斯（Richard E. Caves）、约翰·霍金（John Howkins）、戴维·索罗斯比（David Throsby）、鲁思·陶斯（Ruth Towse）等。
其二是批判性的政策研究路径，即运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理论、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分析和治理性理论、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理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以及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理论等[5]“批判性知识”（critical knowledge），通过对文化政策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以及对文化机制运作的解析，分析各类文化政策可能导致的治理问题，深挖政策背后文化与权力的关系，以及文化身份的重要性，积极参与文化政策议程的制定与评议。批判性的文化政策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与全球范围内文化政策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有着密切的关系。批判性文化研究路径通常采用深度描述法（thick description）和文本分析法（text analysis）。如吉姆·麦圭根（Jim McGuigan）在其著作《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中就运用了文化研究中的文本分析法，将英国的文化政策实践作为研究文本，运用结构主义的分析法将文化政策话语分为国家话语、市场话语和市民话语，分析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英国文化政策话语结构的变迁。
无论是工具性的研究路径还是批判性的研究路径，两种研究范式对于文化政策研究来说都同等重要。当前，文化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且与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促使文化政策的关注点从传统文化领域扩展到城市建设、国际贸易、外交等更多领域。文化政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决定了文化政策的研究需要超越传统的研究模式，探索跨学科方法的融合运用，即综合运用多个学科领域的理论知识，灵活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其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有学者强调文化政策研究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建立，不仅要超越“文化研究—政策研究”二分法，避免文化研究脱离现实和政策研究批判性的缺乏，冲破两者的界限，建立批评性话语和实用性话语的连接，更要超越“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二分法，建立杂交的、全球的、后学科的会话，具有包容性和创新性。[6]因此，以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开展跨学科研究，这一学术研究路径对于目前在努力构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政策研究体系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 内容框架
本书以20世纪90年代后的韩国电影政策为研究对象，尝试跨越“文化研究—政策研究”二分法，既以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研究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吉姆·麦圭根的文化政策话语理论等为基础，致力于韩国电影政策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从批判性的视角分析与评价韩国电影政策的变迁，并揭示政策背后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又运用经济学的价值二元论、公共政策学的工具性知识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以获得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
本书虽然是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韩国电影政策为研究对象，但是要想全面地了解韩国电影政策，就必须厘清其变迁的来龙去脉。因此，本书第一章将20世纪90年代前的韩国电影政策变迁史作为背景，运用文献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对其进行梳理，为阐述90年代韩国电影政策的转变奠定基础。该部分将韩国电影政策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10～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下电影政策的萌芽时期。在这一时期，电影作为新兴的大众媒介，以现代文化移植方式（殖民地式）传入朝鲜半岛，韩国电影虽然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但创作与表达的自由始终受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压制。日本殖民时期的电影政策以压迫民族解放思想和宣传军国主义为主要目的，严苛的审查制度是其最主要的内容。第二个阶段是1945～1960年，从朝鲜半岛独立到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以后电影政策的混乱时期。这一时期，朝鲜半岛先后发生了日本殖民者投降、朝鲜战争爆发、南北分裂、美国军事占领、大韩民国政府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韩国电影与坎坷的国家命运一起，经历了无数次的沉浮。由于主体的混乱，电影政策的目标与方向经常发生改变，内容也处于朝令夕改的状态，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第三个阶段是1961～1984年，以《电影法》为中心的电影政策体系的构建时期。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韩国正式进入“军事政权时期”。韩国第一部电影基本法——《电影法》正是在这一时期被制定，标志着政府主导的以保护和管制为主的电影政策基调得以确立。但由于军事独裁的政治体制，电影始终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难以获得真正的发展。
第二章则通过对电影政策历史的纵向比较，专注于韩国电影政策在历史演变中的变量，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样化的视角着力探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韩国电影政策的转变与演进，分析政策演变的原因和内容，在本书结构中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1984年12月31日，以《电影法》的第五次修订为标志，政府主导的以保护与管制为主的电影政策开始发生转变。电影业许可制向注册制的转换、独立电影制度的设立、制作业与进口业的分离等政策使韩国电影制作开始自由化，以往保守的垄断生产结构也开始出现裂痕。而这一政策上的转变并不是韩国电影产业内部自律化发展的反映，而是美国这一外部势力推进的结果。美国政府对韩国的战略调整促使其通过两次韩美贸易协定迫使韩国政府对外开放电影市场，以倾销好莱坞电影，弥补对韩贸易逆差。80年代末，全斗焕政府的消极应对使韩国电影面对好莱坞电影的侵袭，被推向生死存亡的边缘。直到90年代金泳三政府的上台，韩国电影政策才真正由消极应对转变为积极振兴。分析转变的原因：首先，90年代政治民主化的改革为电影政策的变革提供了政治保障；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席卷转变了政府对电影的认识，电影由意识形态工具转变为具有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文化商品，特别是电影的经济价值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得到了政府和民众的肯定，导致90年代后的电影政策均以产业化振兴为主，以文化扶持为辅；最后，电影政策的转变离不开韩国电影人的坚守与努力。论及电影政策转变的具体体现，本书分别从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的成立、电影审查制度的废除、电影分级制度的引进以及电影振兴金库的设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此外，还对90年代以后历届韩国政府的具体电影政策进行了概述与比较，进一步阐明韩国电影政策的转变趋势。
第三章与第四章以文化商品的价值二元性为理论基础，将电影政策分为经济政策和文化政策两部分，分别对其效应进行分析，得出韩国电影政策在具体落实运用中的经验。第三章分别从国内市场、海外市场和版权市场三个方面，对电影经济政策的效应进行分析。首先，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电影政策主要以扶持国内市场为重点，通过政府对市场资本的大力引进和公共资金的投入与引导，形成了多元主体的产业资本结构，扩大了资本规模，是韩国电影产业快速发展的前提条件。韩国大片作为电影高度产业化的结果于1999年登场，并依靠强大的观众号召力扭转了好莱坞称霸本土市场的局面，带来了韩国电影产业经济收益的激增。其次，对海外市场的扶持与开发是2000年之后韩国电影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力图改善电影收益过度依赖本土票房，寻找经济增长点的应对之策。本章从电影单片的出口、国际合拍片的制作以及电影技术服务的出口三个方面，分析电影政策在海外市场的经济效应。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韩国电影的出口已经形成了影片出口与技术服务出口并重的局面，特别是李明博政府对电影技术的大力扶持，使韩国的电影技术服务出口额一度超过影片的出口额，为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开拓提供了可能。最后，除了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电影票房以外的附加版权收益大大增加。但是由于版权保护意识的缺乏，电影盗版、非法下载行为泛滥。为此，韩国政府颁布《著作权法》、制定版权市场标准契约方案、构筑电影网络市场信息统合电算网等，全力保护韩国电影的版权市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世纪90年代后以扶持和振兴产业为重点的政策内容确实使韩国电影产业的经济效益剧增，但是政策对电影经济价值的过度倾斜，导致市场繁荣背后隐藏着严峻的产业结构问题和文化问题。
第四章主要对20世纪90年代后韩国电影文化政策的效应进行分析与评价。2006年以后，韩国政府在电影政策上开始反思自身，在重视电影经济价值的同时，关注文化价值，制定了一系列扶持电影文化发展的政策。本章通过对艺术电影、独立电影等多样性电影的扶持政策，文化弱势群体的扶持政策，电影教育的扶持政策以及电影界性别平等问题等4项内容的阐述，分析上述政策的执行效果。首先，对艺术电影、独立电影等多样性电影采取以确保正常上映为重点的扶持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多样性电影的上映机会，但仍需对其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扶持方式。其次，以偏远地区居民、视听残障人士观影便利性为重点的扶持政策，保障了民众共享电影文化的权利。此外，电影界性别平等问题、在韩外籍人士的观影便利性问题也开始提上政策议程。最后，电影教育在以培养电影制作专业人才的技术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果。近年来，电影教育范围开始扩展到以一般市民为对象的电影素养教育，注重融合性人才的培养。
第五章是韩国电影政策的评价与启示。首先，本章以哈瑞·希尔曼·查特兰德和克莱尔·麦考吉的文化政策模式为理论基础，运用横向比较方法将韩国与美国、法国、英国的电影政策进行比较分析，揭示韩国电影政策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征，进一步充实研究体系。其次，运用吉姆·麦圭根的文化政策话语结构理论，对韩国电影政策话语结构进行分析与评价，以批判主义的视角，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的韩国电影政策话语结构发生了国家话语退守、市场话语主导、市民话语积极参与的演变。再次，指出韩国电影政策今后发展的方向与需要改善的问题。最后，结合韩国电影政策的经验和教训探讨对中国电影政策的启示。
为了获取书中所需的一手资料与文献，笔者于2016～2017年在韩国成均馆大学联合培养学习一年，其间充分利用成均馆大学图书馆、韩国国会图书馆、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中关于韩国电影政策的资料，并多次赴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韩国影像资料院、韩国电影艺术学院等重要机构实地考察，以保证对韩国电影政策分析的准确性与客观性。
[1] 尹鸿等：《传媒研究如何面对传媒实践？》，《现代传播》2002年第1期。
[2] 冯凝：《永动的生态产业链：当代韩国电影政策分析》，《当代电影》2015年第5期。
[3] 〔韩〕姜乃碤：《市场开放后，韩国电影政策变迁》，《电影新作》2008年第6期。
[4] 任珺：《跨域视角下的文化政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28～29页。
[5] 方彦富：《文化政策研究的兴起》，《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6] 范春燕：《解读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政策——西方学者对文化政策的研究及其启示》，《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