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革命的摇篮里成长

在上海大学的熔炉里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诞生的上海大学，名义上是中国国民党党立学校，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主掌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学校。“武有黄埔，文有上大。”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邓中夏、瞿秋白、陈望道、施存统、恽代英、沈雁冰等曾在这所学校担任校政工作；李大钊、蔡和森、章太炎、萧楚女、田汉、俞平伯等到这里演讲、授课；进步青年也被革命理想吸引进入这所校舍简易的学校，他们中有丁玲、孔另境、张治中、施蛰存、戴望舒，等等。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大学被封闭。

他的姐夫沈雁冰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同时在上海大学义务兼课。他教授的是“小说研究”和“神话研究”。因为他对上海大学的情况相当熟悉，当时他还担任共产党上海地委书记的职务，他推荐内弟报考这所学校。于是父亲落脚在他们顺泰里的家，每天一早他们俩一同步行赴校，当时上大在闸北青云路上，上完课沈雁冰到商务印书馆去上班。

父亲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旁听哲学系的课。他如饥似渴地吸收新思想、新学识，浑身充满着青年的革命激情。丁玲曾说，孔令俊在上海大学时是很活跃的人。施蛰存、戴望舒进校后，第一个认识的同学即是孔令俊，因为他的关系到老师沈雁冰家中玩，令俊住在他家的亭子间里，他们差不多每个星期都去，还和令俊的姐姐孔德沚谈谈家常，或者随便翻翻书架上的外国文学书，借书或闲聊时，不太打扰沈老师在译书。

在上海大学念书的情况，父亲喜欢旁听哲学系的课。他有文记叙：

从全国各地汇集拢来的数百个腾跃的生命，在简陋的几幢民屋内做着拯救中国命运的工作……以四间民屋的客堂连贯辟成的狭长的教室内，拥挤得无从插足，数百颗活跃的心灵期待听受一次庄严的启发。时间在晚上，而地点又落在上海之北郊，四周的民家都已在准备作梦寐的休息了，可是在这狭小的天地里却显得紧张和活跃，仿佛像寂寞空旷的古寺里的一盏“长命灯”。

突然一个瘦长白皙的人形出现在前面的讲台上，谁也未注意他是什么时候进入这个讲室，这反乎常例的出现，顷刻镇压了喧嚷的人声，站在讲台上的人仿佛迟疑了一下，又似乎故意等待了一下，才用极低的声压吐出了一句话来：

“我是瞿秋白。”

瞿先生的声调始终没有怎样高昂，他的全篇演词非常冗长，可说完全是学术讲演的方式，中间并没有什么激昂慷慨和声色俱厉的表现，这和我们平日习见习闻的那些革命领导者的鼓动式讲演完全异趣。在当日的情景之下，这样的讲演实不为大家所欢迎，可是究因为震惊于瞿先生的大名，没有谁甘愿牺牲这项应得的权利，所以大家勉力提起精神一直听到结束。

之后，瞿先生就在这个集团里担任了社会科学系的主任，领导着最活跃的一群青年从事于革命理论的研讨。

我虽不是这一系里的学徒，但这一系里的功课却自主地选读了几种，其中“社会哲学概论”一门正是瞿先生所主讲。这一门的内容原本相当深奥和干燥，而先生讲演方式似乎又太偏于学院式一点，先生的口才原不算差，但比之日常接触的其他许多革命领导者，他们那种口若悬河的雄辩，自有不逮之处，所以一般人对先生功课的感想总觉得有些沉闷，而这“社会哲学”当然更其来得沉闷了。

先生在那里负责大约不过一年，因为其他工作的繁忙，就辞去了这里的教职，所以受过他育泽的青年并不很多。我因为当时寄居的地方正是瞿先生住所的邻居，因此还能间常过从，一窥他日常的生活。

那时他姐的家在闸北顺泰里，与瞿秋白、沈泽民是邻居。

1924年，上海大学校址从闸北青云里搬到当时的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南阳路口，很多同学和老师搬迁到学校附近居住。那里刚刚造好的一片住宅区，好些人搬到了这民厚南里、民厚北里。父亲也经常去那里，看望同学、老师，甚至借宿，留下不少生活印记。

民厚里以前是哈同（1847—1931）的产业，犹太人在上海发了迹，在沪西旷无居人的近郊买了一块地，用三分之二造了一个哈同花园，另外三分之一由他的管家姬觉弥造了二片石库门式的中国里弄。他们很会算计，建造一所花园，长时期需要很多工人，也需要供给工人生活的住房，附近新建的单位职工也需要住房，作为一项投资，他们在花园左侧建了这片住屋。前从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后到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左从哈同路（今铜仁路），右到赫德路（今常德路），占地一大片，中间留条安南路（今安义路），把民厚里一分为二。南面的七条弄堂称民厚南里，北面的五条弄堂称民厚北里。这片里弄造好以后，果然吸引了不少工人和附近的职工。近段常德路电车场的职工，静安寺路中华书局编译所和印刷厂（现上海商城的地点）的职工，上海大学1924年2月从青云路搬到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公共租界后，他们的学生也有住进了这里。这条里弄有名气，还在于这里住过不少文化名人、历史人物。中共上海党史记载：1920年5月5日毛泽东第一次由北京到上海，即寓于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从事驱逐湖南张敬尧的宣传，并和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问题。到沪后的第三天，即与旅沪的和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举行会议。可以想象，来沪后毛泽东的活动都从这所房子出发，并在这所房子里写下了历史重要篇章。在这条里弄，曾有过重要的文学社团，出版社社址，曾发生过许多历史故事，文坛趣闻，社团风云。有的人物就此销声匿迹，有的登上革命征途，有的发生信仰危机，有的吵吵闹闹各分东西。这里曾演绎过一幕幕历史，一场场悲喜剧。

上海大学学生中，施蛰存是民厚里最早的居民之一，他曾二度在民厚南里、民厚北里住过。据施先生文章中介绍，他在上海大学就读时，和同学戴望舒住进了这里，原因是这里离学校近。我想还有一个原因是这里虽地处那时的沪西近郊，却有不少文化人住在这里，并不寂寞。施先生在这里认识了在中华书局编译所工作的田汉、张闻天、郁达夫等。当时田汉是上海大学中文系的兼职老师，刚和夫人易漱瑜从日本回国，在中华书局当编辑。虽已出版《三叶集》一书，但初登讲台，还不老练，讲授西欧浪漫主义文学，没有教材。由于同住一条里弄，打听了一下，当晚他便和戴望舒去串门拜访。那时，施蛰存、戴望舒和我父亲才二十来岁。

还有趣的是，他们刚搬进民厚北里的一间后厢房，只听见隔了板壁有一伙人在吵吵嚷嚷地谈话，仔细一听倒蛮有意思，是国家主义派的一群人在争辩，有左舜生、田汉、曾琦等。他们那时编辑出版《醒狮周报》，这前厢房就是他们的社址，房主是左舜生。由于误入此地，夜夜听隔壁，于是，也认识了国家主义派的一群人。住了半年不到，他们搬到民厚南里，又结识了创造社一群人。

那时，张闻天也住在这条里弄内，他是中华书局编辑。我父亲和张闻天的弟弟健尔很熟，又同是上海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父亲来到这条里弄，找健尔，也找施蛰存、戴望舒。施先生在《怀孔令俊》中说：“因此，我们由令俊的介绍，认识了健尔，又因此认识了张闻天，那时他正在译俄罗斯作家科洛连珂的《盲音乐师》。”

1996年的一天，我去看望施老伯，问起民厚里，他还记得近民厚南里常德路上有家小酒店，住在这条里弄里的文化人常去那里吃小吃，他和戴望舒也去，那里的菜烧得不错。记得张闻天最喜欢点的菜是香拌芹菜，每餐少不了。田汉、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也常去那里。有一次，郁达夫还喝醉了酒，在马路上躺了一夜。这样的老古话，大约也只有施老伯才知道了。

从1924年起，父亲发表作品用“另境”笔名，以后孔另境成为他的常用名。目前发现他的第一篇作品是论文《促男女同校之同学的注意》，发表在《学生杂志》11卷9期（1924年9月5日）。那时他还在上海大学求学。当时，关于男女同校同学，这个话题是新鲜的，是反封建意识的表现。可见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即是充满时代前进气息的政治判断很强的文章。

关于在上海大学求学时期的青葱岁月，父亲曾发表过几篇回忆文章，平时我们在他的聊天中也得知不少有关故事，更神奇的是，家里还保存着半个多世纪前他的上海大学毕业证书原件。

记得是2014年10月的一天，新上海大学成立二十周年，学校把纪念活动的重点放在新建成的“溯园”。这是为纪念老上海大学（1922—1927）而建，是一座校史陈列的室外展示区域。

落成典礼那天下午，十月的煦丽阳光，照得我们身心都暖洋洋的。来宾们聚集在学校本部正门东侧的广场上，一个小时的仪式，除学校领导致欢迎辞和介绍嘉宾，颇为意外的是高龄的老上大校长于右任的小儿子于中令先生专程从美国赶来，在他赠送校史馆亲泽的对联后，欢快的鼓乐声响起，他与上大校长共同为“溯园”揭幕。

作为受邀参加这个典礼的老上大师生的后人，听得介绍来宾，个个都有来头，令人肃然起敬。有老上大副校长邵力子的孙子，教务长叶楚伧之子；教师有任弼时之女，恽代英孙女，沈泽民外孙女，张太雷外孙，丰子恺外孙，蔡和森孙子、孙女；学生有博古之女，孔另境之女，杨之华外甥女，杨尚昆之子女。还有曾在老上大演讲的李大钊孙女和中共早期领导人李立三之女，等等。可谓红色名人的后代聚集新上大，这是新上海大学二十年建校历史上的第一次。

“溯园”园区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从建筑设计来说，它由四面弧形的墙体、校址地图广场以及从广场中心向外发散的环形小道组成，形同年轮，寓意20世纪20年代上海大学的光荣历史、葱茏岁月。我们一边听得引导员的介绍，一边迈步踩在青砖碎石的小道上，好像穿梭在老上海的弄堂里面。左边的墙体上不时有“作品”向我们展示，那是一条历史的时光隧道，墙上刻录着老上大的校史，以大事年表的形式，演绎了老上大从建校、发展、变迁，直至被迫关闭的过程。还有大学章程墙、师生名录墙等。每个组合都诉说着它的不凡经历；每一个条目都有着一个冗长故事。四组黑色的大型浮雕作品镶嵌在墙体上，引人驻足注目，分别为“欢迎于右任校长”“李大钊演讲”“平民夜校”“五卅运动”，重现了老上大历史上的经典场景，简要地展示了这所学校虽然仅仅存在了五年，却以非凡的活力在现代革命史上、高等教育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果然，引导员说，这个设计理念在于意味着老上大是从石库门的“弄堂大学”，几经搬迁，全校师生经历了通向现代化的新上大，有着薪火相传的意味。

当来宾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徜徉在这“时光隧道”里，打量着墙体上的文字，仔细一看引起一阵惊呼，大家相互呼应着、指点着，纷纷寻找与自己前辈有关的记载……这时，我和妹妹明珠意外地发现父亲的毕业证书清晰地镌嵌在墙上。呀！他们从哪里得来的？实在太意外了！

父亲孔另境是1923年夏入学，1926年7月在文艺院中国文学系毕业（据文凭上记载）。父亲在自述中说，他在校三年，学习革命理论，接受时代之号召，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从事工人教育。参加五卅运动，在南京路上撒传单时被捕。半个月后被济难会保释出狱。离毕业还有几个月，父亲应姐夫沈雁冰之召唤，离开学校去广州参加实际革命工作。那时，广州是国民革命的中心。他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为毛泽东）工作。当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因为客观的革命要求的迫切，或者自身的各种考虑，没有读完全部课程就离开了。他们没有拿到毕业文凭。1927年“四一二”以后，学校被封，学生被捕，师生星散……直到十年之后，1936年3月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于右任关于“追认上海大学学生学籍与国立大学同等待遇”的议案。这是于右任校长的争取。为学校曾经的学生补发毕业证书，虽然仅仅五年校史，也是属于正规的学校，有着“武黄浦，文上大”的美誉。有了学历证书，便于他们寻找工作。

得到可以补办毕业证书的消息，父亲孔另境已经办好了。施蛰存曾是上大学生，在二年级后转到震旦大学继续学业的。他写信给父亲，帮忙替他补办一张毕业证书。这封信我看到过，现在还在。至于是否办成功，就不得而知了。

仔细看手边那张大大的毕业证书，宽52公分，高50公分，可谓超级大型。最上端印有孙中山头像，两边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和蓝底的国民党党旗。

证书正文：“学生孔另境系浙江省桐乡县人，现年二十二岁，在本校文艺院中国文学系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得称文学士。此证。”左面是大大的“上海大学钤记”的红色印章盖在“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签名及盖章）”之上。下方是孔另境四寸正面脱帽照，照片上盖有钢印，有着不可调换的权威。日期注明“中华民国十五年七月”，盖有一枚红色的大印章：“教育部印”。还有“大字第54172号”编号。补发的日期为：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这张毕业证书的正规，还在于反面盖有骑缝印章：“中字第贰玖号。”然而，稍稍再留意一下，在右边的角落上有一枚蓝色的橡皮图章的印记：“该生毕业资格经本部于廿九年四月日核准追认。”以及左边有“中华民国廿九年四月廿五日验讫”这样的印迹。

这是为什么呢？1937年7月补发的证书，到1940年4月25日还要“核准追认”“验讫”？

参阅父亲的经历，1940年时他36岁，上海正处于“孤岛”时期。为适应抗战宣传和培养人才的需要，他在上海大学同学会创办的华华中学的基础上，创办了华光戏剧专科学校。延请柳亚子、陈望道、胡愈之、周剑云、唐槐秋等任校董，吴永刚、周贻白、鲁思等任招生委员。特约讲师有于伶、阿英、许幸之、赵景深等。父亲任校长，鲁思任教务主任。当时留在上海的左翼文化人，几乎都和这两所学校发生过关系，或教课，或演讲，或学习，或秘密集会，在抗战文化宣传工作上，起了一定的作用。父亲是这两所学校的实际负责人。

那么，是不是为了向租界工部局登记或注册，需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包括他的学历证明呢？很有可能这张毕业证书派上了大用场。应验了当初于右任的议案“追认上海大学学生学籍与国立大学同等待遇”的实际好处。于是，在验证时被加上了“核准追认”“验讫”的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