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仁
一切開始於我高二那年。那時我一心想拿藝術學位，不想像大部分同齡的人那樣去讀諸如數學、文學或者經濟那樣循規蹈矩的專業。如果我的父母也如那些虎媽狼爸，那他們肯定無論如何都得把我逼進大學。我所讀中學的職業輔導員也跟我說“搞藝術的都是身後留名”。幸好我父母一向開明，而我也很堅持，在家鄉里昂拿到“應用藝術”文憑後，便隻身到巴黎進修“工業陶瓷設計”高等文憑課程。
巴黎距離我父母家五百多公里，我申請住在南泰爾大學（即巴黎第十大學）的留學生及外省學生公寓裏。南泰爾在巴黎西郊，離我進修學校所在的巴黎第十五區坐地鐵大概四十五分鐘。
住進南泰爾學生宿舍是1983年9月，幾天後宿舍管理員介紹我認識了一位建築系留學生，名叫毛毛，來自喀麥隆。毛毛又介紹我認識他的幾位朋友，其中一位來自香港，名叫仁，看得出仁對我頗有好感，但得知我在里昂有男朋友之後，他開始刻意迴避我。而我對他印象也不錯，只是不確定是否應該和他走得更近。毛毛倒是給了我一個明智的建議：就順其自然吧。一個月以後，我和里昂的男友分手，然後開始和仁交往。我們很快就墜入愛河，一刻都不能分離。
仁的名字的粵語拼音是“Yan”，用粵語發音聽起來像法語的“Yann”，也就是布列塔尼語的約翰（John），在法國別人都叫他“Yan”。他全名是“仁良”，意思是仁慈善良。我的男朋友有這樣的名字，那人一定也不會壞吧！仁教我用漢字寫他的名字，還好這兩個字筆畫都不多，我很快就學會了。
仁身材偏瘦，樣貌英俊，有一雙深棕色的眼睛。他眉毛濃密，一頭烏髮略微有些長。以後我便成了他的理髮師。他穿着中式棉襖，看起來很逗人喜愛。不過說實話，他也不是完美的。就如大部分香港人一樣，他是近視一族，直到最近才做了矯視手術。當年他一直戴隱形眼鏡，早上起牀時他如果不戴他那副厚重的眼鏡，他幾乎什麼都看不清楚。
仁在巴黎第六大學讀書，他會說流利的法語，我們的交流沒有一點問題。雖說他的法語帶點香港口音，但在我聽來，卻頗為可愛。我中學開始學英語，但如很多法國人那樣，還是講得不好。仁跟他的大家姐一樣，先在大學學了兩年法語，然後申請了法國政府提供的兩年留法獎學金。我們認識那年已經是他在法國的第二年。幸好幾個月後他向學校的學生福利辦事處提出因需完成論文而延期獎學金的申請獲得批准，於是我們又多了一年時間在一起。
那時仁大概每月都請我去中菜館吃一次港式點心。多個裝在竹製蒸籠內的小點心同一時間疊放在我們桌上，在我看來煞是有趣。腸粉就像是透明的法式煎餅，而當我第一次看見叉燒包，還以為是生麵粉團，但一吃卻驚覺美味無窮。還有各式蒸餃，看起來都十分精緻可口。因為份量小，每一款點心都可以試試。這都只是未來香港生活的“預演”。我經常逗仁說，他比我富有，雖然他也只是拿獎學金，但付完房租和往來巴黎三個交通區間的車費，他居然還有錢請他的法國窮女友上館子。每次上館子，他都要點普洱茶。仁最愛喝普洱茶，普洱深褐的茶色在他的茶壺裏留下厚厚的茶漬。而我總覺得普洱茶有股木屑的味道，我習慣了喝我媽媽泡的伯爵紅茶，味道芳香。那時我唯一喝過的中國茶就是茉莉花茶（香片），每次喝過之後我都覺得一陣暈眩，後來我才得知，茉莉花茶性涼，不適合像我這樣體質易寒的人，而普洱茶較為適宜，無需太濃，顏色呈金棕色恰到好處。
平時晚上我們要不在學校飯堂吃飯，要不在我宿舍吃飯。最方便的晚餐莫過於熱一罐仁從唐人街買的回鍋肉或者午餐肉，加上仁從香港帶來了電飯煲，煮飯也很方便。電飯煲對我來說太好用了，為什麼擁有各式廚具的法國人卻差了電飯煲呢？我們兩人簡單的晚餐雖很可口，只是可口美食高鹽高脂肪，我馬上長胖了。但是仁的身形沒有半點變化，還是和以前一樣清瘦。
有一天我們去巴黎看望仁的大姐的朋友布蘭迪尼。布蘭迪尼剛從香港回來，帶了很多冬菇，於是仁當即決定做冬菇燜雞。他想向我證明，他不僅僅會烹調罐頭食品，於是我回應，“仁真是‘甄能煮’啊！”（《甄能煮》是以前北美的一個烹飪節目，英文名是“Yan Can Cook”，正好是仁的名字的拼音。）仁是家中獨子，另有五個姐妹，來法國之前，他從未下過廚。但現在，他居然會做冬菇燜雞。後來他也教我做中菜，有時週日他還會做飯給我。
週末我們幾乎都和朋友聚餐。大家分工買菜做飯。我們通常在學生宿舍的公共聯誼室吃飯，也就是我和仁住的那棟樓。聚餐總可以吃到多樣菜式，大家聊天甚歡，偶爾也談談政治。
有一個週六晚上，仁邀請了住在學生宿舍的十五個朋友來吃港式火鍋。他熬了清湯，但因為在南泰爾附近拉德芳斯的超市，買不到切好的肉片（這點和香港的超市很不同），仁只好自己操刀。因為人多沒法都圍着桌子坐，大家只好站着，或者圍着桌子走動去拿吃的。這是我第一次吃港式火鍋，感覺很有趣。我現在還記得大家圍着桌子，用叉子去叉鍋裏的食物。雖然沒有魚蝦海鮮，也沒有新鮮麵條，但三年後，我在香港吃到了正宗的港式火鍋，我不得不說，那時仁做的港式火鍋真是“似模似樣”，肉片配襯大量的蔬菜，比我老家的法式火鍋健康得多。
做班戟（薄煎餅）也是仁追求我的法寶之一。我記得某個週一早上，我上課之前仁跑到我宿舍門口帶着新鮮出爐的薄餅。我那時候課堂緊密，每天早上六點四十五分就要出門，所以我們不會在這個時間見面，因為對仁來說這實在太早了。仁習慣夜深人靜之後學習，當然第二天午餐之前他是不會起牀的。他送班戟來的前一天，我回里昂老家家休了個短假，週日才回宿舍。仁是用他們週末開“班戟派對”剩下的材料給我做班戟。當他週一一大早捧着熱騰騰的班戟站在我宿舍門口，我真是又驚喜又感動。
有時仁也會看看我有多“勇敢”。我還記得他第一次帶我去巴黎十三區唐人街的中國超市買蛇羹的情景。我一直怕蛇（直到現在都怕），更別提吃蛇了！他想讓我嚐試，我也希望展示自己多有冒險精神，所以我就同意了仁的提議。他買了一罐罐裝蛇羹，回宿舍後加熱之後我們一起品嚐。熱湯下肚時我卻總想像有條蛇盤繞在我的喉嚨裏，感覺很不舒服。那天在超市，我還看見冰櫃裏擺放着的一磚磚乳白色方塊，如乳酪一樣，我以為那是中式乳酪，仁笑我說那叫豆腐。
除此之外，我們還一起去逛博物館，在聖米歇爾區附近散步，盧森堡花園和西堤島也是我們常去的地方。我倆也喜歡邀約朋友一起外出郊遊，週日我們常去巴黎西部的聖日耳曼昂萊的的森林野餐。如有長週末我們便驅車到別的城市。有一回，一位剛畢業的朋友駕車帶我們到他媽媽家過週末。他媽媽家在法國中部的穆蘭。另一次我們去了法國和瑞士邊境上薩瓦省的聖熱爾韋萊班，還有一次去了北部諾曼底區的聖米歇爾山，和布列塔尼省的小城聖馬洛。這些青春的印記回憶起來總讓人快樂，也讓人倍感歲月匆匆。
從我們交往開始，我就知道仁學業結束後是一定會回香港的。他跟我說過多次他不會留在法國，希望我可以考慮畢業以後也去香港。我對香港充滿好奇，但仁並沒有為我描繪一幅美麗的圖景，他只說香港擁擠悶熱，夏天經常颱風肆虐。他還說如果我來香港生活，那就得請一個家務助理幫忙料理家務，在香港中產階級人家請家務助理是很普遍的。不過他說的這些我都沒太在意，沒過多久就忘了。
先不說決定去香港生活，我倒是挺想找個假期先去香港看看，只是我自己沒法負擔旅費。我父母只貼補我日常生活的必需開銷，所以我不能開口找他們要路費，他們自己也從沒到過像香港這麼遠的地方，因此路費只有我自己想辦法湊齊。
1984年9月，我開始第二年的學業。一位師姐問我是否願意接替她的一份兼職工作，是在露天市集當幫工。這份工作對於一心想攢錢去香港的我來說來得正合適，但我必須早起，因為大部分法國的露天市集從早上七點開到中午一點，一週營業一到兩天。早起沒關係，但得知是在賣牛雜的攤位工作，我嚇了一跳。幫忙賣點衣服、玩具、蔬菜、水果之類的還行，賣魚也湊合，賣牛內臟卻是我從沒想過的。但這也由不得我挑剔，為了攢夠去香港的機票錢，我還是接受了這份工作。
我的老闆是周生周太，他們有兩個攤位。週六我在他們靠近“巴尼奧萊門車站”的攤位工作，週日則在“白屋”車站附近的攤位。為了掙夠去香港的路費，我也只能不辭辛苦了。我要賣的東西有牛腎、小牛胸腺、牛尾、牛胰臟、牛肚以及小牛肝。老闆人很好，每週都會給我一塊上好的法蘭牛排或者一片卡昂牛肚。但冬天着實難熬，因為我要用手拿放在冰塊上的食材。雖然我戴着羊毛手套，外面還再套一雙橡膠手套，我的手指還是被凍僵。幸好有仁借給我的中式棉背心讓我的身體不至於受凍。
週六晚上我們會和朋友開派對，但因為我週日要打工得早起，所以週六晚上十二點左右，我就得離開派對。仁會先送我回宿舍，然後再回去和他的好兄弟們跳舞。我們分別之後，我腦海裏還一直迴蕩着派對上播放的米高積遜高音調的“在這個顫慄……顫慄之夜”或者大衛寶兒那幽靈般的歌聲“噢，噢，噢……我嬌小的中國小姐”。
週末早上大約六點我便要穿過校園奔赴集市。清晨的校園人很少，我有點害怕，因為南泰爾大學附近的區域治安不太好，住的人很雜，這些人常到校園使用衛生間和浴室。我一路祈禱不要遇到什麼壞人。我記得有一天，一個高個子男人朝我走來，我很緊張，只敢低着頭向前走，告訴自己我只不過如螞蟻一樣渺小，他看不到我的。不過，這人從我身邊走過，人家一點都沒注意到我。我經常莫名其妙地擔心緊張，但很奇怪，我在香港這麼多年，從來沒有這種不安全感。
打工的這一年生活變得很忙碌，仁也在加緊完成他的畢業論文，為了忙碌之中多點見面時間，仁從宿舍的三樓搬到我住的二樓，這樣我們離彼此更近了。
1985年初的寒假，仁帶我搭渡輪穿過多弗海峽，到倫敦旅遊，我還從沒去過英國呢。我們準備住在仁的中學同學家，這位同學那時正在倫敦讀書。我以為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按理香港人就算是英國公民，但仁申請英國的旅遊簽證居然比我難。他給我看他的護照，首頁印着“二等英國公民”，這幾個字讓我很吃驚。之後他告訴我，他的媽媽出生在中國大陸，1949年來到香港，但她只有香港身份證明文件而沒有護照。
到倫敦之後又遇到另一件事，仁的那位中學同學回香港過春節了，而他是在回到倫敦之後才收到仁給他的信說我們要在他家借住幾天，也就是說，我們到達倫敦的那天，住不了仁的朋友家。那夜天寒地凍，我們兩人一共只帶了二十鎊現金。一位好心的的士司機把我們載到最近的一家旅店，他也知道我們就只能負擔最基本的花銷。雖然一開始不順利，但接下來的六天，我們逛博物館，在市區散步，過得很開心。
1985年5月，仁通過了統計學博士論文答辯，準備回香港。他清空了宿舍，把幾件在巴黎伴隨他三年的家什放在我這裏：一個帶有拂柳圖案的茶壺，一隻印有藍色“福”字的帶柄茶杯，一個藍白米子紋底的塑膠盤子，兩個竹製茶葉罐，一台小電視，一件藍色絲綢中式外套，衣領裏還有個白色棉質內襯，一件黑色絲綢夾層棉背心，以及我們經常煮飯的橘黃色小電飯煲，用仁的話說：救命的電飯煲。這個寶貝電飯煲是他大姐的朋友布蘭德尼從香港帶來法國的，它現寄存在里昂我父母的家中，我和仁回法國探親還會用它煮飯。
回香港之前，仁還想在歐洲遊玩一番。他買了一張歐洲鐵路通票，和他幾個香港朋友去了歐洲一些國家。可惜因為我得打工攢赴港旅費，不能和他同行。結束歐遊後，仁到了里昂看望我的父母，這是他第一次見我的父親。我母親前一年來巴黎時，已經見過仁了。她來巴黎就是專程想看看這個讓她女兒如此深愛的香港人到底是什麼模樣的。仁這次拜訪我父母，也是想讓他們知道，他對我的愛和願意和我白頭到老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