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正义与行动者的善

《卡尔米德》和《拉凯斯》并没有确切表明，苏格拉底通过他的关键主张即“节制和勇敢总是美好的、善的和有益的”想要说的是什么。尽管我们一开始可能假定“总是善的”仅仅意味着一种美德总是一种善（因此总有某种东西被说成是以它为目标的），但是这些对话的结论依赖于一个很强的主张，即美德总是比其他事物更好（因此经过全盘考虑，它就总是好的）。苏格拉底声称，如果一种美德是美好的，那它必定是有益的，这么说的时候他并没有说明所考虑的是谁的益处；是行动者的益处？还是那些受到行动影响的人的益处？还是二者兼有？既然《卡尔米德》的结尾暗示，一个人的节制对于他自身的幸福来说必定是充分的，苏格拉底似乎就接受了进一步的强主张：如果一种美德是美好的，它必须也是经过全盘考虑之后对行动者最好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苏格拉底在《申辩》和《克里同》中关于正义的主张，他的立场就更加清楚；在这里他坚持认为正义是美好的，并因此在经过全盘考虑之后对于正义的行动者来说是最好的。这个主张似乎非常不合理，因为似乎很明显：正义的人遵从正义的要求行事，即使以其自身利益为代价。然而苏格拉底否认了这个关于正义的、表面上很明显的事实。

在《申辩》中，苏格拉底坚持认为，他对正义的承诺必定不能出于自我保存的缘故而放松；与做正义的事还是不义的事、做好人该做的事还是坏人该做的事这种问题相比，任何有生命价值的人都不会去考虑危险或死亡（Ap.，28b5—9）。^[125]苏格拉底后来否认在有美德和保护个人利益这两者之间存在冲突，因为他声称，恶事不会发生在好人身上（41c8—d2）。如果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一个好人，那么他的正义行为也就不会伤害他。他在这里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他认为对正义毫不妥协的承诺会增进行动者的幸福。

他开始处理《克里同》中的这个问题。在回应克里同的主张时—苏格拉底待在监狱里既是有害的又是不义的，并因此是可耻的（Cri.，46a3—4）—苏格拉底重申了他对正义所做的不可更改的承诺，并坚持认为他不可能受到正义行动的伤害。他坚持认为，活得好，而不仅仅是活着，才应该是我们的首要关切（48b3—6）。于是他主张，活得好、活得高贵与活得正义都是一样的（48b8—9）。这个观点解释了为什么好人不可能受到伤害；一个人只要不被剥夺幸福就不可能受到伤害，而只要他活得合乎正义，他就是幸福的。^[126]

为了说明正义是如何与幸福相联系的，苏格拉底声称灵魂中的正义与不义相应于身体的健康与疾病（47d7—48a1）。在他看来，正义是如此重要的一种善，它不应与一个不义的灵魂在一起；因此不义的行动是要加以避免的，因为它产生了灵魂中具有破坏性的不义状态。在提出这些观点时，苏格拉底暗示，美好与正义的事物必须对行动者有益。

这个主张无论如何都不是毋庸置疑的。在索福克勒斯的《菲勒克忒忒斯》（Philoctetes）中，涅奥普托勒摩斯（Neoptolemus）明确地将正义从公共利益以及他自己的利益中区分出来。他并不否认奥德修斯的计划对于希腊人的利益来说是最有用的，因此也是“聪明的”（sophon）行动；但是当他判定这个计划是可耻的（aischron）和不义的（1234），他更愿意采取正义的行为方式并说道：“如果这个行动是正义的，那就比聪明更好。”（1245—1246）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苏格拉底看作正义的那些具体行动，我们也会期望他能同意涅奥普托勒摩斯。在《申辩》中，苏格拉底受审的罪名是不虔敬，是做了败坏青年、教唆他们行为不端等不义的行动（19b4）。在他的辩词中，他声称自己向来都是一丝不苟地、正义地行动，陪审员们自己就能看出这一点。他拒不认同（在他看来）不合法的、阿尔吉努塞（Arginusae）海战后对将军们的审判，而且他拒绝配合三十僭主（the Thirty）不合法地（在他看来）逮捕莱翁（32a4—e1）。苏格拉底并未假设陪审团必定同意他在这两个场合下的所作所为；他们也可能假定，苏格拉底在对将军的审判中过分强调自己对严格合法性的关注而忽视了当时情况的严重程度。但他仍然假设，陪审团在两个事件中看到的都同样是对正义的关注。这份关注似乎尤其表现为法律对于受其影响的个体的保障，而与苏格拉底自己的好处或任何社会利益的托词无关。

不过，这并不是苏格拉底对于正义和行动者利益之间关系的看法。相反，他反对涅奥普托勒摩斯，坚持认为所有的美德都必定对行动者有益；在讨论那种似乎会证明这个观点不成立的美德时，他尤为坚定地坚持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