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希腊伦理学史中的苏格拉底

虽然以亚里士多德为主，但我们还是必须对那些有关苏格拉底的更多信息来源加以考虑。在色诺芬（Xenophon）的记述中，我们也可以识别出亚里士多德式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式的苏格拉底所具有的主要特征。色诺芬式的苏格拉底关心伦理学，诘问别人，表达的某些伦理观点与柏拉图式的苏格拉底所持有的观点类似。但是色诺芬增加了大量伦理与实践层面的积极建议，以及对于传统宗教的合乎习俗的虔敬态度，他还删去了柏拉图式的苏格拉底经常表现出来的对拥有知识的否定。这一增一减都契合色诺芬本人的宗教和道德观点，并与他为苏格拉底辩护所采取的一般策略相一致。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更倾向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提供的证据。^[38]

另一个关于苏格拉底的证据来源也不应被忽视，尽管使用时必须小心。柏拉图之后的很多希腊道德家都声称受到了苏格拉底的启发。的确，奥古斯丁（Augustine）评论说，苏格拉底的论证所具有的这种有争议而无结论的特点启发了昔勒尼（Cyrenaics）和昔尼克（Cynics）这样截然相反的学派；无论是将幸福等同于快乐、主张快乐主义的昔勒尼学派，还是将幸福等同于美德、主张禁欲主义的昔尼克学派，他们都声称自己是真正的苏格拉底学派。^[39]斯多亚学派（Stoics）也承认苏格拉底是他们的灵感来源；西塞罗（Cicero）将斯多亚学派的“悖论”（paradoxes）追溯至苏格拉底（Parad.，4）。

虽然所有这些道德家都声称受到苏格拉底启发，但是他们都将苏格拉底学说与柏拉图学说加以截然区分。昔尼克学派的第欧根尼（Diogenes the Cynic）拒绝柏拉图的理念论，据说他曾告诉柏拉图，自己能够看见桌子却看不见“桌子性”（tablehood，DL，VI，53）。他把苏格拉底学说中“美德对于幸福而言是充分的”这一观点发展到了极端；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柏拉图会把他描述为“发了疯的苏格拉底”（DL，VI，54）。快乐主义者阿里斯提普斯（Aristippus）似乎认为，柏拉图的教义体系走得太远，其中没有什么观点能够合理地归诸苏格拉底。^[40]阿里斯提普斯的快乐主义立场与苏格拉底在《斐莱布》中所捍卫的观点不相容，而且可能是受到了在那里遭到拒斥的快乐主义观点的启发。与此类似，斯多亚学派的“悖论”全然不同于《理想国》所表达的观点。尽管斯多亚学派的成员都声称跟从苏格拉底，但是其中某些人批评柏拉图，因为后者不同意那些既是苏格拉底式的，也是斯多亚式的观点（Plutarch，SR，1040d）。^[41]波塞冬尼乌斯（Poseidonius）在批评斯多亚学派捍卫苏格拉底关于不自制不可能存在的信念时，他是通过诉诸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来说明不自制的可能性，而不是诉诸苏格拉底。^[42]

后来的这些道德家将某些确定的观点归诸苏格拉底，这些观点并非柏拉图自己在中期和后期对话中提出的伦理主张。必须承认，这些道德家可能误读了苏格拉底；但是他们声称那些互不相容的观点都拥有苏格拉底的支持，这是我们在试图理解柏拉图的论述时需要加以考虑的事实。如果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为什么柏拉图会认为自己对苏格拉底观点的发展与修正是合理的，同时也能看到为什么后来者会相信柏拉图抛弃的那些观点才抓住了苏格拉底学说的核心，那么柏拉图关于苏格拉底的论述对我们来说就应当是有道理的。如果柏拉图对历史人物苏格拉底的论述能够解释，为什么后来的哲学家对于苏格拉底伦理学的重要性采取不同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以及为什么可以在相互冲突的方向上对之加以发展，那么我们就有了进一步的理由认为，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论述是确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