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对话

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学说所做的论述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第一份论述。他在有关哲学发展的历史和批判中包括了对柏拉图及其前人与同辈的介绍，在自己的讨论中也经常提起或论及柏拉图，对之既有赞同，亦有反对。不仅如此，柏拉图在世的最后二十年里，亚里士多德也是柏拉图学园中的一员。亚里士多德的记述并不是绝对可靠，读者总是能找到理由来挑战他对前人的阐释。^[3]不过他是从一个我们无法企及的位置去了解柏拉图的意图；而且他的观点值得认真对待，除非我们找到某个明确的理由加以拒绝。

亚里士多德有证据表明，柏拉图的观点不限于其对话作品。他提到过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Phys.，209b13—16）与口头评述（EN，1095a32—b1）。^[4]他也提到过柏拉图早期与克拉底鲁之间的联系（Met.，987a32—b1），对此柏拉图对话中从未提及，阅读《克拉底鲁》（Cratylus）或其他对话也无法推断出这一点。^[5]既然亚里士多德有条件去比较对话和其他关于柏拉图的信息来源，那么我们就应该非常严肃地看待这个事实，即亚里士多德解读对话的进路是坚定的学说式的（doctrinal）：他经常将对话看作柏拉图观点的证据，还常常把某些柏拉图的苏格拉底（Platonic Socrates）观点归诸柏拉图本人，而不觉得有必要对此加以解释或辩护。

在批判柏拉图理念论的过程中，亚里士多德提到了《斐多》（Phaedo，Met.，991b3—4）和“《斐多》中的苏格拉底”（GC，335b9—17）。在提到柏拉图名字的地方，他其实是在暗示《斐德若》（Phaedrus，Met.，1071b22—23）、《泰阿泰德》（Theaetetus，Met.，1010b11—14）、《智者》（Sophist，Met.，1024b14—15）以及《斐莱布》（Philebus，EN，1072b28—32）中的某些段落。他在考虑一个当时已经引起争论的问题：柏拉图在《蒂迈欧》（Timaeus）中对创世的论述究竟指的是什么（DC，279b32—280a3）。在批判柏拉图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对比了《蒂迈欧》和未成文学说中的观点，而没有或多或少严肃地指出应该把哪一个观点看成是对柏拉图观点的说明（Phys.，209b11—16）。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Politics）第二卷对《理想国》和《礼法》的批判提供了一个非常醒目的例子，说明他把柏拉图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看成是一样的。在说到《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之后，亚里士多德接着声称《礼法》是另一部“苏格拉底对话”（1265a10—13），即使苏格拉底并不是《礼法》中的发言者。^[6]然后，他继续把《礼法》与《理想国》都看成是柏拉图观点的证据（1266b5，1271b1，1274b9—10）。

一旦我们注意到亚里士多德在这些章节中多数都是在批评柏拉图，那么他把“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观点归诸柏拉图就尤为引人注意。假使亚里士多德最初的听众（柏拉图在世时或者在他去世后的至多二十五年之内）相信，柏拉图自己并不接受归之于对话中的苏格拉底的观点，那么亚里士多德的进路就不但完全不公正，而且还荒谬地自我挫败；那样的话，柏拉图的捍卫者只需要提醒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并不是要代表柏拉图的观点就可以了。如果当时人们对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是否表达了柏拉图本人的观点有争议，那么亚里士多德引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作为批评柏拉图的靶子却不做任何进一步评论，这就是不明智的。而亚里士多德认为没有必要为他的假设辩护，也没有人（就我们所知没有）想要质疑他的假设，这个事实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柏拉图的同代人和继承者都把“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观点看作柏拉图本人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以及（很明显地）他的同代人所持有的这种学说式进路并不是研究柏拉图对话的唯一可能的方式。^[7]我们或许相信，柏拉图的对话本来是探索性的作品，它们阐明并审视了某些在柏拉图看来值得讨论但是不一定赞同的观点。如果我们接受这种“疑难式”（aporetic）进路，就不会坚持认为，不同对话中的主要发言者必定前后一致，也不会认为必须按照对于某一个人的思想而言合理的路线加以发展；而“苏格拉底”（等人物）可能只是传声筒，表达了柏拉图在不同时期选择讨论的观点。^[8]再者，我们或许认为柏拉图是根据某些他没有在作品中加以表现的观点写作了这些对话。根据这种“秘传式”（esoteric）阐释进路，这些未经表达的观点既为柏拉图评价他所讨论的观点提供了背景，也为我们能够评价的那些归诸苏格拉底的观点提供了背景。^[9]

这些进路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式进路针锋相对，后者认为对话中的主要言说者（包括剧中人苏格拉底）都是在表达柏拉图的观点。审读这些对话可能会令我们确信亚里士多德是错的；我们可能会发现“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观点是如此缺乏内在的连贯性或详尽的阐述，因此最不可能是柏拉图本人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观点。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尝试以另外的进路去理解对话。但是，除非我们已经表明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完全站不住脚，否则它依然有条件充当我们的假设。

学说式进路可以容纳其他进路的某些方面。或许柏拉图有时也会感到真正的困惑，想要仅仅为了某种立场本身对之加以探究，而不必做出最终的决断；就此而言，疑难式进路强调了一种重要的可能性。我们同样可以找到理由假定，柏拉图在某一部特定的对话中受到一些观点的影响，而他在对话中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些观点；在这个经过严格限定的意义上，“秘传式”进路或许也包含了一点真理。

不过，如果一开始就从上述三种进路中选择一个作为主要方法，这就会影响我们关于对话的观点；而且既然这些进路彼此不相容，那我们就必须有所选择。我们有理由跟从亚里士多德并尝试采取学说式进路，看看我们沿此方向究竟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