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1983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昌彼得先生为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之事，作《影印〈四库全书〉的意义》一文，提出“四库学”之概念。同年，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所长刘兆祐先生撰《民国以来的四库学》，也将《四库全书》的相关研究专门称为“四库学”。这是目前所知的“四库学”一词的较早出处，但其代表的涉及《四库全书》各方面问题的研究则早在清乾隆四十六年（1782）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抄成时便已开始。自乾隆以讫宣统，治四库学者主要着力于《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的校勘考订、《总目》所收书的版本调查、《四库》禁毁书与未收书的搜访补辑；民国时期，以陈垣、余嘉锡、杨家洛先生为代表的众多学者在传统考据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现代方法，一方面使《四库全书》相关文献的版本及内容研究日趋精密，另一方面也潜心钻研《四库全书》相关文献的编修、演变、庋藏及传播等更深层次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四库学研究在海内外皆蔚然成风，整理刊行相关文献的数量之富已非前人所能梦见，围绕四库各方面主题展开探讨的专门著述更是汗牛充栋，谓之显学，当不为过。

岳麓书院自北宋开宝九年（976）创建伊始，教学相长，弦歌未绝，师生以讲研古典要籍为日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院中同仁勠力齐心，成功地实现了从古代书院到现代大学教学科研机构的整体转型。早在1997年，我院教师便在李学勤、傅璇琮、李祖德、萧艾先生的支持下整理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该书不仅是《总目》全书的首次点校，更将前辈学者考析辨证的大量成果撮录于相关条目之下，极便阅读科研之用，故能在四库学的后续研究中产生深远的影响。2015年，湖南大学成立中国四库学中心，2016年，复成立湖南省中国四库学研究基地，二者均挂靠于岳麓书院，四库学也因此被确立为书院的学科重点发展方向之一。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倡导的是基于《四库全书》及其所代表的经史子集四部文献的广义“四库学”。为了更好地推进四库学研究，书院缜密规划，多方努力，既支持快捷、及时的学术信息交流，如每年举办一届“四库学高层论坛”，出版两期《中国四库学》集刊，也重视长期、稳定的文献资源建设，《岳麓书院四库学丛书》的出版就是文献资源建设工作中的重要一环。

编纂《岳麓书院四库学丛书》的宗旨是利用书院的力量，资助出版与四库学直接相关的研究著作。与《中国四库学》集刊相比，《丛书》能够容纳结构更完整、内容更充实的专著，也更有可能在学界吸引较多关注，产生较大影响。正因为如此，《丛书》的编选标准要比集刊更加严格。所谓严格，主要是指学术品质上的考量，凡是入选的著作，其主题必须与四库学直接相关，其考论必须发前人所未发而切实裨益于学科建设，至于作者的身份资历，则非编选时应该关心的问题。无论是学界耆宿还是青年才俊，只要其著作的学术品质符合要求，我们都乐于将之编入《丛书》，并尽可能地提供出版方面的支持。

现在出版行业考核绩效，往往以商业利益为核心指标，学术著作的出版不免遭遇许多困难，这当然不是作者个人能够改变的状况，而将专著集合为丛书，则有利于减轻经费、资源等方面的外部压力，作者因此得以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问题的研究和内容的打磨上，这是编纂《岳麓书院四库学丛书》的初衷。我们相信，《丛书》的出版将显著地提高岳麓书院在四库学界的声望，扩大相关学科在文献学领域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以《岳麓书院四库学丛书》的名义，持续刊行经过严格评选、悉心编订的学术精品，能够为四库学的自身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假以时日，《丛书》中将有可能出现足以媲美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等名著的典范作品，承继前贤之事业，昭示后学以轨辙，为《四库全书》及其所衍生的四库学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做出应有的贡献。果如此，则书院幸甚，湖湘幸甚。简书数语，以志期望，鸿文相继，愿共赏之。

是为序。

肖永明

2020年4月28日撰于岳麓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