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港战中
香港战争的爆发，彻底毁灭了她的留学梦。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穿着花格裙子的苏格兰士兵狼狈败退，英军毫无士气，不堪一击。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九龙半岛，之后又威逼城中，英军退守港城，双方隔海炮战，炮弹满天飞舞，夹杂着机关枪和手榴弹。香港惨遭血与火的洗刷。相持了二十多天，英军弹尽粮绝，又无支援，于是在山顶上竖起白旗，投降日军，战事遂告一段落。
炮战期间，人们不敢外出，纷纷抢购粮食，以防挨饿。但仍饿了不少人，爱玲和她的一班爱吃零食的女友们自然也跟着吃苦挨饿。《流言·烬余录》中她曾描绘停战后人们又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是记录战时香港居民心态的传神之笔。
因为战争，香港大学受到炮火的重创，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烧掉了，她的一个个优异成绩化为灰烬。而且她连一张毕业文凭也没拿到便不得不结束学业，重返上海。仿佛命运之神故意要捉弄她，使她永远不能走科班出身的循规蹈矩的读书求学之路。爱玲回忆说：“我在港大的奖学金战后还在。进港大本来不是我的第一志愿，战后校中人事全非，英国惨胜，也在困境中。毕业后送到牛津进修也不过是当初的一句话。结果我放弃了没去，这使我的母亲非常失望。”[62]从这话的表达口吻来揣摩，在香港摆脱了日本人的魔爪之后，爱玲本来是可以继续她的学业的，但她没有去。她虽然仍有挂怀，但没有后悔，失望的是母亲而不是她。那时的张爱玲已是著名作家，大红大紫，还在热恋中，她此时没有了当学生的心境。
港战打响后，学校停了课。爱玲和同学们参加了守城救护之类的工作，不仅可以解决膳食问题，而且可以填补因无所事事带来的空虚，于是她们纷纷当上了防空队员和救护员。当防空员时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她看见了一本《醒世姻缘》，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图书馆的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日军轰炸的目标。一颗颗炸弹落下来，越落越近。张爱玲心想，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这一帮单身女郎，真是情态各异。一位女华侨，平时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衣装，但她没有打仗时应该穿的衣服，这是她在战争中的最大忧愁。说来是个笑话，但这也是一种真实的女性心理，令人无限感慨。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小美人，入学时天真得可以，问解剖尸体时死人穿不穿衣服。飞机一响，她就拼命喊叫，歇斯底里，吓得大家面无人色。战时粮食供应不够，也正因为不够，便有人努力地吃，张爱玲称之为健康的悲观。炎樱，在战争中欣然自乐，冒死上街看电影，在被流弹打碎玻璃的浴室里边洗澡边大声唱歌，像是在嘲讽众人的恐怖。人们都想到过死的可能性，而一旦真的有人受伤，众目睽睽之下的伤者因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而颇为自得。更有不少女孩子为驱散战争恐怖要抓住一点儿真实的人生而匆忙结婚了。战后香港报纸上的征婚广告密密麻麻，缺少工作与消遣的人们都提早结婚了，仿佛两个人在一起比独身一人更容易驱散战争的恐怖的阴影，但这似乎也降低了对精神的需求。食与性成为最基本、最真实的人生内容。男女同学之间的道德感也松弛了。学生们似无所事事，成天在一起烧饭、打牌、调情——带着绝望伤感的调情，有一次算一次的调情。男生躺在女生床上玩纸牌，大清早就闯入女生宿舍厮混。清晨的静寂中，不时传来娇滴滴的“拒绝”声：“不行！不嘛！不，我不！”其他人习以为常，绝没有大惊小怪，也无人愤愤不平。死里逃生的人的贪欢，人人都能理解，人人都会同情。透过这些故事，爱玲惊讶地发现：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
“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这是一个敏锐独到的人生见解。它不同于平面地从时代、环境等外部因素观察社会的历史学家的眼光，而是文学家们特有的人性的视角。
当看护期间也有不少趣闻。她偷空看小说，也看着伤员们的种种怪异行为。伤口怎样发脓，怎样因长新肉而欣喜自怜，怎样以捉米虫而打发时光。有的病愈而走，有的死亡而终。一个又一个冻白的早晨过去了，人们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
她的一个英籍教授战时投笔从戎，没能死在战场上，却因未及时回答己方哨兵所问口令而被打死了。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人类的浪费……她感叹道。她最寒心的是人性的扭曲，情感的浪费，生命的无辜。港战使她眼界大开，她不停地思考着生活的价值，先前对人的认识也得到了实证和矫正。她觉得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似乎仅是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就是要跳出单纯的兽性的生活圈子，但却这样难，几千年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吗？空袭和警报、逃亡与坚守、伤兵和死尸、正义与自私、求生和求爱、人性与兽性……港战前后极大地丰富了张爱玲的人生经验。她回忆这段生活的长篇散文《烬余录》是现代文学中精细刻画战争中的人性和人性的战争的精彩篇章。它的结尾也是一段名言：
香港，是成长期的张爱玲体悟人性的“圣地”。港战，给了她观察人性的良机。她的人生观开始在形成，在成熟。对个人的志向偏于写作方面亦有了信心。“张爱玲的香港故事，呈现了奢华与衰颓、浪漫迷魅和精神堕落并置的复杂图景。这个岛屿，为张爱玲眼中深受传统制约的上海中国人，提供了一面扭曲的镜子；相对于所扎根的上海，香港成了她的自我‘他者’。多年之后的1952年，当她被迫离开上海时，她别无选择再次前往香港，并以之为试图开启新文学生涯的临时基地，尔后再移居美国。可以说，是香港，才令她后来的文学写作成为可能”。[63]
但她此时并不急于动笔，她还在锤炼自己的英文表达能力。在香港三年多时间，她惟一的中文写作是一篇五百字的散文《我的天才梦》。
1939年冬，在读大学一年级的张爱玲看到上海出版的杂志《西风》上有一则有奖征文，题为《我的……》，字数限定在五百字以内，首奖为法币五百元，真是一字一元共约值一百七十元港币。张爱玲动了心，她想了一个别出心裁的题目：“我的天才梦”，从立意上，就比“我的妻”“我的朋友×××”“我的××故事”等有诗意、有超越感。张爱玲没有稿纸，就用普通信笺，写完后，一五一十地点字数。“受五百字的限制，改了又改，一遍遍数得头昏脑涨。务必要删成四百九十多个字，少了也不甘心。”[64]改好后，兴冲冲地寄出去了。
当时她和同学住在法国修道院办的女生宿舍，每天分发邮件是在餐桌上。一天就餐时，爱玲收到了杂志社的信，信中说她得了首奖，她拿给从天津来的同学蔡小姐看，蔡小姐又兴奋地传给了别的同学，满桌传观，像中了头彩一样，同学们都为她高兴。
不久杂志社又寄来全部获奖名单，爱玲一看，全然不对。第一名换成了别人，写的题目是《我的妻》，爱玲被排在了第十三名，属荣誉奖，正奖只取前十名。从下一期的《西风》上得知应征者有六百八十五人，大学教授、大中小学学生、家庭主妇、社会职员和失业者都有来稿。还看到了得首奖的文章，写夫妇相识经过与婚后贫病的挫折，字数长达三千字。杂志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评奖时不计字数。征文后来结集出版，用的就是《我的天才梦》的题目。张爱玲的“天才梦”并不会因这个小小的挫折所影响，她的文学天才梦已经做得很久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