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直皖军阀初长成
1 .南北对峙局面之形成
钟伯毅 民国6年6月12日黎元洪因督军团及张勋之逼迫，宣布解散国会，南方各省即群起反对，两院议员纷纷南下。及至复辟变起，黎元洪复任段祺瑞为内阁总理。7月4日段祺瑞誓师于马厂，仅旬日即驱除张勋，收复京师，黎元洪声明去职，以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惟段祺瑞等北洋军人无意恢复国会，研究系人士且推波助澜，竟谓民国已随复辟而灭亡，今共和再造，应令订新法，成立新国会。于是北方乃有“安福国会”之出现，与徐世昌之出任总统。南方则孙中山率海军抵广州，举护法旗帜，号召部分议员组非常国会，复得西南实力之支持，乃有护法军政府之成立。南北对峙分裂之局面从此开始，盖民国以还虽有洪宪与复辟等纷扰，全国大体尚属统一，护法军兴，两个政府，两个法统对峙也。兹再分别详述如下。
北方政府始则于民国6年11月仿民元办法召集临时参议院，篡改国会组织法，继则由段系之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4]，翌年8月新国会开幕，世有“安福国会”之称。9月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任期届满，图令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5]。此一时期段系人物如徐树铮、王揖唐等活跃已极。北方政府既以徐世昌为政治上之元首，组安福国会为法统，段系则隐握势力，以武力统一全国为基本政策。而其达成统一目标之两大法则一曰财力，于是有“西原借款”之举(民国6年7月间) ;一曰军事，故于北洋军队之外复借宣布对德参战之名(民国6年8月)成立“参战军”(民国6年12月) ，由段祺瑞督办参战事务，其后已欧战停止，复改“参战军”为“边防军”(民国8年7月) ，此为当时北方政局之大概轮廓，史籍言之甚详，可不必辞费。惟有两点甚有趣者，或常为人所忽视。北方政府向日借款系与日本寺内内阁私人驻华代表西原龟三交涉谈判者，当年寺内内阁在华投资为数甚巨，在一亿四五千万日元左右，其中大部分为西原所经手，然竟甚少正式契约，乃至未尝正式签字，故日本方面无从向我追究。可谓日人弄巧成拙之一例。至于参战军则由徐树铮经办，虽属参而不战，用兵对内者，但其后改称边防军，用之收复库伦(民国8年11月) ，扬国威于外蒙，其功实不可抹杀也。苟边防军如勿因直皖战争(民国9年7月)而撤回，满蒙问题必可改观。故就国家立场言，导致边防军撤回之责任，实可供史家之研究也。
自民国6年6月国会二次解散后，南方则两广首告独立，川湘黔滇相继响应，福建与陕西亦有部分拥护，而南下之旧国会议员亦络绎由泸抵粤，响应孙中山之护法号召，惟以未足法定人数，于9月1日开“非常会议”，制动护法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副元帅。其实孙中山除得非常国会支持外，仅拥有由彼率领南下之海军而已，陆唐对孙貌合神离，故军政府副元帅之职衔亦始终未愿屈就，以后孙氏且与非常国会中之政学会一派发生龃龉。而广东之地方实力又握于旧桂系军人之手，与孙氏之间亦不融洽。至翌年(民国7年)5月非常国会为扩大护法军政府之基础，乃修订组织大纲，改选唐绍仪、唐继尧、孙文、伍廷芳、林保怿、陆荣廷、岑春煊七人为总裁，组政务会议。采合议制，而以岑春煊领主席总裁之名义。孙中山愤而去沪，但未拒任总裁之职，盖无实力可以反对也。此时政学会甚活跃。总裁制之制订与岑之来粤，政学会均出力不少，余亦赴广州，参加非常国会。
南北对峙期间下列诸事件较为重大，可予留意。
一曰参加巴黎和会，民国8年2月，我国对外为表示勉强统一，提高国家地位起见，派遣全权代表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五人，参加巴黎和会，其中王正廷即为护法军政府所派。由此可见南方政府之地位与军阀割据不同，而确为南北对峙之形势。
一曰关余问题。以往无论有何变故，国内、国外均奉北京政府为正统，各地商税均归北京中央统筹支配。各地军阀虽间有强行截留关税，但属非法行为。民国8年6月，护法军政府经向北京外交团交涉，取得北方政府之同意，以13%的关税馀款，交与南方政府使用。根据协定，此项关余，由伍廷芳以军政府总裁兼外交、财政部长之身份支领。此点虽是小节，而于南北对峙局面有实际上之影响。
一曰南北议和。巴黎和会之召开，使中国对外须有统一之局面，诚为促成南北议和之重要因素，而南北双方亦各有其内在之条件，使其愿作和谈之尝试。北方直皖两系相争日烈，由暗斗而演至明争。皖系主张武力统一，直系则以其势力范围为长江流域之鄂、赣、苏一带，南北如开衅端，则首当其冲者为直系，故愿议和之尝试，徐世昌复以总统身份力倡仪和。南方则内忧四伏、实力分子同床而异梦、护法前途又不可乐观，因此亦愿和平之实现。在野之各界名流复组织和平期成会，发布通电，各国驻华公使，复劝告南北息争，于是一时和平之声浪布满全国。
民国8年2月，南北和会在上海正式开议，其代表即由各党系所推出者。北方以朱启钤(旧交通系)为总代表，吴鼎昌(代表徐世昌)、王克敏(代表直系冯国璋)、施愚(代表李纯)、方枢(代表皖系段祺瑞)、汪有龄(代表旧交通系梁士诒)、刘恩格(代表张作霖)、李国珍(代表研究系)、江绍杰(代表倪嗣冲)、徐佛苏(代表研究系)等人为代表;南方推唐绍仪(益友社系)为代表，章士钊(代表政学系岑春煊)、胡汉民(代表孙中山)、缪家寿(代表云南唐继尧)、曾彦(代表广西陆荣廷)、郭春森(代表广东)、刘光烈(代表四川熊克武)、王伯群(代表贵州)、彭允彝(代表湖南)、饶鸣銮(代表海军)、李述膺(代表陕西政学系)等10人为代表。
南方所提条件为取消中日军事协定，停止动用参战借款，解散参战军，恢复旧国会等项目，借款与参战军两者尤为实质问题，北政府拒绝接受，而适陕西战争告急，北方未依约停战，因此和会于3月2日破裂。以后虽曾再度开会，条件亦略有修改，终无补于大局。唐、朱两总代表相继辞职，北方政府于8月12日改派王揖唐为总代表。王为安福系之要角，不但不能为南方所接受，且为直系军人所痛恶。南北和议遂告绝望，但和议之一度尝试，未必无益于国家也，因对外有统一之象征，使中国代表得置身于欧洲和会之国际政坛也。
其次，如民国6年11月军政府支援湘与民国9年5月吴佩孚撤防北返均属此时之大事，本人且亦以亲身参与，惟皆与护法战争实较上述诸细节更为重要，故一并留于下章详述之。
护法军政府中人才济济，除岑陆等为众所周知者外，尚有若干稔友可在此附述之。
赵藩[6]与顾士高两人同受滇督唐继尧之器重，唐继尧既膺选为七总裁之一而不克分身离滇，乃聘赵藩为总裁代表驻穗，并兼内政部长[7]。滇人之在粤负责接洽者虽多，论地位与声望，则数赵藩为最重要。
其次，军政府时期以杨永泰最为活跃。当护国军讨袁之役，军务院成立于肇庆，杨即主管财政。迨护法军政府初期，杨担任广东财政厅长，以后且出任广东省长，杨极精明干练，手段或过分狠辣，如为整顿市容，拓展马路，将广州双门底街道加以拆除，此地为羊城之菁华，屋宇麟次栉比，虽经业主之激烈反对，而彼卒毅然不顾，坚决执行，可见杨氏敢做敢为之一斑。
军政府中人物，亦未全为政学会分子。如浙江代表吕公望[8]，江西代表彭程万[9]，均负一时之人望。
2 .皖系势力入湘与湖南护法战争
钟伯毅 护法战争以湖南为主要战场，西南诸省视湖南为外府屏障，北洋欲武力统一，亦首须进占湖南。民国6年8月段祺瑞令派傅良佐督湘，国人即知其将有事于西南也。然段氏之用心以良苦，惟恐湘人反对，故借口军民分治，虽派傅为湖南督军，而仍留谭延闿为省长(谭原职督军兼省长) ，且督湘人选亦煞费安排，终以其妻舅陆军次长。傅良佐为湘人(傅原籍湘西乾县) ，且与熊秉三(希龄)交厚(熊为湘西凤凰厅人) ，故令傅督湘，且随之以重兵，令其率北洋第8师师长王汝贤与第20师师长范国璋所部入湘，以防湘人之抗拒。良佐本人亦谨慎小心，离京之前与湘省国会议员一一周旋，动身之初宣布不带北兵入湘。然北洋之野心早已昭然若揭，谭延闿虽为文人，亦深知兵权之不可轻易解除，故决心辞省长职，临行召集紧急会议。与会者仅八九人，均心腹知交，余亦在座。组菴即席涕泣陈词，不甘束手就缚，而又无力拒北军入省，终乃决定发表营产管理处长刘建藩为零陵镇守使，于湘南部署实力。谭公则走上海。
刘建藩雄才大略有胆识，乃蔡松坡之同一类型，而为赵恒惕所毕生倾服之人物，汤芗铭督湘日，组菴尝派五军官入湘联络芗铭，建藩为五人之一。后发表为零陵镇守使，仅携参谋长李韫珩[10]赴任，凭赤手空拳，联络巡防营及赵恒惕部第二旅旅长林修梅，于民国6年9月18日仓促宣布独立，归西南护法旗下。傅良佐大为惊愕，盖非其始料所及也。此次零陵独立之役，余始终参与奔走，因得详悉此中内情。当初之计划原非立即反抗傅督，仅图保存实力而已。北洋大军压境，事实上湘人亦无法抗拒，傅良佐入长沙，而湘军内部且已起派系倾轧，第二师师长陈复初之隐怀携贰，前节已略述，傅良佐与之又有旧谊，此时傅方仗之入湘，不允且发表其为中央陆军第17师以笼络之。内外形势逼处，湘军惟有退保实力，以待时机而已。傅良佐对于省内情形亦了然于胸，故敢入长沙。同时北军则节节进逼，刘建藩不得已乃仓促起事，所部除李抱冰外仅谢国光与罗先闿(定安)等力量而已。傅绝未料及湘南残部敢公开对敌也。此时湖南陆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丁忧已回衡山原籍，所部除第一旅李石文部已附北军外，余撤湘南，归第二旅旅长林修梅带领，故零陵独立则有刘林两人署名宣言。按林修梅(林伯渠为其堂弟)原为程潜部将，湘军缩编，程部实力乃由林统率，隶赵恒惕第一师，编为第二旅。林既举兵，林乃强赵出至衡阳督师。
此时西南诸省已先后独立，纷纷树立护法旗帜，湘军士气颇受鼓舞，而又得力于桂军谭浩明之支援。北军则内部有直皖之不睦，投降北军之湘军第一师第一旅李石文所部宋鹤庚、廖家栋又先后弃李归附护法军，李石文只身逃走，傅良佐势遂日蹙。至于湘桂联军反攻，逐傅出湘则已详见各种记载，可不赘。
湘桂联军收复长沙，驱北军于省外，内部情势并未平静，且度北军必卷土重来，此时赵林诸将，方统兵竭力与北军周旋，亟需望重如谭组菴者主持全局。余于民国7年初奉派赴沪劝迎组菴返湘。
赴沪途中有一段惊险插曲，可资谈助。当时迎谭回湘之外，尚有一种努力，乃欲利用北洋直皖两系之矛盾，延阻北军大举攻湘。程潜自其旧部林修梅担任湘军护法要角后已重出，领湘南总司令名义，派遣刘彦[11]赴南昌联络赣督陈光远，谋设法延缓张怀芝部攻湘。余于赴沪中途，经过江西时，亦图顺道游说陈光远，盖此时谭组菴、岑春煊等与陈信使往还不绝于途，余则因夏同龢(清状元，余尝拜列门墙)之关系与陈光远曾有数面之雅，故欲顺道往访，乘间说之利害。就陈之地位言，固不容其公开反对北军入湘，余但望其能设法阻滞北军之行动耳。刘彦与余同舟而行，双方于事先并无联络，但两人目标既不谋而合，又同为湖南人，同为国会议员，故倍觉亲切。自南昌乘火车返抵九江，是日天气燠热异常，余等为候船方便，即下榻江边较具规模之客栈中，余因天热难受，脱除皮袍，仅穿一袭短袄，下楼小解，刘彦则独留卧室中，下楼时有持“第二路军执法处长”名刺来寻访者，武装士兵八九人随行，余觉不妙，故避不接见。彼等虽径行登楼查问，刘彦即遭拘捕。余幸脱落网之余，一方面自身安危未可逆料，一方面则需立即营救刘君，盖执法处为当日之杀人机关，捕人后可能立予枪毙，则无从挽救矣。故急觅九江若干故友出面奔走，但冀能保全刘之性命而已，至于脱刘于牢狱只好待诸他日矣。是晚匿藏九江一瓷器店中，主人虽素昧平生，但见余处境之狼狈，已料知一二真相，乃藏余于其楼上瓷器货堆中，不虞搜查也。翌晨且飨余早餐，送余登江船赴沪。登船以后，余入大餐间，谒船长，告以行李尽失，船长亦颇热心，以鸭绒被招待。刘彦经友人疏通后执法处批以“待查”两字，因得保全性命，但系狱半载方获释。余之从仆亦受拘询数日，箱笼等随身行李均遭刺刀戮破。此为联直制皖过程之中一段插曲。
余抵沪时，北军已派曹锟、张敬尧、张怀芝分三路进兵入湘，向岳阳、平江、醴陵攻击，湘军苦战连月，后援不继，节节败退，为免省城糜烂，赵恒惕乃退守衡山，刘建藩即于此役中失足落水死。湘省军事形势如此逆转，谭延闿颇进退踌躇，惟此时谭在沪与直系之主和派督军陈光远、李纯等信使不绝，而广西陆荣廷方面亦来救驾，组菴乃决意取道广东折返湖南。
余先行入粤，为谭铺排一切，组菴旋亦至。此时湖南驻军政府代表为陈强，乃程潜所派遣者，程虽并不欢迎组菴返湘，但无所借口，且战败未久，艰苦支撑危局之不暇，实亦无利可争，故程潜未公开反对。李根源则与谭交厚，颇支持组菴返湘。其时桂系莫荣新为广东督军，粤桂两省均在桂系实力之下，湘军切仰桂军为后援，广西陆荣廷对于湖南谭组菴既表欢迎，一切乃均得顺利解决。
组菴自粤西上，取道入湘，先赴武鸣拜会陆荣廷，再经浔州、柳州、桂林等地转往湖南。伴送组菴赴湘者有彭允彝、李执中、李吟秋、张其锽与余等六七人，或为国会议员，或为地方重要关系之人士。沿途观赏广西风景，殊不寂寞，且顺道赴张其锽之家乡一游。抵湖南永州(零陵)后，组菴即留居此地。余与彭允彝、李执中等议员则在此盘桓数日，然后动身返广州[12]。
此时吴佩孚奉曹锟之命，率领所部第三师，及王承斌、阎相文、张福来、萧耀南等四个混成旅，长驱南下，大军已入衡阳，且分兵一支进驻祁阳。谭组菴偕余等抵永州日，当地守军司令萧某仓皇谓家人曰:“此为吾等在永州之最后一次晚餐，明日即须撤退。”张其锽颇不为然，嘱萧某准备白布一匹、兵卒马匹若干。翌晨张其锽书大字“南武军统领”于白布之上，亲携士卒数名，骑马巡逻最前线，湘军以为广西援兵至，军心大振，不再后退。谭组菴从此得在永州长期留驻，主领军政。此次余得亲见张其锽施展其才智，殊为钦佩!
北军占领衡阳后即顿兵不进。吴佩孚挟战功拥大军，而湘督一席，竟为张敬尧所取得，意殊怏怏，故在衡阳逗留观望，是时直皖交讧方炽，曹锟旋自汉口返天津，南军乘间联络吴佩孚与其部将，始则实行停战，继则逐步建交，双方信使往还不绝，后于耒阳公平圩双方派员设“会哨”，敌对状态其实已消除。此中接洽，初由赵恒惕方面主动，而负责联系接触者为童锡荣[13]。以后由谭延闿在永州亲自主持，一面透过赵恒惕与吴军接洽，一面与吴佩孚亲笔函札往复甚密，以后终于促成吴军撤防北归，余且亲赴衡州，折冲交涉，故对此中经过，知之最详。
此一时期余奔走湘粤各地，其中荦荦可述之工作有三:一曰谋调和谭延闿与程潜间之嫌隙，二曰请军政府助饷支援湘军，三曰促成吴佩孚撤兵。兹述如后。
当吴佩孚屯兵衡阳时期，谭延闿驻永州，程潜驻郴州，赵恒惕驻永兴。湘军虽仅握有湘南郴永、桂阳一隅之地，而内部之倾轧争执未尝稍懈。赵恒惕对于谭程双方均保持良好关系，惟私心或稍偏袒组菴。谭赵之间信札往还极多，犹记组菴于某函中称:“沉毅称雄我不如公，泛应曲当公不如我一。”可见两人情易之笃，否则组菴必不自乘其周旋应付之才干长于炎午也。余目睹湖南仅剩此寸土残兵，而内讧未已，私心之忧虑焦急，实不可言喻，乃约同陈强、彭允彝谋调解谭、程之争。原定先赴郴州说程，再至永州劝谭。程潜对余等欢迎颇热诚，惟坦率相告曰:“有谭无我，有我无谭。”于是调和之希望幻灭。陈彭两君即动身返粤。余则返蓝山故里小住，再赴永州盘桓约一周，始离去。组菴深沉不露，初犹谓余曰:“吾与程颂云毫无意见，君等何必多事。”惟某夜偕余散步闲谈，月色如银，组菴竟一改其平素之口吻，而徐谓余曰:“天下之事，若非东风压倒西风，即是西风压倒东风。”组菴于月夜吐露真情，余乃知彼与程潜嫌隙已深，无法调和。
组菴驻永州之日，收拾烬余，惨淡经营，心情自极落寂。既无力反攻，日常亦无所事事，晨起洗漱之前外出骑马，驰骋郊原，顾盼自乐。余抵永后，组菴强邀余骑马郊游，余素不谙骑术，惊骇欲坠，归来后组菴竟赞余之骑术。迨洗漱完毕，以豆浆、油条为早餐，餐后或则游山玩水，永州山水甚佳;或则听留声机，组菴寂寞无聊，辄信笔书写诗词于唱片纸套上，后余均保存，弥足珍贵。此次仓皇避难，未及携出。组菴后以书法名世，此一时期习字甚勤，进境甚速。湘南特产绵纸名雪花皮者，系用一种植物，名“雪花”者，取其茎皮制成，织纬细致，久存不变色，较高丽纸尤胜。组菴用以习字，每日临摹颜鲁公《麻姑仙坛记》法帖在百遍以上，余保存其墨迹不少，惜亦未能携出。
当时仍有省政府之类机构，移驻郴州后，开支仍极节省，上下官兵之待遇采“552制”。文武官员无论尊、卑，月薪咸为5元，伙夫发饷2元，惟兵卒与伙夫另有粮米配给，官员则不再发米。5元薪水每月可勉强维持。服装甚粗劣，均穿布鞋。上下既同甘共苦，故官兵士气甚昂，盖咸寄望于不久能恢复全省也。
余当代表湖南省向护法军政府两度交涉济助军饷，一次得4 . 5万毫洋(当时毫洋一元相当大洋8角) ，一次为两万元。均有余亲自押送至湘，经韶关、北江一带，沿途盗匪如毛，赖李福林一支旗号方得安全通过。上述饷银一次送至永州谭延闿处，一次送至郴州程潜处。
至促使吴佩孚撤兵，为护法军政府方面当务之急，余代表湘军总司令谭延闿与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以双重身份，专员折冲交涉之职。余常往来于湘粤各地，亦常亲赴衡阳谈判接洽，吴佩孚固为主要对象，而吴之左右及其部将均为吾等运用之目标。故常邀王承斌、萧耀南、阎相文诸旅长宴饮作乐。而对王承斌尤其竭力拉拢，盖吴佩孚亦尊重王之意见也。余以国会议员资格出入衡阳，当时吾方人员在衡阳马嘶巷购置一宅，作为招待联络之用，当与吴方人员在此嫖赌宴乐，每星期辄有一两次，因有讥我等为“马嘶团”者，然此种运用之效果甚著，许多事项无法正面谈判者均赖此得以顺利解决。其次山东籍国会议员以同乡资格来拜访吴佩孚，余即乘机拉拢，请彼等促成和谈，以后议员周履安且因此留住衡阳，助余奔走谋和。
段祺瑞政府对于吴佩孚曾极尽拉拢之能事，始则授吴为“孚威将军”，由徐树铮亲自南下至衡阳颁赠，继则发表曹锟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张怀芝为援粤总司令，吴佩孚为副司令，图促使吴佩孚效力攻粤，然北方直皖交争益烈，吴军又久戌思归，士气不振，南方极力游说运用，故吴佩孚屯兵衡阳，不再前进，民国7年8月吴子玉发表一连串通电请息内争，南方岑春煊立即复电赞成。9月26日湘中之南北两军将领且联名通电主和，前线对敌双方之将领竟发表一致之主张，可谓空前奇迹。
从此以后停战已成定局，惟退兵之交涉则颇费周折，为时甚久。吴佩孚极谨慎持重，大军撤防之安全自需郑重考虑，而期间问题之产生与意外之枝节已难一一细数。交涉已近成功阶段而又推翻者数次。余与谭组菴日日信函往复，组菴来信积达百封以上，后装裱成册，于右任且为余题签，惜未能带出。此批函件中有当时交涉经过之无数细节，而非今日所能一一追忆也。
民国9年初，湖南大雪，余于阴历除夕乘轮返蓝山故里守岁，降雪五日未停;自衡阳至蓝山，跋涉辛苦，而抵家未及三小时，组菴急电催促，谓大局有转机。翌日为阴历年初一，即驰返衡阳，果然从此一切顺利进行，至是年3月18日吴佩孚大军自衡阳北撤。
吴佩孚撤退大军之费用初无着落，湖南亦无力筹措，后余商得护法军政府方面之同意，始获解决。吴佩孚隐约表示索价毫洋60万元，军政府终亦概允。于是吴军北撤之实际问题得以解决。余亲自送往60万毫洋，惟此事未载明于条约之上。
停战退兵之协定，措辞光明正大，“南北息争，一致谋和”。南方代表，余首先签字，以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代表兼湘军总司令之身份订约。依次签约者为陆荣廷所派代表朱兆熊与云南唐继尧之广西代表韩凤楼。北军方面由吴佩孚领衔签字，王承斌、萧耀南、阎相文亦依次签字。条约正本两份，双方各保存一份。签约与付款后数日，吴军即北撤，余随军北上，亲送吴佩孚等至汉口，叮咛握别。
3 .军阀混战与联省自治运动
钟伯毅 南北和议之希望既幻灭，民国8年护法战争又因吴佩孚撤防北归而结束(民国9年) ，从此南北对峙之局面无论和战均起变化。盖北方直皖交讧日烈，终至兵戎相见(民国9年) ，其后直奉经过两次战争(民国11年及民国13年) ，直系终溃败，不能复振。段祺瑞虽再起执政，实已近北洋系之尾声。南方则自粤军返粤后，岑春煊下野(民国9年) ，总裁制取消，而复有孙中山与陈炯明之分歧，终至决裂(民国11年) ，以后且促使中山决心联俄容共改组党政于广州(民国13年)。南北双方之内部既有变化，而当南北交冲之中部诸省，在此期间，则有联省自治运动之蓬勃兴起。湘鄂川浙诸省人士，鉴于历年战乱不已，和平统一遥遥无期，乃倡此联省自治之说，冀各保疆圻互不侵犯，而能免军阀越省混乱之灾厄。此一运动自民国9年起，渐嚣尘上，前后历五六年之久，蔚成一时之风气，于南北政府之外，隐隐成为一种势力。南北军阀对此运动自极不满，而吴佩孚、孙中山均抱武力统一之理想，因此对之攻击压迫亦最力。于是全国局势渐由“南北对峙”进入“天下三分”之阶段。
先后响应联省自治运动之省分计有湖南、湖北、四川、浙江、两广、云贵诸省，而其中以湖南受兵灾战祸最烈，故湘省人士倡导省治最力，亦最有成效，不仅制定省宪，而且实行民选自治，余始终躬与其事，容另立一章详述其中之各项细节。其他诸省，则受种种内外条件之限制，仅浙江一省拟定《三色省宪草案》而已。当时之名流学者如熊希龄、梁启超、章士钊、蒋方振辈多公开发表赞同之意见，盖咸认此一运动不失为解救时弊之良药也。即使孙中山先生初亦未尝反对联治之说，其所著“建国大纲”中亦载列省治、省宪之规定，与其以后之北伐统一、攻击省治之言论迥乎不同也。关于当时联治运动之思想与实际经过，可参阅友人李剑农所著《中国近三十年政治史》。李君自始参与湖南省宪之制定，奔走甚力，以后且膺选首届省务院长。李君在上海撰著此书时，余尝提供意见与资料。
余积极参与湖南省宪之经过，容后章详述。至于省外之联治活动，余亦尝稍尽绵力，虽微不足述，然亦由此可见当时联治运动波澜之回荡，故就个人之经历略述于后。
民国11年春初，湖南省宪法公布后，余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阐明联治运动之宗旨与湖南实行自治之经过。当时上海之舆论界多表赞同，仅邵力子一人表示反对。邵代表《民国日报》，于记者招待会上即席提出反对意见。余则颇感兴奋，因有人反对乃反映社会之重视此一运动。余作此举实颇大胆，单枪匹马在上海宣传联治运动，佐余者仅湘籍留学生陈君一人而已。陈君亦尝效力湖南省宪之制订，惜已遗忘其名字。
是年8月旧国会在北京复会，余北上参加，仍时时谋为联省自治之理想稍尽绵力。此时黎黄陂(黎元洪)已复任大总统，湖南应取消自治，拥护中央，盖论私，则黄陂于湖南省长赵恒惕(炎午)有救命解厄之恩[14]。论公，则国会已恢复，湖南不能再凭借法统已毁之理由实行省宪。但湖南自治已成事实，不容轻废，而且形格势禁，亦非一二私人间之关系所能改弦更张者。余留京之日多方解释，稍尽疏解缓和之努力而已。余尝坦诚告诉黄陂之左右曰:“湖南自治，于情于法，或有所不合。然而省宪即使取消，亦无法解决湖南问题。而保存此一自治省份，使炎午得与北京遥为呼应，则黄陂尚可有所依恃，有所作为，不必事事仰北洋军人之鼻息。”黄陂方面后亦能谅解。
此次国会重开，再度草订宪法。湖南省宪原为主张国宪容纳省宪，而非一味主张独立者。余等省宪同志乃谋趁此草订宪法之机会，使容纳省宪之精神正式列入国宪草案，成为制度。关于此时，丁世峄(佛言)厥功最不可没。佛言负责起草，采中央与地方均权制度，乃一种折衷办法。凡主张中央集权之宪法，辄列举地方政府之权限，其余未列入之权限，均归诸中央，故中央政府权力集中。反之，如采地方分权之精神，则多列举中央政府之权限，使有一定之限制。此次之草案则对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均予列举，无所偏颇，实行真正之均权。因此地方政府之权力得有明确规定，可免受中央之侵凌，此点且经宪草审查委员会之通过。可谓省宪运动之一大胜利。此后该项宪草卒经国会三读通过。共计13章，141条，于民国12年10月10日，由议长吴景濂举行宪法公布仪式。设非曹锟贿选总统，蔑视宪政之尊严，则此一宪法有真正实施之可能，不致为世人所鄙弃。
犹忆各项宪草拟订讨论之同时，若干国会议员、名流学者在北京组织“省宪同志会”，对于省宪之纳入国宪极力鼓吹推动。林长民、丁世峄、汤漪、吕复、褚辅成、蒋梦麟与余等推动尤力。余则始终负责其事，自组织、开会乃至出版报刊，无不亲自擘划。该会隔日出报一份，亦由余主持编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