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合评述

一 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现状

本书拟拓展传统产业组织理论SCP 分析框架，研究要素市场扭曲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因此关于技术创新的决定因素主要梳理和归纳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①国外的理论研究。熊彼特认为，只有大企业才可负担得起研发项目费用，较大而且多元化的企业可以通过大范围的研发创新来消化失败，创新成果的收获也需要企业具有某种市场控制能力[4]。熊彼特具有启迪性且具有争议性的研究激发了人们对创新问题的研究兴趣[5]。而阿罗（Arrow,1962）的理论模型显示，竞争条件下的创新激励大于垄断条件下的创新激励，创新者能够从竞争产业中得到低成本曲线所带来的全部潜在收益；而在垄断产业中，由于采纳创新前存在垄断利润，低成本带来的收益不再全部归创新者所有[6]。德姆赛茨（Demsetz,1969）则认为，阿罗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比较垄断和竞争的[7]；如果消除不平等这一前提，垄断企业创新激励更大[8]。卡米尔和斯卡瓦特（Kamien&Schwartz,1970）采用德姆赛茨模型以相同的初始产出水平对不同产业进行了比较，结果证明，如果产业的需求曲线弹性相同，那么垄断者创新的激励会更大[9]。

由于阿罗模型和德姆赛茨模型没有包含研发成本，也忽视了研发项目的不确定性（Needham,1975），众多学者对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关系做了进一步深入研究：首先，一些学者运用决策论模型进行了研究[10]（Barzel,1968；卡米尔和斯卡瓦特，1974,1975,1976,1978）[11]，研究发现，根据创新的收益性，完全垄断或中等水平的竞争都对创新活动最有利；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企业根本不会进行研发。其次，也有一些学者运用博弈论模型进行了探讨[Scherer,1967; Loury,1979; Reinganum,1979）；李（Lee）&Wilde,1980; Dasgupta 和 Stiglitz,1980]，主要结论是，竞争企业数目的增加会导致行业推出某一创新的预期时间提前，并且（在开发成本固定的情况下）会使企业的均衡投资率上升到较高水平，而且竞争性的进入者会导致企业数量超过社会最优数量[12]。最后，还有一些学者运用非对称模型进行了分析[13]（吉尔比特和纽伯雷，1982；范登粕格等，1983；格罗斯曼和夏皮罗，1987；克里梅兹，1992；马拿巴和奥森尼欧，1993,1995），研究认为，小企业或者大企业对创新的贡献都是一个以相关技术体制为特征的函数。[14]

②国外的经验研究[15]。首先，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投入影响的经验研究结论不尽相同：一是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单调线性关系[曼斯菲尔德（Mansfield）,1964; Comanor&Scherer,1969; Shrieves,1978; Jaffe,1988; Braga&Willmore,1991; Nguyen等，2016]。二是发现存在一个规模的临界值，在临界值之前，R&D强度随规模而增加；而在那些很大规模的企业中，R&D 强度随规模下降[Scherer,1965；索伊特（Soete）,1979; Scherer,1980；卡米尔和斯卡瓦特，1982；杰弗逊等，2006][16]。三是认为企业规模对 R&D 支出几乎没有影响（Scherer,1984; Cohen&Klepper,1996[17]；张等，2004; Park,2015）。

其次，关于市场势力对技术创新投入影响的经验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市场力量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会受到技术机会或市场环境的作用亚当斯（Adams,1970;）Rosenberg,1976; Shrieves,1978；李，2005）[18]。二是市场集中度与技术创新投入强度呈现倒 U 型函数关系（Scott,1984; Levin 等，1985; Braga&Willmore,1991；杰 弗 逊 等，2006）。三是认为不仅市场结构影响技术创新投入，而且技术创新投入也影响着市场结构的形成（Dasgupta&Stiglitz,1980; Levin&Reiss,1984;Lunn,1989; Erin等，2014）[19]。

再次，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产出影响的经验研究结论不尽相同：一是认为大企业的创新产出高，如 Acs和 Audretsch（1987,1998）的研究表明，产业资本密度越大、市场集中度越高和广告密度越大时，大企业拥有创新优势；布兰德尔（Blundell）、Griffith&Van Reenen（1995,1999）、盖尔（Gayle,2001）的研究发现，企业市场份额对创新产出数量有显著正影响；盖尔（2001）研究发现，企业市场份额和企业规模对专利被引次数有显著正影响。二是小企业的创新产出水平高[鲍恩德（Bound）等，1984; Kontolaimou 等，2016][20]。三是中等规模的创新产出较低，如帕卫特（Pavit）、罗布森和陶恩生德（Robson&Townsend,1987）的研究发现，大企业和小企业有更高的创新产出，中等规模企业的创新产出则较低[21]。四是认为企业规模对创新产出没有明显的影响[克拉福特（Kraft）,1989；弗雷曼和索伊特（Freeman&Soete）,1997；张等，2004; Erin等，2014][22]。

最后，对市场力量与技术创新产出关系的研究得到了不同的结论：一是肯定市场力量对技术创新产出有正的影响（曼斯菲尔德，1963；曼斯菲尔德等，1971; Scherer,1967；克拉福特，1989；杰弗逊等，2006;Nguyen等，2016）。二是认为市场力量与创新数量之间呈现倒U型特征，并且四厂商集中度为54%时创新数量达最大（Levin等，1985）。三是发现市场力量与技术创新负相关，如科伊勒（Koeller,1995）、布兰德尔等（1999）、张等（2004）、帕克（2015）等的研究发现，集中度对创新产出数量有显著负影响；而且用专利数量表示创新产出水平时，仍发现市场势力存在显著负作用。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近年来，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国内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从研究结论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①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如胡（2001）的研究表明，销售收入和政府R&D对私人R&D有显著正作用；在政府R&D方程中，企业科技人员数量和私人 R&D 有显著正作用[23]。周黎安和罗凯（2005）发现，企业规模对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企业规模对创新的正向关系主要来源于非国有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24]。吴延兵（2007）的研究也支持熊彼特企业规模促进创新的假说，即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R&D支出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也相应地增加，但并没有发现熊彼特关于市场力量促进创新假说的证据[25]。白俊红（2011）[26]的研究发现，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更适宜表达中国的创新生产过程；企业规模、市场竞争对创新效率有显著的线性正向影响；国有产权和三资产权比重对创新效率均产生抑制作用；是否控制技术机会将影响结果的稳定性。张杰等（2014）的主要发现是，中国情景下竞争和创新投入之间呈现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关系；竞争只对民营企业创新研发活动产生激励效应，而对国有及外资企业均未产生激励作用[27]。

②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如聂辉华等（2008）[28]发现企业的创新与规模、市场竞争之间均呈倒U型关系，即一定程度的规模和市场竞争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具有更多的创新投入，并且这种相对优势伴随企业规模变大而更加显著；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较低，私营企业的创新效率较高。高良谋和李宇（2009）[29]的研究发现，组织惯性是大企业锁定现有技术轨道实现定向性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竞争性市场是小企业突破现有技术范式实现非定向性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因，倒U型关系的形成是组织变量与市场力量对不同规模企业技术创新选择性作用的结果。寇宗来和高琼（2013）发现，企业规模和市场集中度与研发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与其他所有制相比，股份制和有限责任制企业的创新投入激励要更大些，而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则无明显差异。张莉和李绍东（2016）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与研发经费比重和新产品产值之间都呈现显著的倒 U型关系[30]。

③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其他关系。一是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如杰弗逊等（2004）的研究表明，企业规模和市场集中度对R&D支出强度并没有显著影响，而外资企业和港澳台地区企业比国有企业有更高的R&D强度，而集体企业的R&D强度最低[31]；戴魁早和刘友金（2013b）发现，企业规模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人力投入影响不明显。二是两者之间存在V型结构关系。如安同良等（2006）依据江苏省制造企业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分析表明，行业是影响企业R&D支出强度（R&D支出/销售额）的重要因素；小企业、中型企业和大企业的R&D强度存在着倾斜的 V 型结构关系；外国企业的 R&D 强度最高（3.11%）、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R&D强度最低（1.53%）、股份和有限责任公司以及港澳台公司的R&D强度位于两者之间（2.81%）。三是两者之间存在三次曲线关系。如孙早等（2016）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创新进行的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型三次曲线关系，而且在中央控股企业和私有制企业中，企业规模与企业创新之间体现为“∽”型关系，但这种关系在地方政府控股的企业中并不存在；市场力量对企业创新的正面效应主要反映在中央控股企业中，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和私有制企业尚未形成足够的市场力量来促进企业创新[32]。

二 国内外关于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研究

文献检索结果显示，内生于经济体制转型国家的要素市场扭曲会对寻租活动、资源配置效率和出口等产生较为突出的影响[33]。具体来说：

第一，要素市场扭曲会造成整个经济社会中“寻租”活动的盛行。这是因为，在那些制度不完善的转型国家中，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普遍滞后性和复杂性，对官员权力的监督处于相对较滞后的状态，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与企业进行寻租交易活动难以受到制度的有效制约，从而导致寻租活动的盛行（Shleifer&Vishny,1994; Hellman 等，2003）。克拉森斯等（2008）、卡佳和米安（Khwaja&Mian,2005）、余明桂等（2010）的研究也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倾向于与政府建立政治联系的目的在于向掌握要素资源分配权的政府官员寻租，从而获得某种要素资源[34]。其结果是，在那些广泛存在寻租机会的经济体中，企业会更有动力投资于寻租活动；寻租活动产生的超额收益会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和人才从实体投资领域转移到非生产的寻租活动中去（Connolly 等，1986;Murphy等，1993）。

第二，要素市场扭曲会造成非常高的效率损失[35]。如蔡昉等（2001）发现，中国普遍存在的城乡和地区间劳动力市场的扭曲[36]影响了要素配置效率，由此产生的效率差异促使了近年来中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而赵自芳与史晋川（2006）则认为，中国要素市场的扭曲导致了产业效率的损失，如果能消除这种影响，则在投入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可以使全国制造业总产出至少提高11%。海尔森和克勒劳（Hsieh&Klenow,2009）通过一个局部均衡模型来计算扭曲政策所导致效率损失，结果发现，消除要素市场扭曲可以使中国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30%—50%。陈永伟和胡伟民（2011）把关于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的讨论纳入传统的增长核算框架中，提出了测度要素价格扭曲引起的资源错配对于TFP 以及产出变动影响的方法；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内部各子行业间的资源错配大约造成了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15%的缺口，并且在这些年中，扭曲没有得到显著的纠正。罗德明等（2012）在一个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引入了垄断竞争的中间产品生产企业与内生化的进入退出选择，刻画了要素市场面临政策扭曲的国有与私有企业，定量模型表明，约有80%的效率损失可归结为要素市场政策扭曲对于企业生产率动态的直接影响。姚战琪（2009）、毛其淋（2013）的研究表明，要素配置扭曲对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而林伯强和杜克锐（2013）利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SFA模型和反事实计量的方法，对我国1997—2009年要素市场扭曲的能源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对我国能源效率的提升有显著负面影响，消除要素市场扭曲年均可提高10%的能源效率和减少1.45亿吨标准煤的能源浪费，要素市场扭曲的能源损失量占总能源损失量的24.9%—33.1%。袁鹏和杨洋（2014）的研究则发现，要素的价格扭曲和非效率配置，增加了经济运行成本，制约了中国整体经济效率的改进。

最后，要素市场扭曲对出口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如张杰等（2011b）认为，在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所采取的要素市场控制策略，可能会导致中国企业出口成本与出口行为的改变，进而促使企业将这种要素市场扭曲所产生的低成本因素转化为出口优势，从而激励了中国企业的出口动机；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国国家统计局2001—2007年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要素市场扭曲激励了中国本土企业出口，同时也激励了外资企业的出口动机，但这种激励效应要小于本土企业；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较高的地区中本土企业的利润率相对较低，且扭曲程度越高，有出口的本土企业利润率越低[37]。施炳展和冼国明（2012）利用1999—2007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从要素价格扭曲视角审视了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研究发现，中国工业企业要素价格存在严重负向扭曲并有增加趋势；东部地区、外资、港澳台资和私营企业扭曲程度最高；总体上看，要素价格负向扭曲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38]。冼国明和程娅昊（2013）使用1999—2007工业企业数据样本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即资本、劳动及中间品的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程度对企业出口倾向起到推动作用，企业将获得的成本优势转化为出口优势，这表明低廉的要素价格是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来源[39]。耿伟（2013）[40]则进一步研究了要素价格扭曲是否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的多元化水平，结果显示，要素价格扭曲总体上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多元化水平，特别是产品多样化水平，这一促进作用对新出口企业、私营企业、大规模企业、政府补贴企业作用更为显著；从多元化角度看，要素价格扭曲在短期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政府补贴、企业规模扩大是发挥这一积极意义的重要制约因素。

三 要素市场扭曲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41]

目前仅有少数文献涉及要素市场扭曲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关注了要素市场扭曲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如张杰等（2011a）使用2001—2007年间工业企业样本考察了要素市场扭曲对研发资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深的地区，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企业研发资金投入的抑制效应就越大；要素市场扭曲对不同特征企业研发资金投入的抑制效应存在显著差异，要素市场扭曲所带来的寻租机会可能会削弱或抑制企业研发资金投入；要素市场扭曲对外资企业研发资金投入也产生了抑制效应，外资企业可能也利用寻租活动来获得中国要素市场扭曲所带来的低成本要素投入和租金收益；要素市场扭曲是造成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竞争力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郑振雄和刘艳彬（2013）采用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进行的实证发现，中国要素市场扭曲造成的资本、劳动价格被压低，使得企业以廉价的资本、劳动代替技术要素投入，造成各产业研发支出强度偏低。

二是关注了要素价格扭曲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如李平和季永宝（2014）在构架资本和劳动价格扭曲指标的基础上，选取中国1998—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要素价格扭曲对专利产出的作用，结果表明，资本和劳动的要素价格扭曲抑制了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产出；原因是，要素价格扭曲使得企业以廉价的资本和劳动代替技术要素投入，这就造成各产业研发支出强度偏低。而黄鹏和张宇（2014）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企业数据，利用半参数估计方法计算了国有企业的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程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构建基于面板的二元选择模型验证了劳动力价格相对低估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源于制度性因素所造成的，广大民营企业面临的更为严重的劳动力价格的相对低估情况严重抑制了企业的研发投入，放松对民营企业的体制性束缚是激发企业研发动机的关键。白俊红和卞元超（2016）则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和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创新生产效率损失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和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均呈现出较强的扭曲态势；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和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创新生产效率损失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二者均显著地抑制了中国创新生产活动的开展及其效率提升；此外，反事实检验结果表明，消除了劳动力和资本的要素市场扭曲，中国创新生产效率将分别提升10.46%和20.55%。

四 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42]

国内学术界从不同角度研究的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相关文献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有的文献关注了国际技术溢出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如蒋殿春和夏良科（2005）的研究发现，FDI的竞争效应不利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成长，但会通过示范效应和科技人员的流动等促进国内企业的创新活动；在国内企业中，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受FDI的影响不尽相同，国有企业被 FDI 激发了更强的创新动力。而孙玮等（2010）的研究则发现，外商投资企业的R&D溢出是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外部力量。陈仲常和马红旗（2010）则在利用熵权法建立综合指标评价模型计算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基础上，考察了国际技术贸易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贸易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具有结构性特征，1998—2002年间技术贸易的直接效应为负、间接效应为正，而2003—2007年间技术贸易的直接效应为正、间接效应为负。

其次，有的文献分析了技术来源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如孙玮等（2010）认为，直接引进国际技术不仅没能帮助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反而呈现出显著的逆向技术扩散；相比于技术引进，国内技术购买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较小。而谢子远和黄文军（2015）运用17个高技术产业1995—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技术改造经费支出对专利产出主要体现为替代效应，但对新产品销售收入具有积极影响；外部技术获取整体上提升了高技术产业的专利产出水平，其中技术引进对专利产出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但当与消化吸收费用支出产生协同效应时，其对专利产出的促进效应就会显现出来；消化吸收费用支出对新产品销售收入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购买国内技术则有利于提升专利产出水平。俞立平等（2016）则采用2000—2012年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全面研究了技术来源的四种渠道对技术创新产出的作用，研究发现，自主研发对技术创新产出的贡献最大，弹性系数为0.336，更新改造和技术引进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175、0.129，购买国内技术的作用并不显著；而且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具有明显的地区效应，二者对东部地区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明显，而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以更新改造为主。

再次，有的文献探讨了产业集聚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如魏江和朱海燕（2006）探讨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区技术创新过程模式的演化，研究认为，高技术产业集群需要借助模块分包运作模式在配套企业之间进行更加丰富的技术学习活动，在群内企业之间架起协同配套网络，达到集群内网络资源共享，从而实现网络化创新。而张秀武和胡日东（2008）的实证结果则表明，区域内的产业集群因素和区域间的知识溢出都对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影响显著。朱秀梅（2008）对高技术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路径和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隐性知识溢出对高技术产业集群创新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吸收能力既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直接作用，也对知识溢出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而周明和李宗植（2011）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分析方法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省域内的产业集聚因素和省际间的知识溢出显著影响区域高技术产业的创新产出。杨浩昌等（2016）则在分析产业聚集影响技术创新的机制基础上，运用2005—2012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经验验证，结果显示，高技术产业聚集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且存在区域差异，东部高技术产业聚集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中西部地区[43]。

最后，还有的文献研究了制度环境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如成力为和孙玮（2012）、戴魁早和刘友金（2013a,2013b,2013c）着重考察了市场化制度变迁的影响；成力为和孙玮（2012）采用了政府扶持、行业开放和要素市场三个指标衡量行业市场化进程的实证考察发现，政府资金扶持在长期内对创新效率产生了负向影响，而行业开放及要素市场发展都显著提高了创新效率；戴魁早和刘友金（2013a,2013b,2013c）通过构建较为全面的行业市场化进程指数进行的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促进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增长以及创新效率和创新产出水平的提高，但是行业市场化指数的五个方面指数（包括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指数、要素市场发育指数、产品市场发育指数、非国有经济发展指数和制度环境指数）对技术创新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而赵娜和王博（2016）着重关注了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制度因素的影响；通过多寡头古诺博弈模型的理论分析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技术创新呈先促进后抑制倒U型的影响效应，且影响程度与企业所处的行业特征有着密切关联；进而采用了中国2008—2014年高技术产业106家上市企业微观层面的经验验证，实证结果验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44]。戴魁早（2015）则选取1997—2009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省际层面面板数据，考察了制度环境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45]；研究发现，制度环境是影响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并且这种影响已经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性。[46]

五 现有文献的综合性评述及存在的不足

综上所述，国内外在产业组织理论框架下研究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文献仍未考虑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关于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决定影响的文献也未考察要素市场扭曲的作用。而要素市场扭曲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相关文献，仍然存在以下一些不足：

第一，关于要素市场扭曲对技术创新的研究，仅仅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对研发资金投入的影响，未涉及要素市场扭曲对研发人力投入的影响研究。众所周知，研发人力投入也是技术创新投入的重要方面，因而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如何影响研发人力投入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而且，这些文献所采用的要素市场扭曲指标会抹平地区间相对扭曲程度，也会出现与事实不符的负值。此外，这些文献尚未研究要素市场扭曲对技术创新的重要环节——技术创新效率和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

第二，关于要素价格扭曲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文献，大多关注要素价格扭曲的影响。事实上，中国的要素市场扭曲不仅包括要素价格扭曲，还包括要素市场分割。可见，既有文献所采用的要素价格扭曲指标无法反映要素市场扭曲的全貌。

第三，既有文献大多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对技术创新某个方面的影响，而技术创新的含义很丰富，从技术创新成果的实现环节来看，可大致分为创新行为（技术创新投入）—创新过程（技术创新效率）—创新绩效（技术创新产出）。可见，既有文献尚没有较全面系统地探讨要素市场扭曲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此外，既有研究也没有针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基于此，本书试图拓展传统产业组织理论SCP 分析框架，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更合理的要素市场扭曲衡量指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系统地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而揭示要素市场扭曲影响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行为、创新过程和创新绩效的内在规律，为解决中国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解决思路，以及相应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