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接办前的熏陶和训练

在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之前，邹韬奋除了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帮助编辑过《教育与职业》月刊外，并未正式办过其他的刊物。但是在他早年的求学和求职的过程当中，却有着大量与报刊接触的机会，有着为报刊撰稿的实践训练，这些为他日后接办《生活》周刊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

一 中英文学习与初识报刊

1900年邹韬奋6岁时，便由父亲“发蒙”教他读《三字经》，后来在母亲的建议下又请来一位老夫子教他学习古文，他的父亲对他督责甚严，在年底“清算”他平日的功课，在夜里亲自听他背书，韬奋曾因背古文不力而挨打。[1]随着年岁渐长，他又读《纲鉴》等书。在离家去福州工业学校读书时，他的国文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1904年春，邹韬奋和他的叔父邹国珂考入福州工业学校，该校学制为六年，预科两年，本科四年，本科分为“土木工程”和“机电”两科，因此该校对英语和算学非常注重，在此学校读书时，国文课程教的是“经书”和唐诗，此时的邹韬奋也喜爱《左传》等书。在英语的学习上，邹韬奋因为没有基础，学习吃力，但他痛下苦功，还是学好了这门课程。韬奋幼时私塾的“经书”教育以及他本人对古典文学的一些接触也为他的国文修养打下了厚实的基础，这些为他日后从事新闻工作及写作业务作了一定的准备。[2]

1912年，在邹韬奋17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将他送进了当时上海很有名的南洋公学附属小学读书，希望他将来成为一名工程师。但是邹韬奋本人对理科类的科目并不感兴趣，尤其害怕算学，据他自己回忆，“每遇着上算学课，简直是好像上断头台”[3]。但是在附小时他遇到了两位好的国文老师：沈永衢和朱叔子两位先生，他从两位先生处得到了写作的要诀是“写作的内容必须有个主张，有个见解”[4]。1913年，邹韬奋进入了南洋公学附属中学学习，他依然对当时学校开设的理工科目没有兴趣，而对国文很感兴趣，在课外“对于什么《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所谓八大家的各个专集，尤其是《韩昌黎全集》《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全集》以及《明儒学案》等等，在课外都完全看了一下……此外如《新民丛报》，梁任公和汪精卫笔战的文字，在当时也是我看得津津有味的东西”[5]。

在邹韬奋的课外阅读生活当中，他对报刊的阅读尤为有兴趣，还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就常到学校阅报室里看黄远生的通讯：“在那个时候，我对于《时报》上的远生的《北京》通讯着了迷。每次到阅报室里去看报，先要注意《时报》上有没有登远生的特约通讯，我特别喜欢看他的通讯。”[6]

除了当时学校阅报室的报刊外，当时南洋公学教国文和历史的小学教师沈永衢先生，非常崇拜梁启超，收藏有梁氏全部著作和全份《新民丛报》，常借给邹韬奋看。韬奋对梁启超的书报也十分喜爱，升入中学后还常去借阅。韬奋后来回忆说：“我进了中院（南洋公学的中院即附属中学，而上院即大学）以后，仍常常在夜里跑到附属小学沈永衢先生那里去请教，他的书橱里有着全份的《新民丛报》，我几本几本地借出来看，简直看入了迷。……夜里十点钟照章要熄灯睡觉，我偷点着洋蜡烛在帐里偷看，往往看到两三点钟才勉强吹熄灯睡去。”[7]

除了对黄远生的通讯、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着迷以外，邹韬奋对章士钊所办的《甲寅杂志》也有所注意，每期都从朋友那里借来看。他认为章士钊“文字的最大优点是能心平气和地说理，文字的结构细密周详，对政敌或争论的对方有着诚恳的礼貌，一点没有泼妇骂街的恶习气。我很觉得这是现在我们应该注意的态度”[8]。

邹韬奋在阅读自己所喜欢的报刊的过程中，在小学时便决定当一名记者：“有一点却在小学的最后一年就在心里决定了的，那就是自己宜于做一个新闻记者。”[9]在小学时他因为佩服黄远生而“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做成那样一个新闻记者”；阅读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入迷也是鼓励他“做新闻记者的一个要素”；喜欢看章士钊的《甲寅杂志》对于他“做新闻记者的动机，也有着相当的推动力”。[10]可见，中小学时代的阅报经历，对邹韬奋日后担任新闻记者，开创新闻出版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韬奋在中学时代一方面喜欢阅读报刊，另一方面也非常重视国文的学习，并下苦功练习写作，他在中学时代所写的一些论文曾被收入《南洋公学新国文》一书（《南洋公学新国文》，苏州振新书社，1914年），他的这些文章大多得到了老师的好评，对他写的《诸葛武侯谓我心如秤论》一文老师给的评语是：“心明如镜，笔快如刀。具此识力，加以读书之功，便当前无古人。”[11]对他写的《唐高崇问讨刘辟军士有食于旅舍折人箸者即斩以徇论》一文老师给的评语是：“文气疏宕，词义精辟。少年得志，的是隽才。”[12]对他写的《西国自活版兴而人群之进化以速论》一文老师给的评语是：“笔意清超，能见其大，起处尤为得手。”[13]从老师给的评语来看，当时教师对这些文章是赞赏有加的，邹韬奋对国文的勤学苦练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为他日后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尤其是大量写作刊物稿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学生时代为报刊撰稿

邹韬奋在中学时代除练习写作外，还开始向一些刊物投稿。这固然与他喜欢报刊，立志于做一名新闻记者的兴趣有关，还与他当时的经济状况有着很大的关系。1915年前后，邹韬奋的父亲迁居北京，在财政部印花税处任科长，他收入不多，却约集别人到北京谋划筹办一个大型纱厂，结果工厂没有办成，反欠了一身巨债，弄得终生潦倒，一事无成。[14]父亲生意场上的失败，自然会影响正在求学的邹韬奋：“我读到中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家中对我的学费已无法供给，经济上陷入了困境。”[15]经济上的困境使他一方面刻苦学习以获取“优行生”以便减免学费，另一方面也促使他试着向一些刊物投稿，以换取一定的稿费来缓解自己经济上的困境。

邹韬奋最开始是向《申报》的副刊《自由谈》投稿，那时他“因为经验的薄弱，观察的不深刻，实在觉得没有什么可写，就到学校的图书馆里去看几种体育、科学方面的英文杂志，从上面选取一些关于卫生健康、科学发明之类的短文章，翻译出来后试着投稿，陆续发表了好几篇，并且第一次领到了稿费”[16]。

1915年5月起，邹韬奋又开始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杂志》投稿，从1915年到1919年邹韬奋离开南洋公学，先后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22篇文章。[17]邹韬奋在《自由谈》上发表的文章，一般只有数百字，而在《学生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一来就是几千字了，所写的内容大概偏于学生修养方面的居多”[18]。

1919年初，邹韬奋在南洋公学电机系学习微积分和高等物理遇到很大困难，再者经济上的困境一直无法结束，不得已暂时停学，想办法去筹集学费和生活费用。同年2月经同学介绍去江苏宜兴县蜀山镇葛姓家中当家庭教师。同年7月，邹韬奋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回到上海，参加了《学生联合会日刊》的编辑工作。[19]同年9月，邹韬奋以工科二年级学生的资格破格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学习，主修西洋文学，副修教育。

圣约翰大学是一所比较“贵族化”的学校，读书费用自然成为邹韬奋的重要负担。虽然郁锡范、刘威阁、毕云程等人给予帮助，邹韬奋本人自己也一边“节流”，另外也多处想办法通过勤工俭学来弥补经济上的困难。虽然穷困，但邹韬奋翻译国外著作和向报刊投稿的兴趣依然未减，这当然也有通过译著或撰稿换取稿酬来减缓经济压力的想法。其间邹韬奋开始翻译杜威所著的《民治与教育》，但是巨著的译述时间长，不能很快拿到稿费。除翻译外文著作外，邹韬奋也向一些刊物投稿。依据现存的资料来看，从1919年到1921年大学毕业[20]，邹韬奋主要是向《申报·自由谈》《约翰声》《约翰年刊》《时事新报》等几个刊物投稿，这几个刊物上所发表他的作品数量见表1-1。

表1-1 邹韬奋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时发表文章情况一览表

邹韬奋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文章依然主要翻译了英文杂志上的一些常识性或科普性的小文章，只有三篇《吉安风俗奇谈》是对我国江西吉安地区一些传统恶俗进行批判的文章。

邹韬奋在大学时代所发表的文章最主要的是刊登在圣约翰大学的刊物《约翰声》上，这些文章主要涉及了国民的健康与修养、国民教育问题及妇女解放问题等内容。他所发表的《青年奋斗之精神与国家前途之希望》一文，号召全国青年“坚持其奋斗精神与社会腐败恶习宣战”[21]。两年以后，即1921年10月10日《申报》也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这说明它在当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邹韬奋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时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越来越深入的时期，邹韬奋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所撰写的文章的视野也比中学时代要开阔得多，文章内容开始从“偏于学生修养方面居多”转向关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重大实际问题并加以思考。从文章的语言来看，邹韬奋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也开始自觉地使用白话文来写作。当然，此时邹韬奋对白话文和文言文还是交织使用的，如同为发表在《约翰声》上的文章，《吾国国民体育怎样可以增进》《本校的优点与希望》《改造家庭之两大观念》等文章都是比较成熟的白话文写作，而《愿全国为女子者思之》《男女问题的根本观》《吾侪所以报答母校者》等文章还是文言文。

三 曲线就业中的再历练

1921年7月，邹韬奋从圣约翰大学毕业，邹韬奋的初衷是想进入新闻界工作的，但是一时没有机会，所以不得不“以前走曲线求学，现在又不得不走曲线就业了”[22]。经好友毕云程的介绍，他到上海的厚生纱厂担任穆藕初先生的英文秘书，后来又在穆先生创办的上海纱布交易所担任英文秘书。但是邹韬奋的理想职业是进入新闻界工作，所以在纱厂工作的同时，他一直留意在新闻界寻找新的工作。当时，同为圣约翰大学校友的张竹平正在做《申报》的经理，邹韬奋便借校友的关系去找他，表示要进新闻界的意思，张竹平一时也没有机会给他，只是介绍他到《申报》报馆里帮忙处理英文信件。邹韬奋帮忙处理了三个星期，虽然当时张竹平没有给他进入报馆的机会，但是三个星期练习生的经历使邹韬奋“学的办事认真的态度，却是无价之宝……后来张先生拉我加入《时事新报》，这三星期的练习生也许也是一种强有力的媒介”[23]。也就是说，这三个星期练习生的经历，对日后张竹平拉邹韬奋加入《时事新报》，是一个重要的铺垫，这也为他日后加入新闻出版界并做出一番业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在纱布交易所工作期间，邹韬奋为了增加经济收入，经圣约翰大学一位校友的介绍，又到上海青年会中学（现在的浦光中学）担任英文教师的兼职工作。邹韬奋在这个中学的英文教学是比较成功的，但是邹韬奋的志向依然是想进入新闻界，可是新闻界一时还是没有机会给他尝试，而他觉得自己在中学校里教英文又有相当的好印象，“于是觉得倘若教育界方面能有相当的机会做做看，也颇想再试试‘走曲线’的就业策略”[24]。在做这两份工作的同时，邹韬奋又给同为南洋公学校友的黄炎培去了一封信，希望能获得新的工作机会。而当时由黄炎培所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也正在物色一个中英文都有相当可取的编辑人才。黄炎培在认真考察了邹韬奋发表在《约翰声》上的作品以及他原来在工作中的为人以后，决定请邹韬奋到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编辑股主任。邹韬奋接受聘请后，便辞去了纱厂的英文秘书工作。

中华职业教育社是中国近代著名职业教育团体，该社是黄炎培联合教育界、实业界的知名人士于1917年5月6日在上海发起成立的。7月，职业教育社的议事部成立，选举蔡元培、沈恩孚、史量才、穆藕初、张元济、王正廷等人为议事员，随后推选出实际掌管社务的办事部，由黄炎培做主任，蒋梦麟担任书记。[25]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26]作为三大指导目标，积极宣传和推广职业教育。在职教社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职业教育在上海等地逐步发展起来，并逐渐推广到中国各地。在推广职业教育的过程中，职教社编印了大量有关职业教育的书刊，这些书刊的内容，基本偏重于职业教育理论学术的研究和探讨。

职教社虽然聘请了邹韬奋，但是限于经济力量，只能请他担任半天的职务，且薪水较低，只有六十元，为增加邹韬奋的收入，黄炎培又介绍他到江苏教育会里面的科学名词审查会工作。所以邹韬奋是“上半天替职教社编译《职业教育丛书》，下半天替科学名词审查会编辑各科名词”[27]。邹韬奋除了编译《职业教育丛书》，另外一项重要的工作便是编辑职教社所出版的《教育与职业》月刊[28]（1917年10月创刊）。《教育与职业》是职教社所创办的一种学术刊物，而非新闻类刊物，所发表的文章大多是由职教社同人所提供的关于职业教育方面的理论性文章，邹韬奋本人对于职业教育并不是特别感兴趣，邹韬奋在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时不可能实现自己从事新闻事业的梦想，因此他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并不能算作他新闻出版实践工作的开始。

邹韬奋在职业教育社的初期并没有从事自己向往的新闻记者的工作，而是在编译职业教育方面的著作或写作职业教育方面的文章，他自己也承认：“我对于职业教育并没有怎样浓厚的兴趣。这当然不是说职业教育的不重要，也不是说我看不起职业教育，我只是就我自己的工作兴趣说罢了。”[29]邹韬奋在职教社所编译的第一本书是《职业智能测验》，他只依据英文书的内容和顺序把它翻译成中文，编法和措辞方面都依照英文原著，合于英美人的胃口，却不符合中国读者的口味，结果受到黄炎培的严厉批评，他告诉邹韬奋在编译这本书的时候“不要忘却我们的重要的对象——中国的读者。我们要处处顾到读者的理解力，顾到读者的心理，顾到读者的需要”[30]。这件事对邹韬奋后来的影响很大，他自己回忆说：“黄先生给我的这个教训，却很有益于我以后的著作方法，很有助于我以后办刊物时的技术。所以我特把这件事提出来谈谈。我认为这是有志著述的人们最要注意的一个原则：在写作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你的读者。”[31]而这个不要忘记你的读者的教训，邹韬奋后来在从事新闻出版事业的生涯中一直都铭记在心。

需要指出的是，1926年邹韬奋正式接办《生活》周刊后，他还是有在其他报刊——《时事新报》——工作的经历，这个经历对他办报的影响也较大，因此在此也特意补述。

1927年，虽然邹韬奋已经接办了《生活》周刊，但是经由张竹平的介绍，他还是兼任了《时事新报》的秘书主任，并主持该报副刊《人生》的编务。《时事新报》报馆需要全天的工夫，所以邹韬奋只能把《生活》周刊的编辑工作移到夜里。邹韬奋在《时事新报》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处理报馆各部的信件——编辑部的通信稿除外，因为处理各部信件的需要，邹韬奋要和报馆各部门打交道，所以这个工作给了他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让他有机会熟悉报馆各部门的运作情况。《时事新报》报馆总经理潘公弼和邹韬奋同处一个办公室，而潘公弼在新闻界已经有十几年的经验，对新闻业有丰富的经验，对新闻业的种种方面都很熟悉，且都经历过；在报馆营业方面，潘公弼也干过种种职务，所以他对于报馆各部分的工作内容都有透彻的了解，他对解决报馆各部分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此外，潘公弼在处理问题时的镇定安详，待人接物的恰当，都对邹韬奋产生了很大影响，让邹韬奋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所以邹韬奋说：“我和他相处一年，在学习方面得到不少的益处，我以前曾谈过在申报馆里‘练习’了三星期，我在时事新报馆工作的一年，是我生平更有意义的‘练习’时间。我觉得我的这一年的‘练习’，比进什么大学的新闻科都来得切实，来得更有益处。”[32]从这段话来看，邹韬奋在《时事新报》馆里工作的一年时间里，确实是学到了不少办报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