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上海《大众生活》：“我们的灯塔”

邹韬奋在《生活》周刊和《新生》周刊相继被查封后，又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但《大众生活》出到第1卷第16期时，就又被国民党查封了。

一 重振《生活》《新生》的旗鼓

《生活》周刊被国民党当局封闭以后，1934年2月生活书店又创办了《新生》周刊，这个刊物由杜重远出面主编，《新生》周刊的内容和形式，完全就是《生活》周刊的替身，此时邹韬奋虽然远在国外避难考察，但他对《新生》周刊非常关注，并担任了它的驻欧记者。[1]将他自己在欧美游历所见所闻写成系列文章，在《新生》周刊上陆续发表，这些文章后来被收入《萍踪寄语（初集）》和《萍踪寄语（二集）》《萍踪寄语（三集）》三本书之内。

生活书店把《新生》周刊寄给《生活》周刊的旧订户进行征订，得到了《生活》周刊旧订户的认同，纷纷订阅，这使得《新生》周刊保持了《生活》周刊原有的大量读者。但是1935年5月4日，当《新生》周刊出到第2卷第15期时，艾寒松以“易水”的笔名在这一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闲话皇帝》的短文，大意是说日本天皇是个生物学家，按照日本的宪法，天皇是没有实权的，所以只是以搜集植物标本作为日常工作云云。日本帝国主义以这篇文章侮辱日本天皇发难，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国民党政府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判杜重远一年零二个月的徒刑，《新生》周刊也被查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新生事件”。[2]“新生事件”发生后，邹韬奋决定提前回国，他于1935年8月回到了上海。邹韬奋回国时，正是上海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此时胡愈之受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组织救国会的活动。邹韬奋积极响应，他说“带着小小军队（指生活书店）参加救国会的活动”[3]。为了重振《生活》《新生》周刊的旗鼓，邹韬奋于1935年11月在上海又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社址是上海福州路复兴里。

二 “汪洋大海怒涛骇浪中的我们的灯塔”

1935年11月16日，《大众生活》出版第一号，邹韬奋在创刊号里发表了题为《我们的灯塔》的文章，明确地提出了《大众生活》的创办宗旨。

文章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办《大众生活》周刊？”接着文章分析了当时中国面临的惨状是“‘大众’和‘生活’简直是在一天一天脱离关系”。在这种惨状下面，长吁短叹和徒呼口号是没有用的，“必须明白中国大众所处的实际地位，明白中国大众一天一天地和生活脱离关系之所由来，障碍物弄清楚之后，才能对着目标，共同努力来死里求生，寻找出路”[4]。邹韬奋认为，当时剥削中国大众、压迫中国大众的最大敌人有两个，一是封建残余的遗物——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和帝国主义卵翼下的买办和准买办阶层这两大派剥削者。二是高蹲在这两大派上面，勾结中国的封建残余，利用买办和准买办阶层，以吮吸中国大众脂膏的帝国主义。所以当时中国大众的唯一生路在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中解放出来，这是中国大众的生死问题，也是当时中国大众所要特别注意的重要目标。邹韬奋认为，要获得民族的解放，除了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外，也不要忘却为虎作伥的封建残余的势力。所以封建残余的铲除，是当时中国大众所要注意的第二个目标。邹韬奋在文中还指出，要从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达到目的，还要注意到个人主义的克服，所以个人主义的克服，是当时中国大众的第三个目标。最后，邹韬奋归结指出《大众生活》创办的宗旨在于：“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这三大目标——在汪洋大海怒涛骇浪中的我们的灯塔——是我们当前全中国大众所要努力的重大使命；我们愿竭诚尽力，排除万难，从文化方面推动这个大运动的前进。”[5]

三 “适切大众需要”的栏目和内容

上海《大众生活》虽然只存在了16期便停刊，但是它的栏目设置还是比较多的，邹韬奋为了办好各个栏目，向广大读者发出了《征稿简约》：“一、凡关于下列稿件，均欢迎投稿：（1）时事论文；（2）学术论文；（3）国内外通讯；（4）随笔小品。二、来稿以白话为主；内容须适切大众需要，注重客观事实的研究；文字须通俗浅显。……七、征求各地有新闻价值之照片或有关文化事业的照片，请附简单说明……”[6]上海《大众生活》的主要栏目有：“星期评坛”“专论”“评论之评论”“通讯”“漫画”“图画的世界”“画报”“文艺修养”“杂文”“诗歌”“小说”“大众信箱”“转载”等。在这些栏目当中，既有对《生活》周刊时期栏目的继承，又有一些新设置的栏目。

上海《大众生活》继承《生活》周刊时期的栏目主要有：“星期评坛”“专论”“通讯”“画报”“杂文”“诗歌”“小说”“大众信箱”等几个栏目。“星期评坛”置于每期的最开始的版面位置，“星期评坛”栏目由邹韬奋主持，每期由他撰写三篇（只有第6期为1篇，第7、8、11期为2篇）小文章，对当时国内外的一些时事加以评述，该栏目类似于《生活》周刊的“小言论”栏目。邹韬奋这样介绍该栏目：“本刊的星期评坛是代表大众生活社同人的共同意见，所包括的范围有国内外，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值得注意的时事，对于每一题旨都经过缜密的研究，和详慎的讨论，希望能以正确的见解，供大众参考。”[7]“专论”“通讯”“画报”“杂文”“小说”“人物重估”“大众信箱”这些栏目在《生活》周刊时期就已经出现，内容也基本与《生活》周刊时期的一样。需要指出的是，上海《大众生活》的画报与《生活》周刊时期的出现位置不一样，《生活》周刊时期的画报是在每期中夹入几页画报或附加出版几页画报，而上海《大众生活》却是把画报作为封面和封底，这样既刊出了画报，又使整个刊物的外表显得美观。在这些栏目当中，“专论”“画报”“杂文”“通讯”“大众信箱”栏目出现的比率最高，几乎每期都有，而“人物重估”、“小说”栏目只在其中的几期出现过，出现的比率很低。

上海《大众生活》新设置的栏目主要有“评论之评论”“漫画”“图画的世界”“文艺修养”“转载”这五个栏目。“评论之评论”栏目的内容主要是对其他报刊上的评论文章加以评论，对原有文章中的观点加以辩驳并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个栏目的文章不多，只在几期中出现过。“漫画”栏目严格说来不是一个新创的栏目，因为在《生活》周刊里已经大量出现，如《生活》周刊第7卷各期就有漫画出现，但是，《生活》周刊中各期的漫画散见于每期其他的文章当中，没有统一的版面。而上海《大众生活》中的漫画已经有专门的版面，一个版面登载几幅漫画：“漫画也是我们所注重的，所以另辟一个全页的地位登载。这一栏得鲁少飞主持。”[8]上海《大众生活》的“漫画”栏目分为两个部分：“时事漫画”和“社会漫画”。“时事漫画”由鲁少飞编辑创作，主要以漫画的形式反映国内外的重大时事。“社会漫画”由蔡若虹编辑创作，“社会漫画”主要反映的是国内各社会阶层，尤其是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可惜的是，“漫画”栏目在上海《大众生活》中只在少数几期中出现过，很多期都没有。“图画的世界”栏目的口号是“时事在地图中”，它实质上是以图说的形式反映一周内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大事，每期“图画的世界”栏目由两个版面组成，以一幅世界地图作为背景，再配以几个小圆圈，每个小圆圈内就做一幅漫画，小圆圈内的漫画配以较少的文字，表明一周内世界上何地发生了何事。在整幅图的下面，又配以“图说”，对每幅画的内容加以详细说明，为什么要再加“图说”文字，第3期“图画的世界”栏目的附言里说得很明白：“第一期‘图画的世界’发表后，有人说‘图说’还需要更详细些。时事漫画本来不要多加文字说明，才可细细辨味；不过我国的一般大众向少看到这类漫画，初看时，多需要解说，当是实情，所以本刊解说比较的详细些。”[9]邹韬奋介绍这个栏目时说：“‘图画的世界’是就精绘的世界地图上，依世界的动态，加上隽永的漫画表现出来。在中国出版界算是创举。这一栏得金仲华、沈振黄两先生替我们主持。”[10]“图画的世界”栏目从第1期开始，基本上是每隔一期出现一次。“文艺修养”栏目由林矛（具体身份不详）一人专门主持，内容主要是关于文艺理论、文艺创作，或文学作品评价方面的，代表性的文章如《高尔基和香菱》（创刊号）、《几首诗的比较》（第2号）、《文艺和哲学》（第9号）等。该栏目除第8、12、15、16期外，其他每期都有。“转载”栏目主要是刊载一些团体、组织的宣言或方案，如《民族解放运动的呼声——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 北平各校通电？》（第6期）、《民族解放运动的呼声——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第二次宣言》（第9期），北平市学生联合会非常时期教育时事委员会拟定的《非常时期教育方案》（第16期）等。但“转载”栏目只在少数几期中出现过。

四 “万分沉痛中暂行停刊”

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大众生活》，很快就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原来《生活》周刊和《新生》周刊老读者的欢迎。读者李涵在来信中说：“先生的回国，给我以极大的欣喜。《大众生活》的刊出，给我以极大的兴奋！我对这登载《大公报》上的《大众生活》四个大字呆看了好久；我分不清我的情绪是兴奋，是高兴，抑是悲哀，更无法用度量衡来测量我兴奋的程度。”[11]上海救国会和全国救国会成立时，邹韬奋也积极参加，均被选举为执行委员，救国会的领袖们如沈钧儒等人与邹韬奋和生活书店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大众生活》成为救国会的旗帜，这使得《大众生活》的影响力大增，促进了它的销路，销量达到了20万份[12]。《大众生活》销量的激增，这从它的广告收费和社址变化中也可以看出来。“本刊因销数激增，广告地位之成本，亦随之增高，特自二十五年一月四日出版之第一卷第八期起，改订广告定价……”[13]“本社以业务日增，原址不敷办公，特自二十五年一月一日起，迁至爱多亚路中汇大楼四楼四一四号。此后如承惠函，请径寄新址乃荷。”[14]

上海《大众生活》从创刊之日起，就追求进步，宣扬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发生后，《大众生活》对此爱国学生运动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并致函北平学生进行慰问、致敬。《大众生活》提出严密组织、宣传大众、学习理论与战术等五点希望。[15]上海《大众生活》的进步立场，必然为国民党政府所不容。早在《大众生活》创刊之初，一些读者就对此提出了自己的担心。读者李涵、袁芝生在来信中说：“一别二年的《生活》在这个大时代复活，是很使爱他的人担忧他的寿命的。因为常站在大众对立的地位的人们和侵略者，与我们求民族独立生存者的行为是敌对的。这样一个代表大众喉舌，代表反抗侵略者的急先锋的刊物，是很容易遭到夭折的，我们的《生活》《新生》，就在这二种压力下逝去，不永远生存着！因为我们爱《大众生活》太深了，所以我们迫切地希望他生存着，给我们一些安慰。请先生在可能范围之内，避免无谓的牺牲。”[16]读者袁芝生在来信中说：“先生以前主编的《生活》周刊，我定阅年余，不幸因故停刊。接着杜重远先生办的《新生》我也定阅过，但也不得善终。这出生的《大众生活》，我很盼望他能自自然然的发荣滋长，但前途吉凶，和我们大众一样，是否能生活下去，未可预卜，望先生格外注意，勿使夭折。即颂编安。”[17]除了李、袁二位读者外，还有很多读者也来信表示担心《大众生活》会中途夭折。对于读者的担心，邹韬奋在李、袁二人来信的编后按语里说：“近来我们接到许多读者好友的信里面，有不少是在替本刊担忧，很诚挚地希望本刊不要‘夭折’……我们当然要尽力之所及，使本刊不要‘夭折’因为我们要藉本刊对民族解放前途，对大众解放前途尽一部分的贡献。……我们固然要格外注意，勿使‘夭折’，但是万一虽格外注意而仍出乎拯救力以外的‘夭折’，我们却不因此灰心，却不因此停止工作。”[18]

在《大众生活》第4期发表李、袁二位读者的来信后，一些读者又陆续来信向邹韬奋报告外界谣传《大众生活》封闭以及邹韬奋将被拘捕的消息，为此，邹韬奋在《大众生活》第14期发表《韬奋紧要附启》来加以回应并明志：“近来得到各方面读者好友的来信，报告本刊将被封闭和我将被拘捕或陷害的消息，诸位好友垂爱的殷切和关心的恳挚，令我万分感动，永不能忘。当我写这附启的时候，还未发现什么被害的事实发生；我们要为爱国救亡运动多尽一些力量，当然也希望没有什么被害的事实发生；但是也许变起仓卒，来不及留下几句话和许多读者好友道别而遽去，所以特在这里预先略倾我的胸怀。……个人的安危生死，早置之度外。所欲披沥肝胆，掬诚奉告于读者好友的，是我深信只有大众有伟大的力量，只有始终忠实于大众的工作，才有真正的远大的效果。我个人无论如何，必始终坚决保持这个信仰，决不投降于任何和大众势不两立的反动势力。”[19]

读者的担心和报告不久就变成了现实，当上海《大众生活》出版到第16期时，又被国民党政府查禁。邹韬奋在第16期上发表《韬奋紧要启事》来说明被迫停刊的真相，并表明自己的态度：“本刊代表大众的立场和意识，对于万分严重的国难，主张发动整个民族解放的英勇抗战，并主张要在‘不压迫民众救国运动’的条件下进行，态度光明，言论公开，但竟因此受到种种压迫，先之以停邮，继之以查禁，在本刊承蒙国内外数十万读者的信任，无数文化工作同志的培成，艰苦支撑，不敢不勉，但在现状下已无法进行，不得不于万分沉痛中暂行停刊，这一期算是和读者诸友暂别的终刊号。”[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