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适应与民主转型[1]
——布鲁斯·迪克森有关中国民主前景研究的述评
曾水英 殷冬水[2]
摘要：布鲁斯·迪克森是海外研究中国民主前景的一位重要学者。他是现代化理论的有力批判者，也是摩尔命题的重要修正者。迪克森认为，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市场逻辑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相关性也是充满争议的。从政党适应的角度看，中国民主前景并不像现代化论者所宣扬的那样是光明的，充满希望的。对于中国民主的前景，既不应像现代化理论的倡导者那样充满乐观态度，也不应像一些“崩溃论”的宣扬者那样持悲观立场，我们应审慎看待中国民主的未来。迪克森有关中国民主前景的研究，受到海外学界的高度赞誉，也受到了一些批评。
关键词：政党适应 民主转型 商业阶层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民主的前景问题，一直是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中心主题，布鲁斯·迪克森（Bruce Dickson）[3]是海外研究中国民主前景的一位重要学者。他是现代化理论的有力批判者，也是摩尔命题——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重要修正者。迪克森认为，中国民主的前景，我们既不应像现代化理论的倡导者那样充满乐观态度，也不应像一些“崩溃论”的宣扬者那样持悲观立场，我们应审慎看待中国民主的未来。中国民主前景是复杂的，多变的，也是充满不确定的。一些学者高度评价了迪克森有关中国民主前景的研究成果，认为迪克森的研究是重要的，新颖的，其研究结果是激动人心的。
一 中国民主前景的乐观预期：现代化理论的三种路径
迪克森认为，有关中国民主前景的分析，现代化理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现代化论者对中国民主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中国民主前景是光明的，充满希望的。中国正在由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迈进，市场化改革在不断深入，社会分化在不断加剧，受全球化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强。现代化进程改变了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使原有的阶级关系得到调整，以强调义务、对权威的服从和思想统一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正在被以强调公民权利为核心的民主政治文化所取代。
迪克森认为，现代化论者之所以对中国民主前景持乐观态度，首先是因为现代化改变了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促进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蓬勃发展，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蓬勃发展对中国民主转型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现代化论者从东欧和苏联的政治转型中看到公民社会对民主转型的重要性，将公民社会理论运用来解释中国民主转型，得出了乐观主义的结论。在现代化论者看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加速，伴随着市场化改革，政党—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逐渐减弱，政治控制的范围在收缩，政治控制的方式也逐渐在制度化和程序化。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市场经济时代党对工作、住房、消费品等的控制在减少，对社会各种利益诉求的吸纳和平衡变得越来越困难。在中国，“虽然党员身份对那些在官僚系统中寻求职位的人而言仍是一种有价之物”[4]，但经济改革所产生的一个政治后果就是公民的入党积极性在降低，政治合作政策的实施难度在加大。改革开放以来，可以看到，中国的公民社会在不断发展，“各种社团，从职业社团到娱乐俱乐部，已在整个国家发展”[5]。公民组织数量在增多，公民组织相对于国家权力的独立性在增强，公民组织活动逐渐由非政治领域向政治领域拓展。受市场化改革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体制内的官员下海经商，越来越多的人供职于私人部门，不再完全依赖党组织提供的资源、机会和福利生存。市场化改革赋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经济自由，中国社会流动在加速，政府对社会流动控制的成本在提高，控制难度越来越大。“中国的消费者已经成长，习惯在市场中的选择自由，也开始要求选择他们政治领导人的权利。中国成长中的私人企业主以及城市中产阶级也希望推进民主所提供的透明和责任。”[6]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化改革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展，这种发展对中国政治精英的民主改革产生了极强的政治压力，提升了中国民主化的前景。
迪克森认为，现代化论者之所以对中国民主前景持乐观态度，其次是因为现代化论者认为现代化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促进了中国商业阶层的兴起，在中国政治的未来发展中，这些新兴的商业阶层将会成为推动中国民主的主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在分化，商业阶层在崛起，中国的执政精英对商业阶层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中国的政治精英曾采取合作主义策略，来发展和商业阶层的关系。新生政权巩固以后，在公私合营等运动中，商业阶层顷刻之间在中国消失，在屡次政治运动中，这个阶层及其后代成为政治运动冲击的对象，受到政治排斥和社会歧视，甚至沦为贱民阶层。在毛时代的大多数时间里，这个阶层因其剥削性质被视为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生活上是寄生的，其拥有的知识和技能对于毛时代共产主义乌托邦社会的追求是毫无价值的。“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精英面临执政兴邦、克服“文革”所造成的合法性危机的崭新任务。中国的政治精英采取务实主义路线，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将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执政兴国的主要任务。中国的商业阶层由曾经的贱民阶层变成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被视为先进生产力的重要代表。正是政治精英执政的任务、路线和政策的调整，在改革开放时代，商业阶层不断得到发展壮大。一部分现代化论者诸如Kristen Parris，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将摩尔的“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这一命题运用于中国民主前景的分析，认为中国新兴的商业阶层是中国民主转型的主要推动力量。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中国的商业阶层拥有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越来越独立于国家权力并开始要求共享国家权力，与其他阶层不同，中国的商业阶层既不容易接受严格的精英主义，也反对极端的平民主义，他们在体制内外推动中国民主改革与转型。中国市场化改革促进了商业阶层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私人企业主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被视为推动中国民主的主要力量。
迪克森认为，现代化论者之所以对中国民主前景持乐观态度，最后也是因为现代化论者认为现代化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的改变对中国民主转型具有积极的影响。与现代化理论中的公民社会路径强调公民社会与民主转型关系、结构主义路径强调商业阶层对民主转型的价值不同，现代化理论中的文化主义路径强调了政治文化变迁在民主转型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对中国的实证调查，一些政治文化论者发现中国的政治文化并不像一些民主悲观论者所宣扬的那样是顽固的，固定不变的，也不像一些人所判定的那样是与民主相冲突的，恰恰相反，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日趋成熟的，儒家文化与民主之间也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同样是儒家文化圈的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都是民主转型和巩固的成功典型。市场化改革既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整体的精神面貌。中国政治文化正在从强调义务到强调权利、从强调服从到强调自由、从强调集体利益优先到倡导尊重和保护个人权利的巨大转变之中，这种转变为中国民主转型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与此同时，在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大多数中国人对民主的需求程度在提高，对政府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维护公共秩序只是政府存在的一个目的，政府还应保护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政府权力的运用应是有边界的，掌握政府权力的人其人性也是有弱点的，政府并没有责任也没有能力解决社会所有公共问题，公民社会组织应在协助政府应对公共问题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文化主义者看来，相对于国家社会关系调整、商业阶层的勃兴而言，对中国民主转型来说，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二 中国民主前景：政党适应视野下的中国民主转型
迪克森认为，照搬现代化理论来分析中国民主的前景可能是有问题的，现代化理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中国政治发展有其特殊的背景与历史经验。各国民主转型和巩固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市场逻辑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相关性也是充满争议的。从政治行动者之间行为互动角度看，中国民主前景并不像现代化论者所宣扬的那样是确定的，同时也是值得期待的，恰恰相反，中国民主前景是不确定的，复杂多变的。有关中国民主前景，现代化的理论是建立在两个错误预设基础之上，这两个预设就是，“第一，共产党是被动的行动者，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第二，中国的企业家更喜欢民主体制，而非目前的体制”[7]。
迪克森认为，无论是现代化理论中的公民社会理论，还是结构主义理论，都假定中国政治发展是由社会力量的变迁和社会关系的调整引起的，作为中国政治精英的共产党，对现代化进程所引起的社会力量的变迁和社会关系的调整完全是消极的，被动的，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民主转型是值得期待的。然而，在对中国政治的分析中，这种有关政治精英的被动假设完全是错误的。面对中国社会力量的变迁和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国共产党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中国政治发展经验表明，作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强的学习能力，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应对复杂多变的执政环境：一是因其组织惰性忽视执政环境的变化；二是通过宣传、压制批评、遮蔽问题等方式改变已经变化了的、同时自己不适应的执政环境，使不适应的执政环境还原到适应的执政环境；三是通过调整组织目标、制度、程序以及政策来适应新的执政环境。
从政党适应的角度看，中国民主前景并不像现代化论者所宣扬的那样是光明的，充满希望的。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变化了的执政环境，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意识形态的创新、政府偏好的调整以及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找到了适应中国新形势的办法”[8]。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再是革命和专政的对象，而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商业阶层也不再是贱民阶层，而成为先进生产力的重要代表。中国的政治精英学会了如何最大化市场化改革的好处，最小化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政治风险。对非批判性的公共领域，中国政治精英采取吸纳与合作政策；而对微弱的批判性的公共领域则采取排斥和压制方法。在此情形下，中国的公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独立的，而是不同程度受控于国家权力机构的，中国的公共领域也不是批判性的，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不是一种敌对的、对抗性的关系，而是一种合作性的、伙伴性的嵌入关系。如同东亚国家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那样，中国公民社会“宁愿嵌入国家”[9]，而非独立于国家，因而，中国的公民社会难以承担起中国民主转型的使命与重任。必须承认，公民社会以及与之相关的公共领域概念与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相关，因而，这些概念或许不适合运用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公民社会追求相对于国家权力的独立性不同，中国公民社会追求的则是嵌入性。中国公民社会希望成为体制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便为了更好地追求它们各自的利益。在中国，公民社会并不必然与国家敌对，是一个非批判性的领域。“‘非批判性领域’主要关注经济事务和娱乐活动，对改变政治体制本身有更少兴趣。”[10]应该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在张弛有度的政治控制和奖酬激励的条件下，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批判功能，也没有勇气挑战国家权力。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就职于国家权力机关，或者与党政机关保持密切关系，以便他们的声音被权力机关听到，意见被权力机关吸取。因而，迪克森认为，尽管学者们为公民社会对列宁主义统治者的胜利弹冠相庆，后共产主义时代揭露公民社会更多的是一种理智建构，而不是一种制度现实。相对于公民社会理论而言，迪克森更赞成用国家合作主义（state corporatism）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分析中国民主的前景。国家合作主义强调政治精英在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强调国家政治权力在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功能，强调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等级关系和不同类型社会组织之间的庇护关系。
迪克森认为，现代化论者预设了中国的企业家更喜欢民主体制，而非目前的体制，这一预设也是有待证明的。中国的企业家是否更喜欢民主体制，是否与执政的政治精英利益相冲突，是否会成为民主转型的主导力量，也是需要验证的。摩尔研究认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但迪克森研究则认为，有了资产阶级，也未必会有民主。1997～1999年，2004～2005年，迪克森在中国大陆做了两次问卷调查，调查发现，中国的商业阶层与政府官员的利益不是冲突的，而是一致的；中国的商业阶层是保守的，维持现状的，而不是革命的，满足于目前的状态，不能成为革命性的力量；中国的商业阶层并未将他们的经济权力转变成政治权力，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感兴趣赚钱。中国的企业家与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个人和政治联系，中国“私人企业家更可能是国家的伙伴，而非国家的对手，更可能关注地方和程序问题，而非抽象的公民、政治、社会权利概念”[11]。中国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分享相似的观点。因而，中国的企业家不是民主治理的促进者，他们有动机来保护能使他们繁荣的政治体制，因而，这些企业家并不对共产党构成威胁，实际上，他们是共产党最忠实的支持基础。“威权主义转型中企业家的作用是复杂的，模糊的。企业家可能维系威权统治，因为他们物质上受益，或者他们担心政治变迁将损害他们的财产利益。”[12]大多数经验研究已经显示，中国的企业家不是民主和民主化的坚强支持者。他们满足自己的生活状态，不愿意卷入政治，不愿为其他群体推动政治改革提供支持，也不愿用他们的社团来进行政治行动。在中国，商业阶层属于公民社会“非批判性公共领域”的一部分，未对政治统治提出挑战。中国的商业阶层与政治精英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是共赢的、利益共享的，在这种合作关系中，财富可以转变成权力，权力也有机会兑现成财富，“合作促进了适应”[13]。中国的商业阶层缺乏动力来改变这种合作关系和现有的游戏规则。中国的政治精英依赖企业家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来发展经济、促进就业，在财政吃紧的条件下依赖企业家来帮助解决道路、学校、医院等公共产品短缺问题。对中国的政治精英而言，“将成功企业家纳入政党，部分帮助提升经济现代化的目标，部分防止企业家变成国家外潜在的反对力量”[14]，同时也避免了非批判性领域支持批判性公共领域现象的发生。中国的商业阶层从执政精英那里获得权力保护，“通过国家获得财政资金、技术和市场；国家保护他们免于外国竞争者的竞争，使劳动力成本低廉不变，享受宽松的环保和安全标准政策。”[15]避免自主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减少企业发展受到权力机构的干扰。
迪克森认为，中国的政治精英通过政治吸纳的方式，允许企业家阶层入党，这种选择对于现存政治体制的存续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成功的。中国不会出现像匈牙利以及中国台湾吸纳精英导致民主转型的后果，这是因为，中国的大多数商业阶层是保守的，非批判性的，与中国政治精英利益是一致的，对其生活状态是满意的，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都难以成为民主的推动力量。“只要企业家支持现状，与党政官员坚持相似的政策观点，他们就不可能成为变革的主体。恰恰相反，他们的支持服务于维持共产党的权力，限制其他政治行动者动员反对的机会。”[16]同时，中国政治精英的吸纳政策是选择性的，采取了“抓大放小”的策略。允许企业家入党，并不等同于说任何企业家都能入党。因而，进入体制内的企业家，不会成为体制的反对者，恰恰相反，而是支持者。中国的商业阶层赞成自由化，给经济发展提供空间，但赞成自由化并不等同于赞成民主化，没有证据证明同一拨人赞成民主化。
因而，从政党适应的角度看，迪克森认为，现代化论者对中国民主前景的乐观分析是有问题的。中国的公民社会是受控的、非批判性的公民社会，难以承担起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责任；被寄予厚望的中国商业阶层，是保守的，希望维持现状的，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合作关系是稳定的，因而也难以成为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主导力量。中国的企业主阶层不愿意促进中国民主化。“市场化动力正导致公民社会非批判性领域的形成，这个领域不是国家的威胁，而是使国家极大受益。”[17]“而不是被中国出现的企业家所威胁，通过包容企业家，共产党能适应其列宁主义制度。”[18]在中国民主转型中，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主动的，并有强大适应能力的。中国的政治精英改变了对知识分子以及企业家的怀疑态度，为了吸纳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创新了意识形态，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私人部门发展党组织，吸纳企业家加入共产党。由此可以认为，中国的政治转型与政治前景不是由社会，而是由政治精英主导的，精英发起的转型最可能是中国民主转型的路径。中国政治精英的合作策略，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适应能力，降低了民主转型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延长了中国民主转型的时间。然而，必须看到，中国的公民社会并不是完全缺乏批判性的，在抓大放小的政策下，也并不是所有商业精英都被体制所吸纳，他们仍生活在体制之外，其政治取向、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会与政治精英不同，利益也可能存在一定冲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公共政策正在由精英主义向平民主义调整，政府官员腐败也正在侵蚀着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可能破坏对现行体制的支持”[19]，中国政治精英与商业阶层之间的合作关系的调整具有很大可能性。在政策发生极大变化的条件下，中国的商业阶层也有可能由支持政府转向反对政府。因而，迪克森认为，现代化论者的乐观主义可能是有问题的，但对乐观主义的怀疑并不能使我们得出悲观主义的结论。
三 学术回应：赞誉与批评
迪克森有关中国民主前景的研究，受到海外学界的高度赞誉。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等学者认为迪克森有关中国民主前景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蕴涵和实践价值。第一，迪克森的研究结论是重要的，新颖的，同时也给人启发的。一些现代化论者认为中国民主前景是光明的，值得期待的，胡少华（Shaohua Hu）预言中国在2011年会民主转型，英格尔哈特（Ronald F.Inglehart）以及维热尔（Christian Welzel）从政治文化的角度预测中国在2025年会变成一个民主国家，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恩（Henry Rowen）则认为中国在2020年开始民主转型。虽然这些学者对中国民主转型的预测时间是有差异的，但他们对中国民主前景的乐观态度却是共同的。迪克森的研究的重要性就在于他提醒研究者必须注意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和中国民主前景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人们意识到中国有可能在不崩溃的条件下迈向民主，“现代化所创造的企业家并未为民主铺平道路”[20]，“在中国，财富和权力的结合是用来维护现存的威权体制，而不是来对威权体制提出直接挑战。”[21]因而，迪克森的研究体现了一个学者难得的“谨慎”。第二，迪克森的研究路径是独特的。在分析中国民主前景中，现代化理论占据支配性的地位，一些研究者强调了公民社会对中国民主转型的意义，另一些研究者强调了商业阶层对于中国政治变革的价值，还有一些学者看到了政治文化变迁对政治变迁的积极意义。与现代化论者不同，在研究政治转型过程中，迪克森更强调政治行动者之间的博弈关系的重要性，认为“在威权国家，民主化并非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政治领域中的政治主体和社会中民主力量行动的结果”[22]，将中国政治精英的目标、偏好以及政策调整放到分析中国政治转型的中心，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关注了“企业家公民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发现政治精英与企业家群体之间的不同“不是种类的不同，而是程度的不同”[23]。在两次调查中，“在大多数政策问题上，政府官员与企业家的看法没有什么差异。1999年与2005年之间，二者之间存在看法的差异已缩小。”[24]“迄今为止，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不是民主的担当者。”[25]第三，迪克森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是有力的。在分析中国民主前景中，现代化理论假设中国的政治精英是被动的，政治精英的利益与商业阶层的利益可能是冲突的，通过实证调查，迪克森指出这两个假设都是错误的，因而需要修正的。在中国情境下，中国的政治精英有强大的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可能延缓了中国民主转型的时间和代价。第四，迪克森的研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是有价值的。中国民主前景是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该议题的研究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对美国“民主援助”政策的实施和调整具有密切关系。迪克森的研究发现与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发现是不同的，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也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性是政策调整的基础。
迪克森有关中国民主前景的研究也受到了学界的一些批评。吉利（Bruce Gilley）、奥布科娃（Elena Obukhova）等学者认为，迪克森的研究可能存在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迪克森研究的科学性和可信性是值得怀疑的。迪克森的研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大国小样本”。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急剧变化的大国，虽然迪克森是通过到中国进行实证调研来研究中国政治精英与中国企业家的关系，了解中国企业家与政府官员政治态度和政治认知的差异，但从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看，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国家而言，迪克森所抽样的样本数（1999年调研了524名私人企业主；2005年调研了1058名私人企业主）仍是有限的，其代表性和延伸性也是值得怀疑的，调研所跨越的时间仍是有限的，难以反映出中国商业阶层政治态度和政治认知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压制型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进行问卷调查，获取信息的真实性也值得怀疑。第二，迪克森的研究过度夸大了中国政党的适应能力。大量的实证研究也已表明，中国政治精英与企业精英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他们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冲突的。仅仅通过强调其一致性的一面，忽略冲突性的一面，这样的研究可能是片面的，得出的结论可能也是仓促的。实际上，中国政治精英的合作主义策略实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私人企业建立党组织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这种困难是中国政治精英与企业精英之间复杂关系的必然产物。第三，迪克森的研究低估了研究问题的复杂性。虽然迪克森对现代化理论持批判态度，认为现代化理论过于简单地处理了中国民主前景这样复杂的问题，但迪克森的研究也存在类似问题。即便是承认迪克森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商业精英是保守的，与政治精英是结盟的，但这也难以对现代化理论的乐观主义结论形成有力攻击，因为大量民主转型的案例显示，世界上有诸多威权国家在商业精英与政治精英结盟的条件下同样可以实现民主转型。第四，迪克森1997～1999年的研究结论值得进一步推敲。在1997～1999年间，迪克森在中国大陆对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认知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认知大多数是一致的，企业家对政治精英是高度认同的。这种结论和这样一个事实相冲突，即1989～2001年，中国政治精英对企业家并未采取政治吸纳的政策，企业家入党的禁忌仍未松动，在此情形下，二者之间政治态度和政治认知是否一致，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证明。
通过如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民主前景问题是重要的，思想家们介入该问题的视角却是多种多样的，面对这样一个复杂问题，每位学者的贡献和智慧都可能是有限的。从博士论文《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民主化：列宁主义政党的适应性》，到后来的《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党、私营企业主以及政治变迁的前景》以及《财富化为权力：中国共产党拥抱中国的私营部门》，迪克森对中国政治未来的关切是始终不变的。迪克森的研究受到各方赞誉，也受到一些学者的严肃批评。迪克森的研究是否足以驳倒现代化理论对中国民主前景的解释，难以证明，但迪克森的研究已为关心中国政治未来的人提供启示，这已被大家承认。
[1]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中国影像的转变——海外中国政治研究范式的批判研究”（11YJC810040）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村民自治与我国乡村民主的有序发展研究”（10CZZ0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 曾水英，政治学博士，长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殷冬水，政治学博士，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主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
[3] 迪克森（Bruce J.Dickson）是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政治研究专家，早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从事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以及民主化的研究，关注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后果，尤其擅长研究中国企业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著有《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民主化：列宁主义政党的适应性》、《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党、私营企业主以及政治变迁的前景》、《财富化为权力：中国共产党拥抱中国的私营部门》等。
[4] Bruce J.Dickson and Maria Rost Rublee，“Membership Has Its Privileges：The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in Urban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3 （2000）：109.
[5] Bruce J.Dickson，Red Capitalists in China：The Party，Private Entrepreneurs，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70.
[6] Bruce Dickson，Wealth into Power：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
[7] Bruce Dickson，Wealth into Power：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8.
[8] Bruce Dickson，Wealth into Power：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27.
[9] Bruce J. Dickson，“Threats to Party Supremacy，”Journal of Democracy 14（2003）：28.
[10] Bruce Dickson，Wealth into Power：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6.
[11] Bruce J.Dickson，Red Capitalists in China：The Party，Private Entrepreneurs，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23.
[12] Bruce J.Dickson，Red Capitalists in China：The Party，Private Entrepreneurs，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3.
[13] Bruce J.Dickson，“Cooptation and Corporatism in China：The Logic of Party Adaptation，”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5 （2000）：517.
[14] Bruce J.Dickson，Red Capitalists in China：The Party，Private Entrepreneurs，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69.
[15] Bruce Dickson，Wealth into Power：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0.
[16] Bruce Dickson，Wealth into Power：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30.
[17] Bruce Dickson，Wealth into Power：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69.
[18] Bruce Dickson，Wealth into Power：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238.
[19] Jie Chen and Bruce J.Dickson，“Allies of the State：Democratic Support and Regime Support among China’s Private Entrepreneurs，”The China Quarterly 196（2008）：802.
[20] Bruce Gilley，“Review：Wealth into Power：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24 （2009）：547.
[21] Bruce J.Dickson，“Integrating Wealth and Power in China：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the Private Sector，”The China Quarterly 192 （2007）：852.
[22] Bruce J.Dickson，“Threats to Party Supremacy，”Journal of Democracy 14（2003）：32.
[23] Elena Obukhova，“Review：Red Capitalists in China：The Party，Private Entrepreneurs，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2（2004）：902.
[24] Bruce J.Dickson，“Integrating Wealth and Power in China：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the Private Sector，”The China Quarterly 192 （2007）：847.
[25] Kristen D.Parris，“Review：Red Capitalists in China：The Party，Private Entrepreneurs，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The China Journal 52（2004）：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