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苏格拉底的审判
苏格拉底之死常常被看成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污点，也被用来诟病乃至否定雅典民主政治。但对于苏格拉底到底何以会被判死刑，相信很多人并不知其所以然。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弄清楚苏格拉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尤其是他在当时雅典人的心目中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也要对雅典民主政治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关于苏格拉底的生平事迹，我们仅能从柏拉图的对话录和色诺芬的有关著述中得知一二。按照柏拉图所言，苏格拉底是积极参与城邦政治活动的。我们也知道，在他身边聚集了不少贵族子弟，平日里他们一起探讨人生和哲学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把苏格拉底之死看成是民主政体处死一位伟大哲学家的理解是不符合真实历史情形的。因为苏格拉底作为一位伟大哲学家、一位为了追求真理而献身的哲人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始于柏拉图笔下。换言之，在我们后人眼中，苏格拉底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但他同时代的雅典人未必这么看。很有可能，在雅典人看来，他是一个行为古怪的人，一个传授新知识、新思想，扰乱和动摇传统价值、传统思想的智者，和同时代许多的智者并没有两样。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极力申辩他和智者不同，因为他不向弟子收取学费。但普通雅典公民断难分辨其中的差别。雅典人心中的苏格拉底形象可能更加接近于阿里斯托芬的描述。阿里斯托芬在《云》一剧里把苏格拉底描述成一个颠倒黑白的诡辩家，一个不信城邦之神的人，因为《云》里面讲到苏格拉底信奉“混沌”、信奉“喉舌”，把它们看做是神，这对于普通人来说是相当奇怪的。《云》上演于公元前423年的狄奥尼索斯节，亦即苏格拉底受审之前24年，至少一万多雅典公民在场观看了这部喜剧，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苏格拉底形象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审判苏格拉底的一部分陪审员当年很可能就看过《云》。这方面我就不多讲了，想必大家都清楚了这个逻辑。其实阿里斯托芬是认识苏格拉底的，当时苏格拉底本人是否看过这出戏剧，或者观看时是什么心情，我们无法揣测，不过在柏拉图写的《申辩》中，苏格拉底说自己的形象早就遭到败坏，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这至少说明柏拉图认为阿里斯托芬的《云》对于苏格拉底的审判是有影响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审判是如何进行的。首先是三个雅典公民对苏格拉底提出了指控，他们分别是美勒托斯（Meletos）、吕孔（Lycon）和阿吕托斯（Anytos），罪名是不敬城邦之神、发明新神和毒害青年。根据梭伦制定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法律，任何雅典公民都有权提起诉讼。苏格拉底被控的罪名当然在我们现代人看来不可思议，但在古代希腊，对神明的崇拜是城邦中的头等大事，信奉城邦共同的神、以正确的方式敬奉和祭祀他们，事关城邦共同体的维系，也是每个城邦严肃对待的事情。所以从希腊人、雅典人的角度看，对苏格拉底的指控并不是莫须有的，而是很严厉的指控。但个体公民提出的诉讼并不代表雅典民主政体的指控，而仅仅代表个人的意志。代表城邦意志的是审判的过程。前面我们业已提到，审判苏格拉底一案时有500人组成的陪审团，乃因指控牵涉到公共利益。因此起诉和审判都是按照法律程序进行，这应该无可非议。在开庭之后，控辩双方依例也会进行起诉和辩护，法庭采取计时方式确保双方获得同等时间。起诉方在法庭宣读的起诉辞并未保留下来。柏拉图和色诺芬撰写的苏格拉底辩护词却大相径庭，说明它们并不一定是苏格拉底本人的辩护词，不过多少能让我们看出些端倪。在控诉和辩护之后，陪审团经过两轮投票来判决。在第一轮投票中，陪审团中有280票认为苏格拉底有罪，220票认为他无罪。这两个票数其实很接近，意味着有近一半的陪审员认为苏格拉底无罪。这也可间接地说明，在投票判定他有罪的280名陪审员中，应该也有相当一部分认为他罪不至死。这也意味着，在接下来的环节中，他只要提出适度的量刑，就可轻易地再争取30票，而避免死刑。在古代希腊的司法中，流放通常是较重的避免死刑的刑罚。但在第二轮投票量刑的时候，原告提出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而他却出乎所有人意料地不但不愿提出替代刑罚，反而提出了优待的要求。他说自己不仅无罪，而且还对整个雅典城邦有功，所以应该在国家的食堂里免费就餐。然后又说自己没钱，只能提出100德拉克马的罚款，最后在弟子们的再三要求下，才说他的弟子愿意为他出钱，因此提出罚款3000德拉克马。不难想象，这会被在场的人看成是对城邦法律的藐视，是对陪审团权威的蔑视，以致在第二轮投票中，有360人投票选择判处苏格拉底死刑，140人投票选择他提出的刑罚。也就是说，苏格拉底不但没有争取到更多的支持，反而把原先支持他的80人赶到对立面去了。我的理解是，并非陪审团真正要置苏格拉底于死地，只是他为了表明自己无罪，为了坚持自己的原则，而主动选择了死亡。因此，如果说雅典一定要置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于死地，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最后我们来小结一下：第一，历史的苏格拉底形象不同于后世的苏格拉底形象；第二，苏格拉底的审判完全符合雅典的审判程序；第三，雅典城邦并非真的要置苏格拉底于死地，他的死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
让我们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雅典为什么要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回答是他的死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偶然的。那么为什么要对苏格拉底进行审判呢？他为什么会被提起诉讼呢？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民主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一卷里讲到了个人是从属于城邦的，城邦是最高的存在。就是说，国家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这就与现代西方对于国家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现代西方人认为，为了个人利益的追求，国家的权力应该受到限制，但是在古代希腊并没有这样的观念。公民大会、陪审法庭以及城邦认为自己有权干预个人的言行。雅典民主政治时期，民主和自由的关系与现代西方的民主与自由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现代民主制中，自由和民主是同等重要的，是两个不可偏废的原则。古典时期的雅典，公民享有充分的自由，然而这种自由却没有民主因素那么强大，并且没有根本性的保障。雅典民主制与现代西方民主制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雅典民主制的平等高于自由，如果一个公民共同体中个人威胁到整个城邦，那么城邦就可以对其提起诉讼和审判。我们常常用现代民主制的观念来审视雅典民主制，因此会认为苏格拉底的审判是雅典民主制的“污点”，甚至是“暴民政治”的结果。
以上就是我的报告，谢谢大家！
答疑环节
问：黄老师，我想和您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刚才您提到的James Madison说，即使雅典公民大会中每个人都是苏格拉底，那也是一个暴民的政治。我觉得在这里反映出的并不是对于民众的不信任，因为他已经肯定了每个民众都是苏格拉底，所以他指出的还是雅典民主制度上的缺失。这点您在论文中也是提到的，您说“个人自由的保障毕竟不是制度上的保障而是被赐予的被宽容的……”。我的第二个相关的问题是我看过您两篇关于雅典民主制的论文，2002年刊登于《历史研究》的，还有2007年刊登于《史林》的。我个人感觉您对雅典民主制的评价有了微妙的变化，在第一篇文章中“贬”大于“褒”，您对于现代西方一些学者对于雅典民主制的过高肯认潜在地批评与否认，然而到了第二篇文章您把雅典民主制与现代自由民主制对等看待。我想知道您在这五年中对雅典民主制的看法是否有了某些微妙的改变？
答：针对您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不能肯定。可能我对Madison的文本研读不够，需要再深入研读，看看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至于你说的我的看法的“转变”，我认为应该没有什么变化。也许是因为两篇文章谈论的中心不同，所以表述也会跟着不同。第一篇文章我是针对现代西方一些学者根据现代的观念去解读雅典民主制而发表的看法，并没有对雅典民主制提出批评。
问：我向黄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古典共和制政治的发展最终以失败告终。我个人认为“抽签制度”是一个很残忍的安排，我曾遇到交大的一位研究政治学民主理论的院长，有12个研究生想师从于他，他就采取了“抽签制度”。那么我想请教黄老师“抽签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包含着某种残忍的因素？
答：我想澄清的一点就是，今天我的讲座的一个主题就是希望说明，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和我们现代人的民主制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这其中涉及“抽签制”，大家以为我是支持抽签的。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无所谓支持与否，至于“抽签制度”是否残忍应该是在座的各位政治学家研究探讨的，不是我们历史学家判断的事情。
问：刚刚您引用了一位西方学者的一句话“民主制都是直接的，所有的间接民主都引入了非民主的成分”。卢梭以及一些理想国设计者，都认为只有小国寡民的状态才可以实行直接民主，要是按照这种说法，现在是否还存在着民主呢？
答：其实说来雅典民主在现代是很难实施的，但也并不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现代人认为雅典的民主制不好，而代议制才是更先进的。有些西方学者认为直接民主在现代社会是做不到的，但是我认为在技术层面上是可以做到的，只不过最后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问：刚刚您说“如果民众获得足够的信息，民众也可以做出理性的判断”。我觉得事实上“足够的信息”这个词很难确定，其实哪怕是资深的政治家也不能获得充足的准确信息，而他们作出的政治决策也常常会有失误，更何况民众呢？
答：我认为如果普通民众可以获得与政治家一样的信息资源，那么普通民众的决策也是理性的。
问：黄老师，请教你一个问题，您在报告中谈到雅典民主制的制度和观念，有一部分问题您没有涉及，就是雅典的帝国主义，您只提到了它的舰队。雅典城邦建立帝国同盟尤其是其军事的征战，这就不仅是内政问题，还涉及域邦间的交往，那么您为什么没有谈到这部分问题？如果您涉及这部分问题，您对雅典民主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尤其是您谈到雅典趋近于绝对平等状态的价值评判，那么在帝国主义争霸之中，这个判断是否还成立？谢谢黄老师！
答：谢谢您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没有交代。因为整个报告都是在讨论民主制度内在的逻辑，没有涉及外在。
[1] 黄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2]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