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从1995年秋冬开始，我随法国远东学院劳格文先生和福建社会科学院杨彦杰先生在闽西从事客家村落的田野调查研究。越明年，我又以闽西客家村落为研究对象，师从浙江大学历史系金普森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本书是从1997年开始至今，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撰写而成，大多数文章先参加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两岸客家高峰论坛及其他各类客家学研讨会，在广泛听取客家学同行意见的基础上，经修改后发表在《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台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民俗研究》《东南学术》《福建论坛》《福州大学学报》《中国方域》《客家文化研究通讯》《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福建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上。这些论文因散见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刊物上，有的在时间上相差20年，而在空间上则相距数万里，一般读者往往难以通览，故应《世界客家文库》之邀约编辑成书。

本书内容包括五章：第一章从村落地名与空间结构角度考察了传统客家村落的生存背景；第二章则从宗族的形成、发展及一般结构和小姓弱房的生存形态，正反两方面分析传统客家村落的社会结构；第三章从衣食住行、婚丧节庆、消闲娱乐和女性视角，展现丰富多彩的传统客家村落社会生活；第四章从纷争处理、科举应试等角度讨论传统客家村落的社会调控，以及宗族、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第五章则上升到观念与思想意识的层面观察传统客家村落的信仰世界。全书力图从不同侧面展开对传统客家村落社会的崭新探索，因此这些篇章在内容上虽相互关联，但不追求系统全面，选题上多针对此前没有探讨或探讨较少的内容，借此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而在方法上，则采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相结合的办法，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深入前人没有或很少有人进入的现场进行观察、参与、访谈、体验、感悟，将文献的记载与鲜活的口头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陈寅恪先生在《陈垣 〈敦煌劫余录〉 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以田野调查新资料探讨村落社会新问题，似乎也顺应了当前国内外的学术新潮流。

由于“村落”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概念，所以“村落社会”研究包括历史、社会、宗教、民俗、经济、政治、地理等多个领域。因此，在学科方法上就迫切需要实行“科际整合”。在国际学术界，现代跨学科运动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一战”到“二战”，以一些初级讨论为主要特征；第二个时期是从“二战”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出现了一些涉及面比较广、影响比较大的跨学科运动；第三个时期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一些专门性的跨学科活动脱颖而出，形成了“跨学科学”的新研究领域。如在法国，以年鉴学派为主的史学家坚持同各门社会科学的交流和对话，注意多层次地把握和揭示历史发展过程。到20世纪60年代，法国史学家借鉴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抛弃了以政治、军事以及杰出人物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史学，广泛开展了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此后，法国史学的跨学科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几乎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所有主要学科建立了联系。

在台湾，20世纪70年代初张光直主持的“台湾省浊水、大肚两溪流域自然与文化史科际研究计划”（简称浊大流域人地研究计划），也聚合了地形学、地质学、民族学、考古学、动物学、植物学、土壤分析七门学科的学者进行综合研究。1988年成立的“台湾史田野工作室”，亦是以历史、语言、考古、民族等学科科际整合为特点。台湾人类学家甚至呼吁：在研究中国社会时，人类学家“非向历史学借方法不可，否则很难了解中国社会”。

而在大陆学术界，将科际整合方法运用于村落社会研究的论著则极少见。因此，本书各章尽可能地采用多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尤其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村落社会进行总体的研究。

村落社会研究至少应包括三个基本领域，即村落社会志、村落社会论、村落社会史，它们又各有自己的支系，共同组成一个较完备的研究体系。其中，“村落社会志”是研究的基础，“村落社会论”是总体系中的主体，而“村落社会史”则是对村落社会研究的总结与深化。这三个基本领域类似于历史学研究的三个层次：基层史学、中层史学、高层史学。村落社会志对应于基层史学，在基层史学中，史学家所达到的历史性认识，可以通过史料的直接连缀来加以表现，往往没有借助理论的必要，拙著《闽西武北的村落文化》及其续本《中心与边缘：客家民众的生活世界》当属此例。村落社会论对应于中层史学，在这一层次的研究中，史学家所达到的历史性认识在时空上不再被限制在短时段和小范围，而是在一个较广阔的范围内来观察历史，这就需要进一步确立史实间的联系，探讨历史事件的时代背景，甚至作出定性的时代划分，理论分析开始出现，本书《传统客家村落社会研究》有此类似一面，但并非严格的史学著作，而是兼采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三门理论与方法的综合之作。村落社会史对应于高层史学，当中层史学扩大为一个更广阔的范围，从整体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对历史的演变作概括性的说明时，或者进行地域间、国家间、社会间甚至文明间的历史比较时，抽象与概括以及建立一般法则和理论模式的方法就成为必不可少，从而进入一个更高的认识层次——高层史学，拙稿《武北：一个传统客家村落的社区史》似属这一范畴。村落社会研究体系的建构，不仅是丰富学理的努力，也是对研究实践的引导。其理论的完善与研究实践的深入，是建设“村落社会学”的一种艰辛探索。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大都以具体的村落为考察对象，参与和观察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与文化现象，撰写出详尽的报告，但是详细的微观描述往往忽略了对人类整体历史规律的探索；而历史学家对府、州、县大范围的历史规律研究却又忽视了微观的探讨，往往失之笼统。20世纪30年代晏阳初首创以“县”为基本单位从事乡村实验研究和近年来劳格文以“乡”为考察单位，结合了前面两者的长处，在学理上具有很大的意义。但以行政区划为考察研究单位又容易割裂村落社区之间历史、文化、地理的有机联系。因此，我们认为在研究对象上应尽可能地选择自然—生态条件大体相同，属于同一水利系统，且当地居民具有高度认同感和凝聚力的介于“县”与“乡”之间的社区。这种社区又被人们视为一个与其毗邻社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如丁荷孙、郑振满研究的莆田江口平原，本书重点研究的“武北”等。所谓“武北”，是指位于福建省西部山区武平县的北部。由于受武夷山脉走向的影响，在武平县城以北约1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名叫当风岭的高山。这座高山使得武平县南北交通困难，声息不畅，也使得武平县北部地区长期处于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在武平县北部区域内部，不仅自然—生态条件大体相同，而且同属于汀江支流桃澜河流域，而长期的历史发展又使该地区内部各个村落社会经济联系紧密，经济水平接近，社会风俗相似，具有高度的认同感与凝聚力，因而该地区被人们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社区——武北。武北现有49个行政村，分别隶属于4个乡镇——永平镇、桃溪镇、湘店乡、大禾乡。其中属于永平镇的有：帽村、昭信、中湍、唐屋、恬下、龙归磜、瑞湖、沟（钩）坑、杭背、田背、岗背、孔厦（下）、梁山、塔里、朝阳；属于桃溪镇的有：桃溪、亭头、新磜（含定坊、磜下自然村）、田雁、新田、鲁溪、新贡、湘溪、湘坑（含罗坑自然村）、洋畲、湘里、小澜、新华、新兰；属于湘店乡的有：尧山（含尧里、郑屋坝自然村）、三和（含山背、白竹陂自然村）、湘湖、湘洋、七里、店厦（含大化、牛湖下、浪下、河口、罗屋、吴潭自然村）；属于大禾乡的有：大禾、湘村、大磜（含大禾坝、磜迳自然村）、源头、龙坑、邓坑、上梧、上湖、贤坑、帽布、坪坑（含小坪坑自然村）、山头、大沛。以这种特定社区为考察对象，一方面比较容易理解各个村落在社区社会、经济、宗教网络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属于一个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可望在研究过程中进行地毯式的田野调查，尽可能地避免以偏概全的失误。

在以往的村落社会研究中，研究者是男性，受访者也大都是男性，所描述与论述的对象更是“男性”——男人影响社会生活，男人决定、组织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节日，女性几乎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角色。与男性角色相比，女性角色作为个体行动者的形象在以往的研究中是无声的和边缘化的，其主体性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女性角色研究不但其重要性一如男性，而且在许多方面还具有其不可替代性。一方面村落社区的不少社会活动，如生育礼仪、婚嫁习俗的特殊环节、性的教育等，仅限女性参加，由此形成的社会网络也是女性的；另一方面，一些传统的习俗在男性角色的活动中已消失殆尽，而在女性角色的活动中却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一些女性祖先、女性神明的传说有时甚至成为考察特定村落社会历史的突破点。有鉴于此，本书多篇内容加强了对女性角色的关注。

如前所述，本书在具体方法的运用上，较多地采用历史学的“文献法”、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和社会学的“调查法”。所谓“文献法”，主要包括收集文献的方法和鉴别文献的方法。收集文献的方法又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调查采访；二是藏书摸底。调查采访需要做到实地采访、及时采访、跟踪采访、广泛采访。藏书摸底则需做到图书馆摸底、博物馆与档案馆摸底、区乡村档案摸底、私家藏书（含往来书信、文书）摸底。而鉴别文献的方法则主要是指考证。考证又称考据，是我国学者占有史料的传统方法，包括搜集、比较对勘和归纳演绎等过程。它始于先秦孔门，盛于宋，大盛于清，更盛于近世。这种方法对于村落社会研究的资料运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村落社会研究最基本的文献是族谱。以往人们大多认为族谱所记为本家、本族、本土之事，一般比较可靠。但是，族谱大多为本族、本姓的乡村知识分子所编修，他们最容易受到门第、宗族竞争、祖先崇拜等观念的支配，从而对宗族历史上的不少内容进行附会与建构。兹举三例，以见大概。

其一，据福建省上杭县《黄氏源流家谱》记载，黄氏第119世峭山公曾对21位儿子这样教诲：“骏马登程往异方，任从胜地立纲常。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旦夕莫忘亲命语，晨昏须荐祖宗香。唯愿苍天垂保佑，三七男儿总炽昌。”这就是黄氏后世所说的开基诗。但是，我们在福建省武平县北部湘村调查时发现，湘村刘氏也有类似的开基诗。据湘村《刘氏盛基公家谱》载：

广传公出外开基临别谕十四子赠言如下：“骏马骑行各出疆，任从随处立纲常。年深异境皆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早晚勿忘亲令语，晨昏须顾祖炉香。苍天佑我卯金氏，二七男儿共炽昌。”

比较上杭黄氏和武北湘村刘氏的这两首开基诗，不难发现，从内容实质到表达方式，以及具体的诗句都十分相似。

其二，武平县帽村《方氏族谱》和万安《谢氏族谱》所谓文天祥序言（下称方谱序、谢谱序）也值得商榷。如方谱序的落款是“时大宋景炎元年1276年岁次丙子秋八月之吉日赐进士及第丞相少保信国公文天祥拜撰”，但文天祥以德祐二年正月（公元1276年，其年五月之前仍用德祐年号，称为德祐二年；五月起改元景炎，始称景炎元年）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同年五月改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越二年才加少保、信国公。这则作于景炎元年八月的方谱序，固然可以署丞相衔，却不得署少保、信国公之衔。类似这种情况，正文中也存在。如“至汉时，曰隆为惠帝殿前都元帅，曰茂贵为汉武帝时中书平章政事”, “逮夫齐明帝时，曰聪为湖广节度使副使”等。均把唐五代宋时的官衔硬套到汉代和南朝人身上。

更不合情理的是，方谱序正文开头是一段文天祥忽视谱牒重要性、拒绝作序的内容。经过谱主方唐佐解释说明，文天祥认识到修谱与爱国、忠与孝是统一的，“故乐为述其本末，著于篇端。”而作于此前一年的谢谱序也有类似的内容。这两种谱序，著述的时间相差一年，具体的说法略有差别，但结构和内容实质却惊人的雷同。

其三，上杭县官庄、庐丰的蓝氏家谱和武平县北部的蓝氏族谱也存在着明显的谱系建构现象。如这些家谱、族谱都明确记载着所谓蓝大一郎七个儿子（念一郎至念七郎）的出生年份：念一郎（1326）、念二郎（1328）、念三郎（1330）、念四郎（1332）、念五郎（1334）、念六郎（1336）、念七郎（1338）。这七个同胞兄弟的出生年份排列得如此整齐，每个人都刚好相差两岁，实在是难以令人置信。据官庄《蓝氏家谱》记载：“石碑上载名蓝伯六十一郎，即念四郎者也。”按在畲族的名字中，“伯”和“念”是用来表示辈分的，其中蓝姓以“大、小、伯、千、万、念”六字为序，周而复始。“伯”和“念”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的辈分，相差两代，怎么可能把它们安在同一个人的身上？

类似这样的现象不仅在家谱、族谱中十分普遍，而且在村落社会研究的其他文献中也经常出现。通过考证，一方面使我们运用的资料有了坚实可靠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溯这些文献作伪的来源与动机，从而使这些被考证为“作伪”的资料变废为宝，从另一个角度去解读这些文献编纂者的意识结构，以及存在于他们背后的社会性与文化性规范。

“田野调查法”是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与历史学实地采访不同的是，历史学实地采访主要侧重于获得文献资料，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除这些方法之外，还需要采用观察、参与法和谈话法。就客家村落社区的田野调查而言，为了对当地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有初步的了解，需要先住在当地一段时间进行调查，尽可能地抄录或复印族谱、碑刻、科仪本等各种资料，同时了解当地人对这些资料的解释和说明，特别要注意到各种人的不同看法，最大限度地收集当地人的社会历史传说。此后，还需要再次回到调查点对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和重要的仪式、节日进行近距离的观察、参与和体验，并在各种仪式结束后拜访仪式的专职人员，查阅他们的手抄本，同时参与、观察他们在别的地方所进行的仪式，以便相互比较。在这种细致的田野调查下，我们不但可以获得丰富多彩的各种文字和口述资料，而且还可以通过置身于特定的场景之中，细致、反复地琢磨与体验，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对历史与社会的感悟，由此当地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就可能逐渐凸现出来。

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主要是“调查法”，但社会学偏重于当代社会研究的特点，其调查除采用人类学的调查法外，还增加了“问卷法”。问卷法是经过详细周密地设计一套问卷，要求被调查者进行回答的方法。问卷法大致分为开放式和封闭式，开放式是指问题对每一个被调查者是同一的，但被调查者可以自由作答。而封闭式问卷则不仅问题是相同的，而且每一个问题都事先列举了若干个备选的答案，由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其中最恰当的一个。这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因此有时也采用两种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客家村落社区的研究涉及面广，需要探讨的问题多而杂，采用问卷法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更快速、有效地获得大量的调查资料，具有成本低、调查面广等优点。由于全面调查（普遍调查）需耗费大量的资金、时间、人力，在具体的村落社区调查中很少采用，故不管何种形式的问卷法都必须进行统计学上的抽样。抽样的方法又大致可分为两大类：概率抽样与非概率抽样。前者主要包括简单随机抽样、等距抽样、分层抽样、分段抽样、整群抽样、多相抽样等。后者则主要包括任意抽样（方便抽样）、立意抽样（目的抽样）等。这些众多的抽样方法运用到村落社区研究时各有利弊，端视具体情况而定。

客家村落社会研究是一个综合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非常开放的领域，它需要多门学科、多种研究手段的参与与介入。因此，我们认为，凡是有助于客家村落社会研究的理论、方法，都应该积极大胆地吸收与借鉴，这是客家村落社会研究的内在要求，也是国际学术研究的大势所趋。

传统村落承载着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脉，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20年前，当我投身客家村落社会研究时，“客家”与“村落”都还是一个相当边缘的研究领域，寂寞的人类学生活和形单影只的田野旅途孤影都曾让家人和师友们担心，担心这样的边缘研究是否会走进死胡同，担心这样的艰辛是否值得。但我执着地相信中心与边缘是相对的，今日的边缘或许是明日的主流，今日的主流亦可能是明日的边缘。社会现象是如此，学术研究亦如此。时过境迁，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需要、“记得住乡愁”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以及两岸关系的新发展和闽台族群关系的彰显，这两个领域都成为今日的显学。而古村落的保护与留住乡愁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因此，汇编笔者20年来传统客家村落社会研究之论文，既为学术集成考量，又与青年客家学人分享学术探索之美，学术成长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