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对话(第38辑)](https://wfqqreader-1252317822.image.myqcloud.com/cover/791/33889791/b_33889791.jpg)
儒家与社会1
摘 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与文化丰富的国家,应该用中国自己的文化资料来解释自己的历史,而不必依靠别国的文化来解释。从分析中国文化资料来看,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点是“礼仪”,而不是“权理”。“权理”是罗马文化的概念,在中文里没有。在“礼仪”社会中,以体力劳动(“劳力者”)与脑力劳动(“劳心者”)为基础,划分社会分工模式,这是儒家思想家独有的分析。现在需要思考的是,儒家的非物质资本思想遗产怎样发展,儒学传统如何继续影响中国的历史。
关键词:儒学传统 中国古代生产方式 劳心者 劳力者 非物质资本
按照唯物历史观的说法,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社会模式、政治制度、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整个欧洲社会20世纪以前的历史划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等阶段,但这种划分并不适于东方社会的历史。马克思也承认,对印度社会就不能采用这种方法划分历史分期。
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曾提出“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y)的划分法,认为,亚细亚社会与欧洲社会差别很大。亚细亚国家存在特殊“水利社会”,以古埃及和古代中国为例,古埃及的尼罗河和中国的黄河用水都很难治理,政府需要大量动员社会力量去修建水利工程,解决治水的问题,于是在这些国家就产生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像埃及的法老和中国的皇帝,形成亚细亚专制主义的社会。
我不大赞同魏特夫的理论,因为古埃及的历史与文化和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是十分不同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与文化丰富的国家,应该用中国自己的文化资料来解释自己的历史,不必依靠别的国家的文化来解释。
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
对生产关系的认识,中国有自己的传统观点,见《孟子》的卷五《滕文公上》:
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2。
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以体力劳动(“劳力者”)与精神劳动(“劳心者”)为基础划分社会分工模式,这是中国思想家独有的分析。孟子的话让我们明白,古代中国社会对生产关系有怎样的理解。在孟子的时代,“劳心而治人者”,指诸侯与士大夫阶层。曾经有史学家把“劳心”的士大夫阶层简单归类为奴隶主,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史学家们不管士大夫阶层的作为,仅仅盯着他们是否是奴隶式的农民的主人,就来分析古代中国的生产关系,认为当时中国是奴隶社会,这种分析的依据是不充分的。我不认为中国存在奴隶社会阶段,理由有二:一是中国当时并没有私人土地所有制,怎么可能产生奴隶制权力?二是权力或权利的概念,它是来自古代罗马文化特有的“权理”概念,但用它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容易引起混乱。我曾经研究过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发现中国文言文中没有关于这个词的对应的拉丁文概念。中国人经常将这个词翻译成“法”,其实这个词不是“法”的意思。“法”是另外一个单词。在我做的研究中,拉丁语里的“权理”的概念在中文里是没有的,这是罗马史的概念,在罗马历史上存在过这样的问题。
从对中国文化资料的分析看,西周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特点不是权理,而是周公所安排的礼仪化的行政管理系统和封建制度。
在生产方式上,西周社会的特点是土地国有制。《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3,这应该是比较可靠的记载。西周的制度是周公安排的利益制度,根据这种制度,周王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再将受封的土地分赐给士大夫,士大夫把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农民耕种的土地中有一部分是国家的田亩,这样农民生产的粮食除了供养自身的家庭,还要奉养不事耕种的诸侯士大夫家族。诸侯士大夫依靠这部分土地享受供养生活的制度叫“食田”。至于诸侯士大夫阶级与耕种土地的农民之间是否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种农耕制剥削是否比罗马的奴隶制剥削更严酷?对这类问题也可以讨论。《史记·循吏列传》“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4,这里似乎在讲剥削关系,但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就不在这里细说了。
古代中国政府的职能,一方面依礼调节广大劳力阶级的“井田”数量,以及随之而来的“助”籍管理。孟子解释:“助者,籍也。”5这个“助”,是孟子提出来的,“助”的意思就是“帮助”。井田制过于理想化,不一定是能够达到社会目标,所以应该对耕种者有所“助”。我在这里不讲“权理”,我讲“礼仪”,这就是中国的制度。从诸侯士大夫的说法看,“劳心者”要考虑如何顺应封建礼制的安排。另一方面,政府要调节士大夫阶层的治理与相应的“宗法”管理。封建制度最重要的部分是“宗法”,士大夫本来是家臣,其所任职务依宗法关系的远近亲疏而定,宗法的维系也使得他们的社会关系便于协调。
二、生产关系的变化
从西周末年开始,周礼和封建制的社会影响力减弱,此后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
东周的“初税亩”和“游士”。东周以后,礼仪制和封建制的价值不再被认同。公元前594年,鲁国颁布“初税亩”制,按私人占有土地面积计亩征税,称“田赋”,这是对“劳力者”管理的变化。“劳心者”阶层也发生变化,不再那么引人注意,于是“游士”阶层崛起。一批士大夫不再服务他们所在家族的诸侯国,而是到处游说,为那些喜欢采用他们的政治技术的国家服务。连孔子本人也成了“游士”。但他在离开鲁国之后,没有其他任何国家起用他。他的一生并不成功。前面提到,他的儒学得到发展也是在汉代以后。
“游士”流动阶层的形成,打破了从前以宗法制为纽带的社会关系。原以宗法分封而确定的卿、大夫、士等封爵的等级和世袭制,随着“游士”越来越多,世袭废弛。秦统一中国后,推行郡县制,取消封建制,失去宗法基础的封建制也无法续存。“食田”者在封邑内失去统治权力,改为另一种俸禄,即由中央行政机构统一向封邑内的农民征收新的赋税,俸禄的数量按管辖地的民产计算,这与西周的制度完全不同。这是古代中国生产关系中的很重要的变化。
商鞅变法取消封建制。秦代的商鞅变法,确立了农田私有制,废除了封建制。但新制度没有对“权理”进行重新安排,这就与古罗马时期的“权理”观念所涉及的政治制度不同。
商鞅成立国家中央官僚系统,打破世袭制,取消宗法特权,以人才作为选官的标准。这种改革的实施,与秦统一天下后的局势有关。秦国选官曾广泛使用军功爵制,可是秦统一后不打仗了,也就无所谓以军功论赏。新国家的行政管理又需要有一定文化素养、有管理能力、而非有军功、有武艺、有臂力者担当,这种变化就给“劳心者”提出了新的要求。
秦代沿袭战国传统,设博士制度,王静庵指出:“秦博士亦议典礼政事,与汉制同矣”6,博士被允许参与议政,地位是很高的。秦国也有宫邸学校,弟子“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注重学习法令的知识和写作的本领。
出现物质资本与非物质资本。秦朝变革生产关系的结果有二:一是使农田成为“劳力者”从事生产的物质资本,二是封建官僚制度体系使掌握文字成为“劳心者”取得社会进阶的非物质资本,这是中国社会独有的关系资本模式,不论是孔子的儒家还是商鞅的法家,都让这个模式既改革又存续。
三、科举
两汉以后,选官制度越来越演变为以严格的文字文学能力为核心进行。文人学子试图以深厚的学力为资本,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两汉还有“察举制”,荐秀才和举孝廉,推崇贤良道德和相关文学。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向封建复归,但这时的封建已接近欧洲中古时代的封建制,而不是一味地向中国古代封建制复古。隋朝建立科举制,允许民间自由报考,寒门细族子弟亦有机会通过科考的途径进入上层社会,于是更多的人开始学习文字与儒家经典,儒家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唐代是科举制度的鼎盛期。宋代开始有书院,仁宗废止诗赋取士,定为以经义取士。元代科举的时间短,规模小,科举不是主要选官途径。明清科举最严,并提倡八股文,形成固定的撰写模式。
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儒家思想逐渐制度化,科举制度也日益儒家化。儒家文化与科举制度的结合,建构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它所发展的不是资本的萌芽,而是发展控制社会的儒士政治力量,“儒士主义”形成。
在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实施中,中国的文人学士对读书科考极为重视,以博取进士功名和进仕做官为人生的最高目标。
四、重视非物质资本胜于物质资本
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要用中国的方法研究它。在中国人的眼中,物质资本不是最宝贵的东西,他们宁愿选择非物质资本。
中国人从来爱做官。他们认为,当官能光宗耀祖,青史留名。比起经商发财,他们更喜欢做儒士升官,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只有萌芽而不发展。
我不同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说法,他是很有名的德国社会学家,但他在回答中国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得到发展的问题时,认为是“被儒家的宗教与伦理所阻挠”7,我不赞成。我喜欢余英时的研究,他对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做了研究,发现当时存在士商联盟的现象,商人借助儒家宗教与伦理两者发家致富8。儒家的宗教与伦理并不是阻止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原因,问题在于商人发财之后,更愿意儿子做官,而不是经商。
结论:欧洲的“两剑论”阻碍神甫主义萌芽的发展
在欧洲,与儒士主义相对应的,是天主教的神甫。神甫完全垄断教学、拥有丰富的非物质资本,却没能发展出“神甫主义”的萌芽。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神学存在“两剑论”。“两剑论”指两种权力,一种是精神权力,一种是世俗权力。它意味着,对两种权力之剑,神甫只能尽可能地使用其中的一把,不能合二为一。但是,在欧洲,教皇与国王不是一个人,两者之间还经常发生冲突,所以在欧洲不可能产生跟中国一样的控制社会的“儒士主义”。欧洲在16世纪实现基督教的新教改革后,才使新教中的清教非物质道德资本与商人的物质资本合并,使资本主义成形,这是马克思·韦伯的一个的非常了不起的观点。我不同意他对中国社会的论断,但我赞成他对欧洲社会的这种认识。
中国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发展,而是儒家的非物质资本思想遗产怎样发展,中国的儒士主义传统如何继续影响中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