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则探寻纲领
接下来简要地讨论受法国的结构主义理论运动及其派生观点影响的仪式分析的一个分支，它在20世纪后半叶跨学科领域中是非常突出的。这里不是全面地回顾这个期间更大的文化理论主题史的地方；我只是把它作为由仪式理论转到位于仪式之后的文化理论解释的途径。在这一时期结束时——这是我们仍然所处的学术时期——出现了回归仪式分析的运动；而且正是在这点上，当前的IR理论纲领与当代运动是吻合的，但这里重要的方面还是微观社会学。
涂尔干提出，观念结构随群体结构而变化。在涂尔干早期的著述《社会的劳动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1893/1964）一书中，他根据对宗教和法律做的广泛的历史比较提出，具有一致状况的小社会形成了具体的、特殊主义的集体意识，而在有复杂的劳动分工的社会，则形成了更抽象的包含不同经验的意识（275-291）。在《原始分类》（Primitive Classification，1903/1963）中，涂尔干和莫斯引用人种志证据分析了部族社会的分类系统和社会结构。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1965）中，涂尔干提出，康德意义的理解的范畴，人们思维的概念工具，都是社会建构的：空间是群体的地理扩展；时间是人们定期重聚的模式；因果力量的原型来自于超自然力（mana）或宗教力量，它实际上是群体情感的道德压力；把世界分割开的类群划分，起源于图腾标志模型，它们区分出了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划定了它们之间的界限。（关于涂尔干观点的认识论意义的详细分析，参见Ann Rawls 2003。）
但观念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这种对应性也许可从任一方向来看。涂尔干观点的这种含糊性导致出现了相反的研究方案：知识社会学接近于原初的纲领，根据群体实践的差异去解释观念的变化；而结构主义纲领把观念看做是准则或超验模式，群体据此形成结构。
根据涂尔干的仪式模型，我们可以把仪式看做是群体结构与群体观念之间缺失的一环。仪式是社会结构的结点，而且正是在仪式中群体创造出它的符号。但把观念与社会类型相关联，或进一步从社会行动的背景出发，把各种观念相互联系，在方法论上是很容易做到的；人们不再需要去做关于仪式行动的微观人类学研究。仪式去掉之后，只剩下符号系统作为分析对象。这是由列维-斯特劳斯开辟的道路。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目标的顶端成果是《结构人类学》（Structural Anthropology，1958/1963），在此书中他提出，相同的结构形成了任一具体社会的各个社会和文化制度的基础：其亲属关系系统、其驻地布局（例如，半偶族氏族把驻地分成两半）、其艺术形式、语言、神话及其他一切。所需要的是去论证使每个构成要素转变为正式准则的过程。列维-斯特劳斯首先对亲属关系系统做了大量的比较分析（《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1949/1969），他指出，各种各样的婚姻规则，譬如不同形式的堂（或表）兄弟姐妹间的婚姻，具有特定的结构后果：亲属关系形式可以被分析为选择对称或不对称交换的结果，这反过来暗示了短循环和长循环、受限的交换和一般的交换。用后来的术语我们可以说，婚姻规则形成了网络结构。列维-斯特劳斯的分析没有囊括所有类型的亲属关系系统，但是它给了可以这样去做的信心，而且它导致了人们尝试用数学语言去表达这些系统。
亲属关系准则被当作是认识形成所有方面的文化和社会组织准则的切入点。然而，麻烦从一开始就在这个大纲领中突现出来了。很快变得明显的是，语言的不同并不跟亲属关系系统的不同相对应，而且许多其他方面的社会制度之间也难以相对应。15在这方面，列维-斯特劳斯在其生涯中提出了一个极其雄心勃勃的功能主义的纲领，他试图不仅说明具体社会的各种不同制度是如何整合在一起并相互支持的，而且想证明它们都是相同的基本准则作用的结果。当明显发觉这个研究不可能有结果时，列维-斯特劳斯退而缩小了（虽然仍然非常大）研究领域，即进行准则探寻分析：神话的结构解释。
在这一时期，列维-斯特劳斯得出，大的一体系统是一些对立的两极具体作用的结果。此观念来自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其核心观点是，意义单位、可辨别的声音元素或音素，是通过与其他声音元素对照而形成结构的。每种语言都建立在一套任意的声音区别或差异基础上。这些一起组成了一个系统，而且只是在这样一个系统脉络中，具体词条才是有意义的。16列维-斯特劳斯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中，已经开始把结构看做是一种语言，他提出，婚姻伙伴的交换不仅是一种规则形成的结构，而且是一种沟通系统：女子作为妻子被从一个家庭送到另一个家庭，她们是使者，而且他们的孩子，通过此系统循环下去，他们既是连接关系的回报，也是此关系的提示物。
列维-斯特劳斯（1962/1969）接下来想进一步破译跨越整个文化领域的神话。他关注的不再是独特的部族单位，不再坚持去说明各个部落有它自己的准则。相反，列维-斯特劳斯开始探寻所有准则的准则。神话元素中的形式类同，以及在具体描述中它们的组合和对立，可以被解释为根据二分法而组织的准则。神话把世界的构成区分为一类是结合在一起的，另一类是相对立的。神话系统因此设定了思维框架，也设定了什么是许可的和什么是可恶的明显界限，从而也含蓄地确定了谁是一名合乎要求的社会成员，谁不是。这些仍然是涂尔干派的共同观点，但重点已从社会结构转移到了符号结构。如列维-斯特劳斯探寻的人类思维的基本准则，他解密的消息是关于最早期的人类历史的变革。南美洲的神话告诉了我们在未加工和烹饪过的食物之间的不同、人与动物分离的标志以及文化与自然区分的标志；更重要的，它是构成人类社会群体的图腾象征的历史。有讽刺意义的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方法现在又回到了功能主义者所批判的历史主义人类学；但在这里，列维-斯特劳斯又使文化事项脱离了它们在当代社会仍起作用的背景，只是把它们解释为历史的遗留物。列维-斯特劳斯无视现存社会系统的完整性，而是把来自无关的文化的零零点点的符号，拼凑成了一个说明原始思维结果的比较系统；他的解释比弗雷泽或列维-布鲁尔的观点更形式化，只是拒绝了他们的进化论和原始思维不如现代思维合理的观点。列维-斯特劳斯摆动在主张无时间的人类思维模型——一类永恒的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意识，和主张对人类社会诞生时的思维是什么样做历史解读之间。列维-斯特劳斯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大胆和冒险的思想家，但是我们需要揭开他研究思路的面纱。他是从人类学家实地记录成果中，翻阅一件又一件的经验文献，而当突然遇到困难时就从一种结构解释转移到另一种，但他从不明确承认假说失败了或者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参见施奈德［Schneider 1993］对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不一致之处的分析）。
当然，列维-斯特劳斯不是结构主义运动的独行者，此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在法国非常盛行。结构主义有广泛的应用范围，它作为精练的分析工具来自于文学评论和比较民俗学中的俄国和布拉格的形式主义者 （Jameson 1972）。什克洛夫斯基、巴赫金、雅各布森和其他人提出了重复性或原始型的剧情结构，特别是创作戏剧和叙述故事的情节紧张和对立；按索绪尔的观点，它是创造意义的对立。形式主义方法抓住了一个动态的或生成性的元素，对文学手段的分析着眼于，文化意义的新系统是如何由先前文本和表现系统的比喻和换喻的转变产生的。运用这些工具，法国结构主义运动广泛涉及了所有文化领域，探寻由文化所产生的准则。例如，巴特（Barthes 1967）分析了作为对立和组合系统的高级女式时装的流行，认为这表现了结构关系和含蓄地把人们置入不同的社会等级。鲍德里亚（Baudrillard 1968/1996）把这一方法运用到了现代商业化的文化，提出新产品的更替季节性或年度性地发布，目的在于市场地位的排序。物质消费世界可以被看做跟文本一样；分析语言、神话和文学作品结构的工具，也可扩展用到分析那些构成人们对整个物质世界解释的对立和组合系统。德里达和其他人详尽阐述了结构主义分析的认识论含义；“解构”这一术语是指，分离普遍接受的文化项目，以说明意义得以形成的结构要素。
结构主义者或准则探寻纲领提出的这一点，被其后来的追随者，最著名的是德里达和福柯（Foucault），颠覆了其核心主张。解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运动批评了存在着单一的结构准则的观点。列维-斯特劳斯曾提出，文化是建立在二元对立准则基础上的，但他从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明。相反，也许存在着多轴的分化；符号可以表达许多方面的对照；符号系统是多义的，可表达多重意义。意义回应的含糊性和多重性的重要意义，自20世纪中叶以来得到了那些研究文体效果，特别是对诗歌（例如Empson 1930）的文学批评家的强调。解构主义者扩展了这一点，其高喊的观点是（并非不含有意识形态的意向），处于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对文化系统的解读可能是极不相同的，同一人采用的观点不同也肯定会有不同的解读。
因此更广泛的结构主义运动也遇到了跟列维-斯特劳斯差不多一样的难题：学者们都想提出探寻准则的一个方法，但我们从未有把握地获得我们都赞同的对所有其他来说是根本性的准则。实际上，后来的解构主义者，没有意识到，他们回到了一个更情境性的观点：跟微观社会学家一样，他们必须回到原本的进行意义建构的具体地点。但是微观社会学几乎不为法国学术界和采用了这一方向的文学学科的人所知晓；且作为结构主义运动源泉的涂尔干的观点也被完全忘记了。17事实上，准则探寻纲领忘掉或忽略了仪式。它强调产生准则、思想的认知结构，或超越情境的思路结构；故其关注点处于任一时空点之外。后现代主义者缺乏微观社会学知识，故他们把意义建构的定位看做是广义的历史性的，处于主体的观念史框架中（如福柯关于性的著作），或处于资本主义或全球经济或电子通讯网络的历史阶段中（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持有结构机械主义观点）。这些运动对于回归到一个赋予意义的单一的主导框架具有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没有办法去分析意义实际上是如何被情境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