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从1926到1930年，我对赞德地区进行了三次考察，总共在那里居住了大概20个月。这几次考察是应英-埃属苏丹政府（the Government of the Anglo-Egyptian Sudan）的邀请进行的。英-埃属苏丹政府是这几次考察的主要资助者，此外它慷慨出资200英镑支持本书的出版。我还得到了英国皇家学会和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管理人的帮助。在此，我谨向以上所有机构和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曾在塞利格曼（C.G.Seligman）教授的指导下学习人类学，并根据他的建议，我继续他与夫人在英-埃属苏丹的民族学考察。我深受这两位师长的恩泽，他们引导我开始研究苏丹，并为我的考察筹措资金。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他们不断地给我提供帮助、建议以及诚挚的友情。此外，非常感激塞利格曼教授为本书写了前言。我还要在此对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教授深表谢意，他的教学使我受到很多启发。

在苏丹，当时任内务书记的哈罗德·麦克迈克尔爵士（Sir Harold MacMichael），既是一位官员又是一位学者，除了代表官方，他个人对我的研究也颇有兴趣。虽然我为政府工作，而且费用也主要由政府承担，但是我行动自由，能够去任何我愿意去的地方，自行决定停留时间的长短，并且可以在任何我认为合适的时间离开这个国家。我受到的这种礼遇表现出哈罗德·麦克迈克尔爵士对科学工作所需条件的充分理解，对此我非常感激。我还要感谢希莱尔森（S.Hillelson）先生，他是我的正式监护人和朋友，每次去苏丹考察，我都和希莱尔森先生及其夫人在喀土穆相聚，他们的家是个温暖的庇护所，总是令我难以忘怀。

在赞德地区，所有我接触过的人都给了我热情的接待和帮助，他们是：加扎勒河省的行政长官，廷比奥、梅里迪、泰姆布拉、多鲁马的行政职员，泰姆布拉、利兰古的医疗人员，以及廷比奥、梅里迪、巴富卡、尼安加拉的传教人员。是他们在我孤独的时候给我温暖，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把此书献给梅杰·拉肯（Major Larken），以此向他特别致以深切谢意。他毫无保留地运用他在阿赞德人中间的影响支持我的工作，没有这份支持，我的工作不可能取得大的进展。他以极大的兴趣关注我的研究，而且长时间地与我友好相伴，不断激励我作进一步的努力。梅杰·拉肯认为我的工作可能会对阿赞德人有益，在他看来，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这是一项值得去做的工作。

我还要向那些为本书提供信息的阿赞德人致以最衷心的感谢，虽然他们永远看不见写在本书中的致谢辞。在考察过程中我总是明确地对他们说，我在写一本向他们的子孙介绍他们习俗的书，如果他们提供的信息不真实，就不仅会欺骗我而且会欺骗他们的后代。对于他们的叙述，我则忠实地作了记录。除了感谢阿赞德人对这本书所作的贡献以及他们与我的数月相伴，我还要特别提及两位仆人，即梅卡纳（见整版图片十八）和卡曼加（见整版图片十三）；还有两位经常为我提供信息的人，一个是基桑加（见整版图片十二），另一个是库阿格比阿鲁（见整版图片四（1））；还有鲁本，我在赞德地区期间，他曾经为我工作过一段时间。

除了C.G.塞利格曼教授，以下人类学界的朋友阅读了本书的大部分章节并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他们是：I.沙佩拉（I.Schapera）教授、M.福蒂斯（M.Fortes）博士、H.M.格拉克曼（H.M.Gluckmann）博士。在考察的间歇，我经常与塞利格曼教授、沙佩拉教授、M.福蒂斯博士讨论问题。自从在牛津工作后，我时常与格拉克曼博士进行探讨。感谢A.N.M.汤姆森（A.N.M.Thomson）先生作为非人类学人士为本书提出的意见。感谢W.R.基（W.R.Key）先生在秘书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不倦的热情和勤奋。梅杰·P.M.拉肯与E.C.戈尔牧师（Canon E.C.Gore）是研究英-埃领土上的阿赞德人的两位主要权威，他们阅读了本书并且指出了错误，在此我再次表达不尽的感激。

本书的部分材料以前曾发表过，但是本书在使用这些材料时进行了修改，其中大部分进行了重写。感谢以下书稿和刊物的编辑：《苏丹札记》（Sudan Notes and Records）、《皇家人类学协会期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非洲》（Africa）和《呈给C.G.塞利格曼的论文》（Essays presented to C.G.Seligman），他们允许本书使用曾在他们的刊物和论文集中发表过的文章。感谢这些杂志的编辑和印刷商，还有乔治·罗德里奇父子有限公司，他们允许我使用摄影图片的印版。

E.E.埃文思-普里查德

1937年1月

整版图片一

一位亲王的代理人在里基塔法庭上。他手握代表职责的代理人之刀。